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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师一个团顽强奋战，摆脱了10余倍于我之敌的围追堵截，同皖西北道委及部分地方武装会合，继续坚持根据地斗争。当时，留在苏区的几千红军处在20万国民党军的四面包围之中，环境极端艰苦，形势极其险恶。敌军所至，白骨露于野，数里无鸡鸣。红军队伍里，有人产生了悲观情绪，认为“革命完了”。徐海东听了，挥动着拳头大声喊道：“谁说革命完了？革命永远完不了！革命就像这大别山，风吹不倒，地震不摇！”旋即，他率领新组建的红27军第79师经一个多月艰苦转战，左冲右杀，突出重围。在这一个多月时间里，徐海东连续23天没有上床睡过觉。一到目的地，他便一头倒下睡着了。30多个小时后，他才睁开眼睛。当他翻身坐起来时，一口鲜血喷涌而出。
1933年2月，徐海东升任重建后的红25军副军长，协助军长吴焕先连续取得郭家河、潘家河、杨泗寨等战斗的胜利。但在随后的七里坪围攻战和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以及中共鄂豫皖省委执行“左”倾军事冒险路线，红25军在接连失利、减员过半的情况下，被迫从鄂东北转至皖西北，接着又决定返回鄂东北。当时，徐海东正重病在身，躺在担架上随特务连及部分勤杂人员走在队伍的后面。10月初，部队通过潢（川）麻（城）公路时，突遭敌人截击，队伍被切为两段，前后失去联系。徐海东身陷险境，但他处变不惊、指挥若定，集合起被冲散的连队边打边撤，折回皖西北，在那里同道委书记郭述申又树起红28军的旗帜。敌人惊呼：“剿共，剿共，越剿越多，一个红25军没剿灭，又剿出一个红28军！”当时的皖西北地区经敌人多次蹂躏，田地荒芜，庐舍成墟，鸡犬无声，猪牛绝迹。徐海东率领仅有2000多人的红28军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克服重重困难，同近10万国民党军周旋于大别山区。“山沟野坳是我房，野菜山果是我粮，三天不吃饭，照样打胜仗。”这首传诵在红军中的歌谣，是红28军将士战斗生活的真实写照。
有人这样描述徐海东的指挥艺术：“在他所指挥的战役中，失败的时候很少。而他最喜欢的战法，是一种出其不意的奇袭，总是从对方的侧后方去攻击其中心，使敌人措手不及地溃退。他这种战法，叫做从肋骨下去抓敌人的心。”
1934年3月，红28军转战到葛藤山一带。部队刚刚落脚，敌54师第161旅就攻了上来。徐海东先以两个营向一座山头实施佯动，迷惑和调动敌人，尔后只留一个排固守，其余兵力又隐蔽撤了下来。当敌军蜂拥着扑向那座山头时，他集中兵力从敌人侧后猛插一刀，只用了一个多小时，便将161旅大部歼灭，活捉敌代理师长刘书春。当这位保定军校毕业生被带去见徐海东时，怯生生地问：“军长，你是黄埔几期？”
徐海东摇了摇头。
刘书春又问：“那你一定是‘保定’的了？”
得到的回答是：“你别再问了，我既没有听过保定的课，也没进过黄埔的门，我是青山大学毕业。”
刘书春愣愣地想了半天也没闹明白，于是再问：“这青山大学……在哪儿？”徐海东用手指了指屋外重峦叠嶂的山峰：“呶，就在那儿！”
巍巍大别山在早春的暖风中泛起层层绿浪，衬着点点鲜花。这是英雄的山，不屈的山，母亲的山，光荣的山。她哺育了多少英雄儿女，造就了多少钢铁战士。在她的怀抱里，窑工出身的徐海东已经成长为一名骁勇善战、叱咤风云、挟雷携电的红军领袖。
是的，徐海东是大山的儿子，只要看见山，他就像到了家一样备感亲切。在一次转移中，他突然望着前面大声说：“嘿嘿，我们的援兵来了！”大家莫名其妙地问：“在哪儿？”他指着眼前的三个山头笑道：“那不是，三个团哩！”
葛藤山战斗后不久，徐海东率部奔赴河南省商城县豹子岩，同吴焕先领导的队伍会师合编，并出任红25军军长。从此，他领导这支光荣的部队，像一条游龙出没于崇山峻岭之中，游荡于鄂豫皖边之间，设伏高山寨、突击长岭岗、奔袭太湖城、激战扶山寨……
黄土高原建丰功1934年11月16日，按照中共中央创建新苏区的指示，红25军2980余名将士在鄂豫皖省委（到达陕南后改称鄂豫陕省委）领导下，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了伟大的战略转移———长征。部队出征前，徐海东主动提出由中央派来的程子华同志担任军长，自己改任副军长。这已经是他第二次请求降职了。在他当团长时打仗负了伤，归队时上级已任命了新团长，他便自行当起副团长。
部队首先越过平汉铁路，西进桐柏山，北上伏牛山，继入商洛山，历尽艰难险阻，突破重重封锁，摆脱近10万敌人的尾追堵截，于12月9日进抵陕南庾家河。一路上，徐海东不辞劳苦、奋勇当先，哪里有险情，他就到哪里去。在方城县独树镇，部队突遭敌军拦截，前卫被迫后撤。紧要关头，他跃马扬鞭赶到，挥刀冲入敌阵，硬是杀开一条血路。到达庾家河的第二天，部队即遭突袭，当哨兵发现情况，敌人已近在眼前。危急时刻，又是他一马当先，率部反复冲杀。激战中，一颗子弹射进他的头部，他当即倒地昏死过去。这是他第九次负伤，也是最重的一次，四天四夜昏迷不醒。到第五天醒来时，他问身边的人：“现在几点了？部队该出发了吧？”政委吴焕先告诉他，省委已经决定，要以陕南为立足点，创建鄂豫陕苏区。他听后欣然地点了点头。
1935年1月，国民党军对刚刚立足陕南的红25军发动第一次“围剿”。徐海东伤势未愈即随队出征，南下郧西，北上雒南，东进卢氏，西攻华阳，先后取得蔡玉窑、文公岭、石塔寺等战斗的胜利，不但粉碎了敌人的“围剿”，而且扩大了苏区、壮大了红军。恼羞成怒的蒋介石于5月调集重兵再兴“围剿”，并扬言要在三个月内彻底消灭红25军。面对强敌，徐海东主张采取“诱敌深入、先疲后打”
的作战方针，并率部打头阵，先向北，后向东，再向南，拖着敌人转圈子。尔后突然西进，四天急行军560里。战士们不理解，讲怪话。他笑道：“不走了，等等看。哪一路敌人先到，就打哪一路。”几天后，待敌警备第1旅气喘吁吁地追来时，红25军将士早已养足精神、严阵以待，在山高林密的袁家沟口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生俘敌旅长唐嗣桐，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战士们高兴地说：“咱们的路没白跑！”
7月中旬，红25军北出终南山，在西安附近的引驾回从敌人的报纸上获得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并北上的消息。徐海东喜极之余，当即向省委建议西征北上，接应中央。他在7月15日召开的省委紧急会议上动情地说：“在此行动中，即使我们这3000多人都牺牲了，也是光荣的。”省委其他同志怀着同样的心情一致决定：红25军主力立即撤离鄂豫陕苏区，西进甘肃，牵制敌人，全力策应主力红军的北上行动。
第二天，部队便在“迎接党中央！迎接一、四方面军！”的口号声中出发了。徐海东率领前卫团一路急行，打下两当，夜袭天水，强渡渭水，进占秦安，威逼静宁，攻取隆德，截断西（安）兰（州）公路。尔后翻越六盘山，在白水镇击溃马鸿宾一个旅，在四坡村消灭马开基一个团。不幸的是，在四坡村战斗中，政委吴焕先壮烈牺牲。徐海东为失去这位他最敬重的同志、最亲密的战友而悲痛欲绝。他擦干泪水，掩埋好烈士的遗体，率领红25军继续前进。
部队在西兰公路附近又与敌人周旋了半个多月，天天派人打听中央和主力红军的消息，然而天天一无所获。这时，敌人又从四面围拢过来，欲置红25军于死地。代理省委书记和军政委的徐海东，率部跨泾水，过绍山，于9月15日到达延川县永坪镇，同刘志丹领导的陕甘红军会师，胜利结束长征。
红25军是第一支长征到达陕北的部队。它西征甘肃的战略行动虽然没有迎接到党中央，但牵制了大量敌人，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的北上行动。特别是它到陕北后，同红26、红27军合编为红15军团，并在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和副军团长刘志丹领导下，立即投入到陕甘苏区第三次反“围剿”作战中，先后取得劳山战役和榆林桥战斗的胜利，为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创造了有利条件。
劳山战役后，毛泽东即率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陕北吴起镇，并写信给徐海东、程子华和刘志丹，感谢他们的帮助和支援。信中说：“现在，中央红军、25军和陕北红军这三支部队会合了！我们的会合，是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伟大胜利，是西北革命运动大开展的导炮！”徐海东看后兴奋地说：“毛主席快到了，再打它一仗，作为见面礼！”随即，他率部南下攻打张村驿。战斗刚开始，程子华即派人来送信，说毛主席下午要到军团部。他立即策马扬鞭往回奔，135里路，三个多小时就赶到了。见到日夜想念的毛主席，一句“海东同志，你们辛苦啦！”竟使他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自红四方面军主力撤出鄂豫皖苏区后，红25军就一直孤军奋战。由于没有电台，听不到中央的声音，得不到中央的指示，就像与亲人失散的游子一样无依无靠。现在好了，党中央来了，毛主席来了，中央红军来了！当徐海东带着毛主席的问候和送给他的电台返回前线时，他感到浑身都是力量。从此，他在党中央和军委首长的直接领导下，斗志更旺，作战更勇，信心更足，作风更强。
1935年11月，他率部会同红1军团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1936年2月，他领兵参加东征，威逼山西省会太原，巩固了陕甘苏区，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1936年5月，他又挥师参加西征，直捣三边（靖边、安边、定边），西出豫旺，为策应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创造了条件。
埃德加。斯诺就是在这时来到陕北、访问豫旺县城的，从而在他的《西行漫记》中有了那篇著名的“红色窑工徐海东”。在斯诺看来，要了解红军，了解中国革命，展望中国革命的未来，徐海东其人其事便是最好的材料。连后来叛变革命的张国焘在其《我的回忆》中也承认：“徐海东的奋斗经历，是一篇标准的红军军人的壮烈史诗……”
1936年12月，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并电请中共中央派人前去协助解决，同时请求徐海东率领红军主力帮助抵抗国民党亲日派的进攻。徐海东接到中央命令后，以红军南路总指挥的身份，率部星夜开赴西安。杨虎城见了老对手，惊喜而遗憾地说：“哎呀，你就是徐海东啊，咱们早合作就好了！”东北军官兵看到纪律严明的红军，更是欢呼雀跃：“好！好！现在若打起来，我们和红军、西北军三军联合，就谁也不怕了。”国民党亲日派得知徐海东到来，则急令部队连夜后撤40里！
“七七事变”后，徐海东率领八路军第344旅奔赴华北抗日前线，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大捷和晋察冀边区反“八路围攻”、晋东南反“九路围攻”，指挥了温塘、张店和町店等战斗，从山西打到河北，从正太路打到平汉线。由于日夜转战、劳累过度，他口吐鲜血，于1938年8月病倒在战场上，不得不返回延安疗养。病情稍有好转，他又请命前往华中，于1939年12月抱病指挥新四军第4支队进行反“扫荡”，与敌激战三昼夜，取得周家岗战斗的胜利，巩固并扩大了皖东抗日根据地。然而，就在这次战斗的总结会上，他又大口吐血，晕倒在讲台上，从此一病不起。
留取丹心照汗青徐海东在他的《生平自述》中这样写道：“我这一生，所经历的道路是光荣曲折的。党把我一个没有文化、受尽旧社会痛苦、百事不懂的手工业工人，培养成一个高级将领。使我不安的是为党、为人民做的工作太少，病的时间太久。今后我将像以往，虽然不能再为党更多地工作，但要做一个永远忠实于党、忠实于人民、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共产党员。”
这段话充分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矢志不渝的崇高信仰。战争年代，不管生活多么艰苦，环境多么险恶，斗争多么复杂，他始终怀着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必胜的英雄胆略，勇猛顽强，不屈不挠，率领部队跨急流，过险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