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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的喧哗不知何时已经悄然无声，万千庶民拥上了城头，密麻麻挤满了垛口，人人大张着嘴巴却没有一个人说话，所有人都陷入了可怕的梦魇。那一刻，獒犬们也没有了声息。魏假第一次真正地瑟瑟发抖了，没有说一句话，没有发布一则王命，悄悄挤出了人群，挤下了城头……
“信陵君，你好毒的口也！”
三日后，魏假从卧榻上起来，不得不举行残缺凋零的朝会，第一句话便是怨恨的感喟。没有丞相，没有上将军，只有一片王族贵胄与仅有的十多名大臣博士。人人脸色阴沉，没有一个人有说话的意思。魏假无奈，教太子逐个征询，竟然还是没有一个人说话。魏假大怒，一脚踢翻王案，甩着大袖径自去了。三日后，只有一个王族老臣秘密上书，一卷竹简只有两句话：“纵然有粮，城墙终究不支。水困难脱，唯保宗庙足矣！”魏假很清楚，老臣是说出路只有一条，那便是降秦。可魏假还想撑持一段时日，大梁毕竟城高墙厚，粮仓兵器库又都是满当当，纵然无法打仗，民变兵变决然不会生出。或许天意转机，在撑持时日楚国齐国会出兵，甚或秦王死了秦国乱了，魏国岂不大难不死，魏假岂不成了天下英雄？毕竟，秦王虎狼暴虐成性，上天终究会惩罚他，谁能说准这个天谴不在明天？种种思谋之下，魏假下了一道安民王书，谎称齐楚两国将出动水军战船前来救魏，要民众各安其所静待援军。于是，惶惶万状的大梁城民众，终究些许松了口气。左右没法打仗没法出城，只有天天站在自家屋顶守望水势了。
不料，水淹一月之后，固若金汤的大梁竟然出现了种种奇异迹象。所有的井水都溢出了井口，所有的街路房屋大墙都潮湿得水淋淋，所有的粮食都生出了绿芽，所有的肉食都霉绿发臭。直至街中积水渐渐增高，大梁城便再也没有了往昔的蓬勃生机。此后，城砖石条一块块脱落，露出了夯土墙体；不到旬日，夯土墙体悄无声息地瘫成了一堆堆泥山，渐渐地，泥山也没有了……水淹大梁两个月后，秦军已经堵上了水口，冰势已经渐渐退去。纵然如此，凄惨的景象仍然在继续。厚厚的淤泥填平了所有的洼陷，堵塞了一切进出大梁的通道，两月前还雄峻异常的大梁，已经变成了一片茫茫灰黄的废墟。
这时，即或秦军撤兵，魏国王室也无路可逃了。
三月之后，厚逾数尺的淤泥结成了硬实的地面，秦军进入大梁了。
魏王假袖着来不及递出的降书，被王贲俘获了。看着这个满身狗骚气的嬴弱国王，王贲连认真呵斥几句的兴味也没有，认人之后大手一挥便走了。次日，魏假被姚贾押上一辆特制的青铜囚车，向咸阳辚辚去了。
这是公元前224年夏秋之交的故事。
六、缓贤忘士者 天亡之国也
魏国的灭亡很没有波澜，算是山东六国的寿终正寝典型。
一个国家的末期历史如此死一般寂静，以至在所有史料中除了国王魏假，竟然找不到一个文臣武将的影子，在轰轰然的战国之世堪称异数。作为国别史，《史记·魏世家》对魏国最后三年的记载只有寥寥三行：“……景湣王卒，子王假立／王假元年，燕太子丹使荆轲刺秦王，秦王觉之／三年，秦灌大梁，虏王假，遂灭魏以为郡县。”列位看官留意，三行之中，最长的中间一行说得还是国际形势。魏王假在位三年，实际只发生了三件事：秦灌大梁，虏王假，灭魏以为郡县。每读至此，尝有太史公检索历史废墟而无可奈何之感叹。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魏国实在没有值得一提的人物了。
在山东六国之中，魏国灭亡的原因最没有秘密性，最没有偶然性，最没有戏剧性。也就是说，魏国灭亡的原因最清楚，最简单，最为人所共识。后世史家对魏国灭亡的评论揣测很少，原因也在于魏国灭亡的必然性最确定，只有教训可以借鉴，没有秘密可资研究。《史记·魏世家》之后有四种评论，大约足可说明这种简单明了。
其一，魏国民众的记忆感喟。百余年之后，太史公在文后必有的“太史公日”中记载云：他到大梁遗迹踏勘搜求资料，在已经变成废墟的大梁遇见了前来凭吊的魏国遗民（墟中人）；遗民感伤地回顾了当年秦军水攻大梁的故事，“说者皆以为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也就是说，民众认定魏国衰弱灭亡的原因，是没有用信陵君。
其二，太史公自家的评价。太史公先表示了对大梁民众的评价不赞同，后面的话却是反着说。其全话是：“……（对墟中人之说）余以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佐，曷益乎？”直译，太史公是说：我不能苟同墟中人评判。天命秦统一天下，在其大业未成之时，魏国便是得到伊尹（其名阿衡）那样的大贤辅佐，又能有什么益处呢？果真将这几句话看作为魏国辩护，未免小瞧太史公了。究其实，太史公显然是在说反话。如同面对一个长期患有不治之症的病人，有人说这种病服了仙药也没用，你能说这个人不承认那个人有病么？也就说，太史公实际是有前提的，魏国失才之病由来已久，此时已经无力回天矣！
其三，东汉三国人评价。《史记·魏世家·索隐》引三国学人谯周对魏国灭亡之评说云：“以予所闻，所谓天之亡者，有贤而不用也，如用之，何有亡哉！使纣用三仁，周不能王，况秦虎狼乎！”谯周评说是历史主流的评判，他阐明了这样一个简单实在的道理：有贤不用，便是史谚所谓的“天亡之国”。若殷纣王用三个大贤（微子、箕子、比干，孔子称为三仁），纵然是明修王道的周室也不能取代殷商而王天下，何况秦国虎狼之邦，如何能灭亡果真用贤的魏国？应当说，谯周之论是对天命国运观的另一种诠释，因其立足于人为（天亡即人亡），因而更为接近战国时代雄强无伦的国运大争观，与战国时论对魏国灭亡的评说几无二致，应该是更为本质的一种诠释。
其四，后世另一种评价。《史记·魏世家·索隐述赞》云：“毕公之苗……大名始赏，盈数自正。胤裔繁昌，系载忠正……王假削弱，虏于秦政。”述赞评价的实际意思是：自立国开始，魏国便是个很正道的邦国，只是魏假时期削弱了，灭亡了。这是史论第一次正面肯定魏国。两千余年后，这种罕见的正面肯定在儒家史观浸润下弥漫为正统思潮。清朝乾隆时代产生的系统展示春秋战国兴亡史的《东周列国志》，其叙述到魏国灭亡时，引用并修改了这段述赞，云：“史臣赞云：毕公之苗，因国为姓。嗣裔繁昌，世戴忠正。文始建侯，武益强盛。惠王好战，大梁不竟。信陵养士，神气稍振。景湣式微，再传而陨。”此书以“志”为名刊行天下，并非以“演义”为名，显然被官方当做几类正史的史书。这说明，这种观念在清代已经成为长期为官方认可的正统评价。这种评价的核心是：忽视或有意抹煞魏国的最根本缺陷，而以空洞的正面肯定贬损“暴秦”，与三国之前客观平实的历史评判有着很大的距离。但是，它毕竟是一种观念，而且是长期居于正统地位的评判，我们没有理由忽视它。
一个“繁昌忠正”的国家能削弱而灭亡，这本身就是一个历史悖论。
历史评判的冲突背后，必然隐藏着某种被刻意抹煞的事实。
这个事实最简单，最实在：长期地缓贤忘士，而最终导致亡国。
魏氏部族是周室王族后裔，其历史可谓诡秘多难。
西周灭商之初，三个王族大臣最为栋梁：周公（旦）、召公（爽）、毕公（高）。其中的毕公姬高，便是魏氏部族的祖先。西周初期分封，毕公封于周人本土的毕地，史称毕原。《史记·集解》引唐代杜预注云：“毕在长安县西北。”据此可知，毕原大体在当时镐京的东部，可算是拱卫京师的要害诸侯。之后，不清楚发生了何等样事变，总之是“其后绝封，为庶人，或在中国，或成夷狄”。检索西周初年的诸多事件，其最大的可能是，毕公高或深或浅地卷入了殷商遗族与周室王族大臣合谋的“管蔡之乱”，否则毕公部族不可能以赫赫王族之身陡然沦为庶人，其余部也不可能逃奔夷狄。其后，历经西周东周数百年无史黑洞，毕公高的中原后裔终于在晋国的献公时期出现，其族领名毕万，一个极为寻常的将军而已。
晋献公十六年（公元前661年），晋国攻伐霍、耿、魏三个小诸侯国，毕万被任命为右军主将。此战大胜，晋献公将耿地封给了主将赵夙，将魏地封给了右将军毕万。从这次受封开始，毕万才步入晋国庙堂的大夫阶层。也许是部族坎坷命运艰险，这个毕万很是笃信天命，大事皆要占卜以求吉凶。当年，毕万漂泊无定，欲入晋国寻求根基，先请一个叫做辛廖的巫师占卜。辛廖占卜，得屯卦，解卦云：“吉（卦）。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繁昌。”因为屯卦是阐释天地草创万物萌芽的蓬勃之象，对于寻求生路者而言，确实是一个大大的吉卦。后来的足迹，果然证明了这个屯卦的预兆。这次，毕万也依照惯例，请行占卜，意图在于确定诸般封地事项。晋国的占卜官郭偃主持了这次占卜，解卦象云：“毕万之后必大矣！万，满数也；魏，大名也。以是封赏，天开之矣！天子日兆民，诸侯日万民。今命之大，以从满数，其必有众。”于是，毕万正式决断：从大名，部族以封地“魏”为姓氏；从满数，全力经营这方有“万民诸侯”预兆的封地。
至此，晋国士族势力中正式有了魏氏，魏国根基遂告确立。
其后，晋国出现了晋献公末期的储君内争之乱。此时毕万已死，其子魏武子选准了公子重耳为拥戴对象，追随这位公子在外流亡十九年。重耳成为晋国国君（文公）后，下令由魏武子正式承袭魏氏爵位封地，位列晋国主政大夫之一。由此，魏氏开始了稳定蓬勃的壮大。历经魏悼子、魏绛（谥号魏昭子）、魏嬴、魏献子四代，魏氏已经成为晋国六大新兴士族之一（六卿）。这六大部族结成了最大的利益共同体，不断吞灭、瓜分、蚕食着中小部族的土地人口，古老的晋国事实上支离破碎了。又经过魏筒子、魏侈两代，六大部族的两个（范氏、中行氏）被瓜分，晋国只有四大部族了。经过魏桓子一代，魏氏部族与韩赵两部族结成秘密同盟，共同攻灭瓜分了最大的知氏部族。至此，魏赵韩三大部族主宰了晋国。
承袭魏桓子族领地位的，是其孙子魏斯。魏斯经过二十一年扩张，终于在二十二年（公元前403年），与赵韩两族一起，被周王室正式承认为诸侯国。魏斯为侯爵，史称魏文侯。从这一年开始，魏氏正式踏上了邦国之路，成为开端战国的新兴诸侯国。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魏国的政治事件成为我们必须关注的对象。
自魏文侯立国至魏假灭亡，魏国历经八代君主一百七十八年。在春秋战国历史上，近两百年的大国只经历了八代君主，算是权力传承之稳定性最强的国家了。这种稳定性，当时只有秦国齐国可以与之相比，国君代次显然还要稍多。魏国君主平均在位时间是二十二年有余，若除去末期魏假的三年，则七任君主平均在位时间是二十五年有余。应该说，在战国那样的剧烈竞争时代能有如此稳定的传承，是极其罕见的。列位看官留意，之所以要将代次传承作为政治稳定的基本标志，原因在于世袭制下的传承频繁国家，都是变乱多发所致。是故，君位传承频繁，其实质原因必定是政治动荡剧烈，君主传承正常，其实质原因也在于这个国家的政治稳定性强。当然，也不能绝对化地说，稳定性是传承少的唯一原因。譬如魏国，其传承代次少，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出现过两个在位五十年以上的国君：魏文侯在位五十年，魏惠王在位五十一年。其余两个在位时间长的君主是：魏武侯二十六年，魏安釐王三十五年。这四任君主，便占去了一百六十二年。
魏国政治传统的基本架构及其演变，都发生在这四代之间。
这一政治传统，是破解魏国灭亡秘密的内在密码。
魏文侯之世，是魏国风华的开创时代。
战国初期，魏国迅速成为实力最强的新兴大国，对天下诸侯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力。尤其对西邻秦国，魏国以强盛的国力军力，夺取了整个河西高原与秦川东部，将秦国压缩得只剩下关中中西部与陇西商於等地。这种令天下瞠目结舌的崛起，根源在于魏文侯开创了后来一再被历史证实其巨大威力的两条强国之路：一是积极变法，二是急贤亲士。
先说变法。魏文侯任用当时的法家士子李悝，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