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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血文明-第18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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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这件震惊天下的大谋杀,案件当时并未告破。
  为此,这次大谋杀给帝国君臣敲响了复辟势力已告猖獗的警钟,将帝国君臣从“天下和平”、“靡不清静”的时势评估中解脱了出来。时隔年余,嬴政皇帝微服出行关中,夜行兰池宫外,又遭数名刺客突袭。若非随行四武士力战击杀刺客,嬴政皇帝也许那一次就真的被复辟势力吞没了。博浪沙大谋杀事件,兰池宫逢盗遇刺事件,是帝国新政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此后,嬴政皇帝与帝国权力的注意力,发生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性变化——从全力关注构建文明盘整天下,转为关注对复辟暗潮的查勘,终于导致了三年之后(始皇帝三十四年)对复辟势力的公开宣战。从大巡狩而言,博浪沙大谋杀事件,也导致了嬴政皇帝出巡使命的重大改变——从相对简单的新政宣教,转变为巡边、震慑复辟与督导实际政务三方面。这一转变,从马上就要到来的又一次大巡狩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轨迹。
  第四次大巡狩,在始皇帝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时年嬴政四十五岁。
  这次大巡狩的路线是:咸阳——经旧赵之地——入旧燕之地——辽西郡——碣石——返回再经燕赵旧地——经上郡进入边地——巡视北边——南下归秦。这次大巡狩在史料中记载得最为简单,然实际意涵却最为丰富,主要大事是:碣石宣教新政,督导迟滞工程(坏城郭,决川防),部署求仙事,巡视九原并部署反击匈奴战事。若将史料残留的“点”联结起来,这次大巡狩的实际作为,则立即清楚地表现出内在的轨迹——这次大巡狩,无疑是嬴政皇帝即将实施的内外战略的预备举措。这个内外战略是:对外大举反击匈奴,对内大举镇压复辟。这两个大战略,是紧密相连的一个整体:镇压复辟必须以肃清长期边患为保证,巩固边地又必须以整肃内政为根基。
  尽管史料对嬴政皇帝的北巡只有最简单的九个字:“始皇巡北边,从上郡入。”然只要将前后事件通联,这九个字的分量便大大的不同了。就事实说,匈奴长期为患北边,此时的秦军已经退守到九原黄河以南的北地郡与上郡驻扎,连紧靠大河的“河南地”也成了匈奴的不固定领地。要一举占据河南地,并扫灭阴山草原的匈奴主力,将匈奴部族驱赶得远离华夏,便要大举歼灭匈奴的有生主力骑兵;而要真正做到一举大胜,没有通盘的战略筹划是不可能的。此时的九原直道尚未修成,粮秣兵器仍得通过上郡输送,诸方协同尤其要紧。事实上,正是在这次北巡之中,嬴政皇帝与蒙恬、扶苏等协同各方会商部署,最终议决:来年大举反击匈奴,战胜之后立即开始修筑长城。第二年的事实进展,几乎是完全地依照嬴政皇帝的战略筹划完成了。
  唯其了解这一轴心目标,立即便可明白:所谓东游碣石,所谓部署求仙,全然是政道示形之法。用今日语言说,是造势以惑人。惑谁?自然是惑匈奴,惑一切有可能窥见其真实战略意图的内外敌对势力。唯其惑人,嬴政皇帝在这次大巡狩的东部之行中,将求仙之事铺排得很大,而且大举铺排了两次:第一次,公然地隆重地派遣卢生出海,访求两位传说中的古仙——羡门古仙、高誓古仙;第二次,嬴政皇帝即将离开东部之前,又大张旗鼓地派遣韩终、侯公、石生三人率船队出海,求仙人不死之药。
  之后,嬴政皇帝的车骑仪仗销声匿迹了。
  百年之后的司马迁,尚且只能留下九个字。此足以说明,直到后来的西汉时期,人们仅仅知道嬴政皇帝那次去了北地巡边,至于究竟在巡边中做了些什么,却一无所知。不是司马迁不想记述,而是因为没有依据。这成为了一个永远湮没了的秘密。
  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是:在嬴政皇帝离开东部之前,此前被派出求仙的卢生入海归来了。卢生求仙无着,却带回了那则载于史册的“亡秦者胡也”的著名谶言。这则谶言的形式载体很是不清楚,只说是“图书”。若依据传统分析,这则预言当是图谶形式,也就是某种皮张上画有一幅意向模糊的图画,旁边一句字迹古奥而含意似明不明的一句谶言。这幅画究为何物,已不得而知了。然这句谶言,却是明白无误地被记载了下来。
  这件事至少说明:其一,嬴政皇帝在东部碣石逗留的时间不会很短,估计至少两个月上下,否则以古代船只之航速卢生不可能完成往返。最大的可能是,嬴政皇帝在有意等候。之所以如此,完全是要教天下认定:皇帝东游只是要求仙,别无他事。其二,天下复辟势力也关注着边患,企图借匈奴之力火中取栗,有意制造了这则谶言,借以扰乱嬴政皇帝心神,并激发秦军早日与匈奴大战。因为,在六国贵族看来,匈奴正在强大之时,而秦军正在多年大战后的疲弱之期。与强大的匈奴开战,时日越早,对秦军越是不利。若秦军主力一旦战败,则复辟势力自可趁机大举起事。
  以帝国第一代君臣之雄才大略,不可能看不透如此浅薄的伎俩,更不可能如《史记·集解》中东汉经学家郑玄所解释得那般荒唐:“胡,胡亥,秦二世名也。秦见图书,不知此为人名,反备北胡。”距始皇帝仅百年之遥的司马迁,自然清楚这则谶言之实际所指,更不可能不知道秦二世之名,然却相对暖昧了许多,只录谶言,而不直说因果关系,只在记载谶言之后说了事实:“始皇乃使蒙恬发兵……”虽然,司马迁的指向显然也与郑玄相同,然却硬是不明说。这里显然有两个原因:一则是司马迁“信则存信,疑则存疑”的相对严肃的治史态度,自知此等说法荒诞不经,遂不予置评;二则是司马迁基于西汉时期之大势,对秦帝国的历史只能是表面相对公正,而实则腹诽。此等堆积烟云的录史笔法,笃信怪力乱神的解说手法,是后世史家与注释家解读秦帝国历史的两大基本弊端。唯其如此弊端丛生,遂使秦帝国的种种历史真相的澄清变得分外艰难。这是后话。
  依据常理解析,嬴政皇帝与随行重臣成算在胸,根本不会为谶言所动。然在表面上,帝国君臣却向外界释放了这则谶言,嬴政皇帝也正好以此谶言为白头北上巡边。这当如何解释?若果然如郑玄所言,看作帝国君臣愚昧不识天机,诚可笑也。显然,这是帝国君臣的将计就计——你要出谶言么,我便正好借此反击胡人,做好这件最该做的大事。
  当然,嬴政皇帝在东部的时日,也非全然耗费在求仙事上。毕竟,天下皆知嬴政皇帝勤政,若示形太过,则未免太假,总得有些许政事作为。于是,有了嬴政皇帝对燕齐旧地的迟滞工程的有力督促。这便是坏城郭、决川防。碣石之地,正当旧燕赵齐三国拉锯地带,要塞林立,川防累累,相互攻防,相互淹决,堪称天下川防为害最烈之地。尽管此时中原川防已经顺利疏通,然此地却是迟滞了许多。嬴政皇帝就此彻底解决,正好一举两得。诸般工程雷厉风行地开始之后,随行群臣会商,又在巨大的碣石门上刻下了一篇千古文字,说的主要是帝国新政中的民生工程,刻石文如下:
  碣石门刻文
  遂兴师旅,诛戮无道,为逆灭息。武殄暴逆,文复无罪,庶心成服。
  惠论功劳,赏及牛马,恩肥土域。皇帝奋威,德并诸侯,初一泰平。
  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地势既定,黎庶无繇,天下成抚。
  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惠被诸产,久并来田,莫不安所。
  群臣诵烈,请刻此石,垂著仪矩。
  列位看官留意,这篇碣石门刻文中值得注意的新提法是“德并诸侯”。与此相联,从上次大巡狩的之罘刻石文、东观刻石文开始,帝国宣教中开始强调秦政的德行。而在第一次大巡狩的刻石文中,功业叙述与新政内容叙述为主,正面强调皇帝之德者很是浅淡,琅邪刻石文仅云:“皇帝之德,存定四极。”显然,并没有将皇帝之德扩展到一统之前。这次不同,将平定六国第一次提为“德并诸侯”。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当然,此前的之罘山刻石文已经开始向彰显皇帝之德靠近,但尚不鲜明,其文辞为“奋扬武德”,东观文辞则为“皇帝明德”。然则,都没有从总体上将统一天下、开创文明的大功业归结为“德”的力量。这次的“德并诸侯”四个字,显然是大大地彰显了德功德政。马上将要看到的第五次,也就是最后一次大巡狩的会稽山刻石文,对“德”也同样做了鲜明强调,文辞为:“皇帝休烈,平一宇内,德惠修长……圣德广密,六合之中,被泽无疆。”
  这一宣教转折,是帝国君臣在反复辟中的策略转变。
  秦奉法治,更兼为政求实,对王道德政历来嗤之以鼻。虽然,秦政理念认为法治才是真正的德政爱民;但是,由于王道德政已经成为先秦治国理论的一大流派,且其主旨与法家格格不入,故而秦政从来不屑提起德功德政,更不言德治。此时为何有此一变?根基在时势之变也。秦一天下之后,六国贵族与儒家门派对秦政的攻讦有一轴心言论,便是“暴政失德”。这一攻讦性评判,既因秦政文告从来不屑言及德政而使民众有所惶惑,又因复辟势力的日渐活跃而大有加剧之势;尤其是焚书坑儒之后,秦不言德,似乎已经成了秦政本身无德的一个表征。对此,政治嗅觉极为敏锐的帝国第一代君臣不可能没有觉察。当此之时,正面涉及秦之德政,自然成为一种时势所必须的策略,一种反击复辟的宣教方略,而非秦政真正与迂腐的王道德政同流合污。
  纵观嬴政皇帝的历次大巡狩,其艰难险阻每每令人惊叹不已。
  嬴政皇帝之大巡狩,跋山涉水屡抵边陲,却从来没有涉足过富庶繁盛之地。每次出巡,中原的洛阳大梁新郑的风华地带都是必经之路,却没有一条史料记载过嬴政皇帝在此间的逗留。旧齐之临淄,更是天下赫赫大都。嬴政皇帝两赴旧齐滨海,却都没有进入临淄。东临碣石,濒临燕国,嬴政皇帝也没有去燕都蓟城徜徉一番。五次大巡狩,第一次赴陇西北地与上郡,三地俱为蛮荒边陲,俱为连绵大山,路况最差,气候最恶,又兼有匈奴游骑袭击之风险,安有舒适可言哉!第二次大巡狩,几乎整整一年皇帝都在外颠簸。登泰山封禅,而骤逢“风雨暴至”,以至只有在五棵大树下避雨。当代人皆知,雷电风雨之中在大树下避雨是极为危险的,而其时之嬴政皇帝不知此等科学道理,幸未被雷电击中,何其大险也!后过江水,则“逢大风,几不得渡”,连随身玉璧也颠簸沉入江水。再从湘水登衡山,“遇风浪,几败溺”,也就是说,险遭沉船而淹死。因有此等大险,所以这次大巡狩“至此山而免”,才踏上了归程。
  如此奔波一年,刚刚过了冬天,嬴政皇帝又立即再度出巡。这第三次大巡狩更险,方出函谷关,便在三川郡博浪沙路段突遭大谋杀——旧韩世族公子张良带其结交的力士,以一百二十斤大铁椎猛击行刺!若非误中副车,嬴政皇帝很可能就此归天了。归来途中,嬴政皇帝为一睹当年长平大战之胜迹,硬是舍弃了相对舒适平坦的河内大道,而穿越了崇山峻岭的上党山地,其崎岖艰难无须描述。年余之后,嬴政皇帝微服出巡关中,夜行兰池宫外,又突遭数名刺客截杀。《史记·秦始皇本纪》对遇刺险境只有淡淡两字:“……见窘。”就实而论,随行有四名高手武士力战护卫,尚且陷入窘迫之境,可见其性命之险!
  第四次长距离大巡狩,又是直接抵达滨海之碣石门。那时的滨海地带,是人迹罕至的荒莽边陲,与今日之沿海万不能同日而语,其艰难险阻多矣!碣石门事完,嬴政皇帝又奔西北而去,进入匈奴流窜的北边之地巡视,部署完军政大略后,又从河西高原的荒莽上郡返回咸阳。
  后世皆知,秦帝国之驰道、直道、郡县官道相交错,交通网络已经是前所未有的便捷。若嬴政皇帝的大巡狩只走大道,应该是极为快捷且相对舒适的。然实际情形却恰恰相反,嬴政皇帝足迹所过,十有八九都是没有大道的险山恶水,其迂回绕远自不待言,其艰脸难行更是亘古未见。姑且以大数计之,平均每次大巡狩以万里上下计,则五次大巡狩便是五万里上下。若再加上秦王时期的三次出行,七八万里之数当不为夸大也。在以畜力车马为交通工具的时代,在华夏山川I之绝大部分尚未开发的时代,要走完七八万里山水险地谈何容易。
  嬴政皇帝五十岁劳碌力竭,岂非古今君王之绝无仅有哉!
  ※※※※※※
  ①此三篇刻石,皆以韵断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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