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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臂力不够，捶子不听使唤。一有空他就爬树、举重，锻炼臂力。臂力增加了，他先学着捶小缸。缸体捶起来后，手伸不到缸底，他就在脚下垫些砖头，立起身来干，缸体报废了，又将泥坯和挑重新捶。紧张的劳动把他累得腰酸腿胀，两手磨起了血泡，他不吭声，不泄气，反复苦练，只用了两年多的工夫把做大缸的全套技术学会了，身体也长结实了。他觉得现在可以大显身手帮助父兄做事，让生活过得好一些，便使出最大的力气干活，力求多挣几个钱。别人每天只能捶三口大缸，他却坚持捶四口，而且质量好，每口缸比别人捶的轻十多斤。他的手艺很快超过了师傅，在周围几十里地出了名。
可是在旧社会，广大劳动人民受着残酷地压迫和剥削，购买力非常有限，加上连年灾荒，买窑货的人越来越少。尽管徐海东和他的父兄使出了全身力气，也没能使生活得到改善。相反，连起码的温饱也渐渐成了问题。
有一年冬天，大雪封门，家里断粮，全家老小都为生活发愁。徐海东挑起窑货在冰天雪地里四处串乡，寻找顾主。一路上，他饥肠辘辘，几次晕倒。幸亏一位善良的老婆婆给了他一碗稀粥填肚，才坚持往返六十多里，用窑货换回两斗大米。
在吃糠咽菜也难以为生的情况下，弟兄们商议把家分开，各逃生路。徐海东只身外出，流落异乡。那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找职业十分困难，他只得不要工钱替人打短工，只求把肚子吃饱。辗转流离，到了沔阳，遇到一位早年迁来的同乡，经这位同乡介绍帮人家放鸭子。从春到秋，除了吃喝落得两吊工钱，他便急忙回家看望父母。回家后，看到弟兄们依然缸里无米，灶门缺柴，他便提议重新合家，把自己挣的钱全部拿出来买粮。这样，一家人总算过了个团圆年。
年关过后，春暖花开。日子再怎么过呢？大哥提议暂时向财主借点债，解决目前吃饭问题。其他人都说向财主借债等于伸着脖子让他捏！过去吃过这个亏，万万不能！可是又都提不出个好办法来。正在作难的时候，海东想出了一个主意，他说：“可不可以分头到亲戚和熟人家里去商量，把他们空余的坛坛罐罐借出来变卖，等我们做出了新的再还他们呢？”弟兄们一听，都说：“这个法子好！”父亲也夸他“有心窍”。大家分头到各家，果然借出了不少窑器，变卖后做本，烧起窑来。邻村黄家窑地主黄明南已经看着眼红，便生着法子来敲诈。他硬说徐家窑本名黄家老窑，这里的上地是姓黄的祖基地，诬赖徐家占了黄姓土地，逼迫徐家搬走。如果徐家不搬走，他就要来拆屋砸锅。海东的父亲见黄姓势大，有口难辩，被迫设宴把乡绅们请来说情，并把借坛坛罐罐变卖的钱拿出一大部分备办礼品送给黄明南，才算了事。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那年三月间，海东的四哥徐元海出去赶庙会，听说黎元洪的小老婆也来看戏，便和许多农民一起围着那女人看稀罕。豪绅田泽廷是黎元洪的老表，认为农民围观他表嫂太不成体统，马上令家丁驱赶围观的群众。元海被抓住打了一顿，并被勒令赔款请客，为“夫人”压惊。海东家里又出了一笔冤枉钱。
徐海东对富豪逞凶、穷人受辱，异常愤慨。他几次都要出面与豪绅讲理，都被家里人阻止了。但他怎么也想不通：都是一样人，为什么穷人要受富人的欺侮？富人的狠气是哪里来的？为什么穷人都痛恨富豪却又不敢反抗？他觉得穷人太老实了。他对弟兄们说：“以后对富豪不要忍让，越忍让他越欺压你！”
在徐海东二十三岁那年，他家里又遇到一件受欺侮的事。起因是孝感县一个人贩子拐骗一位妇女到徐家窑，卖给徐海东的叔伯哥哥徐元亮做媳妇。徐家拿不出钱来，人贩子就买通李家咀的大劣绅李廷觉，出面干涉。李派人到徐家窑要带那妇女走，那妇女青中了元亮，不肯走。徐海东的五哥徐元波便同来人一起到李廷觉家里说明情况，要求让女方留下。李廷觉恼羞成怒，把元亮扣押起来，限三日内把女方交出，否则将元波押送孝感县衙门问罪。
徐海东听说元波被扣，坚决反对忍让，主张把元波抢回来。他二姐也说弟兄这么多，还能让他们把元波押走？于是海东作主，派侄儿打听了押送的具体时间，便邀了几个弟兄赶在人贩子前头，来到他们必经的路口周家冲。徐海东在周家冲把事情经过讲给当地一位老人听，得到老人的同情和支持，召唤了一、二十名年轻小伙子帮忙拦截，终于把元波从人贩子手中夺回来了。后来李廷觉知道了这个情况，也没有理由发作，只装不知道。这次斗争胜利了。徐海东从中得到一个启示：豪绅财主并不可怕，只要穷人抱成团，就能对付他们。
找到了救星共产党一九二四年夏季的一天，海东吃过晚饭洗完澡，刚到窑棚外面的场地上纳凉，一个穿长衫带礼帽的青年从对面山上向窑棚走来。还没等徐海东看清是谁，来人打招呼道：“元清兄弟，你好啊？”
徐海东站起来：“你是……”
“你忘了，我是你同学——吝积堂。”
“啊！是你回来了，稀客，稀客！”徐海东忙从工棚中拿出小凳让坐。接看，两人便互相询问别后的生活，开始攀谈起来。
原来，吝积堂曾经与徐海东一起在喻家祠堂读书。之后，他到武昌在董必武主办的武汉中学读书，在武汉中学接受了马列主义教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四年初，吝积堂受党的派遣，和省高级农校学生、共产党员李树珍一起，回原籍作调查研究和革命宣传工作。回家后，受聘在严家湾教书。他知道徐海东出身贫苦，读书时便嫉恶如仇，现在依然对封建统治阶级具有强烈反抗精神，便找上门来做他的工作。
吝积堂向海东讲了别后的生活，接着又介绍他在武汉的见闻，特别提到武汉工人受资本家剥削的惨景和帝国主义军舰在长江里横冲直闯的情况，斥责军阀统治的腐败和黑暗。最后他把话题一转，询问起海东的近况来。
徐海东向吝积堂叙述了他当窑工的苦难经历，讲到豪绅财主欺压穷人的卑鄙行径，愤愤不平地说：“我当了十三年窑工，起五更睡半夜干活，却吃不饱穿不暖，财主还平白无故地欺侮我们，你说这公平吗？”
吝积堂对徐海东的遭遇非常同情。他说：“在如今的世道上，工农大众哪一个不受地主资本家的欺压！帝国主义、官僚买办和封建地主阶级像三座大山压在中国人民头上，逼得人民走投无路，得想个办法改变这种现状！”
海东说：“你读的书多，见识又广，你说穷人能不能找到出路？”
积堂说：“有办法呀！现在俄国共产党已经领导工农大众推翻了反动统治阶级，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俄国革命的道路就是我们的出路！”
徐海东还是头一次听说俄国发生了革命，也是头一次听说穷人有了出路。他兴奋极了，一个劲地向吝积堂打听十月革命的情况，直谈到明月当空，鸡叫头遍才邀吝积堂一起在窑棚中休息。
以后，徐海东经常与吝积堂来往、交谈，还从吝积堂那里得到了《共产党宣言》和《新青年》、《响导》等书刊。他如饥似渴地学起来，有时连饭都忘了吃。一次，他坐在一口新做的缸坯旁边看书，当看到“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的时候，他高兴得挥动拳头说：“讲得好！”不觉一拳把缸坯敲破了。他哥哥说：“老么不晓得看的么子书，简直着了迷。”
革命导师的著作和十月革命的情况，像强劲的东风，吹进了徐海东的心扉，使他开阔了眼界，看到了前途，振奋了精神。他急切地去找吝积堂，问他：“俄国有共产党，中国有没有？”
吝积堂回答：“有哇，听说武汉就有党的组织。”
徐海东说：“你有共产党的书，就必定晓得党的组织在哪里，你能不能帮我去找党？我愿意为共产主义奋斗，粉身碎骨也不怕！”
吝积堂很高兴地答应了，他说：“我正准备过了年到武汉去，我们一起去找吧。”
一九二五年春天，徐海东把自己喂的一只羊牯卖了做路费，与吝积堂、李树珍一起到了武昌。吝、李两人被党组织安排在小学教书，徐海东暂时挑水卖，维持生活。不久，吝积堂向党组织详细汇报了徐海东的情况。经党组织批准，由吝积堂、李树珍介绍，徐海东于这年四月八日在武昌都府堤四十一号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
宣誓那天，徐海东激动得一夜没有睡觉。他回想着自己的苦难经历，联想到在死亡线上挣扎着的劳苦大众，是多么需要共产党人去组织和领导他们起来斗争啊！他感到自己肩上担子的沉重，也意识到革命征途上的困难一定很多。但困难再大，也要去战胜它。他想从今天起，我就是党的人了，我应该更勤奋地学习，党指向哪里就战斗到哪里，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主义战士！
大革命的洗礼徐海东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用挑水挣来的钱交了第一次党费。但是，光挑水卖不是办法呀！党组织确定送他到军队中学习。
那时，北洋军阀部队盘踞着武汉。徐海东的同乡同学、共青团员田道生有个亲戚在武汉刘佐龙部任职。党组织通过田道生找他的亲戚，让徐海东到刘佐龙部，顶替已去职的柳金彪担任副班长。
吝积堂代表党组织对徐海东说：“将来革命需要动刀枪，你要好好学习军事，准备打仗。”徐海东向党保证：“坚决完成任务！”
此后，徐海东便兢兢业业地学起军事技术来。
徐海东所在的那个班，班长叫陈德金，是个老兵痞，但受过正规训练，在军事上很有一套。徐海东便虚心向他请教。陈德金待人刻薄，常常克扣士兵军饷。徐海东每月为数很少的一点津贴全被他刮去了。为了学到军事技术，徐海东不去计较这些。不到半年时间，他就把学来的军事技术常识记了密密麻麻的一本子。半年后进行军事考核，徐海东名列全连第一，被提升为中士班长。
一九二六年七月一日，国民革命军在广东誓师北伐。消息传来，徐海东马上找吝积堂、李树珍商量。他们都说为革命出力的时机已到，决定去广东参加北伐军，在征得党组织同意后，便一同秘密南下。
他们走到韶关附近，正好碰上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十二师张发奎部，三人一起参加了这个部队。当时，徐海东对北伐战争竭诚拥护，认为北伐军一到，旧社会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就会一齐推倒，新的社会制度就会随之产生，穷苦人民就能过上幸福生活了。因此，他对北伐军的将领非常崇敬。
徐海东参加北伐军后，作战非常勇敢，很快升任三十四团三营九连代理排长。不久，攻打汀泗桥，他带领自己的一个徘，采取迂回偷袭的战术，一举歼灭北洋军阀吴佩孚的四个炮兵连，缴获十二门大炮，受到全师的通令嘉奖，正式晋升为少尉排长。
北伐军占领武汉之后，国民党里以蒋介石为首的一批反动分子背叛国民革命的活动日益猖撅，共产党内陈独秀推行右倾投降主义的恶果也日益显露。许多英勇奋战的共产党人被无故清洗或拘捕。这使徐海东受到极大震动。特别是“四。一二”大屠杀的消息传来，使他深深感到国民革命的旗帜已被国民党反动派丢掉了，指靠北伐军解救劳苦大众已经没有希望了，必须另找出路。就在这时候，党组织通知他，尽快离开部队，离开武汉。于是，在党小组长胡增欲的帮助下，他利用值日机会逃出了兵营。
一九二七年六月，徐海东由武汉乘火车到应山杨家寨车站下车，步行回到黄被北乡。一路上，他见到“打倒北洋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拥护国民革命！”的标语依然写满墙头，农民协会仍然很活跃。家乡的老熟人还高兴地告诉他：“夏区最大的劣绅李旭亭被镇压了，财主们再不敢像过去那样逞凶了！”乡村的形势比他预料的好得多，农民热烈的革命情绪使他深受鼓舞。他想，如果党中央把主要精力放在农村，领导广大农民起来战斗，革命仍有成功的希望！他马上打听县委的情况，要求接受任务。不几天，他找到了县委成员田道生，田道生兴奋地说：“你回来得正好，县里正缺军事干部。”黄陂县委确定给徐海东十三个人、一支手枪、八发子弹，任命他为河区农民自卫队大队长。
徐海东领导河区农民自卫队打击地方反动武装，捉拿土豪劣绅，大长了农民的志气，河区农民运动更加高涨。但是不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