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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颁行一道特书，对国人申明缘由并晓以利害。否则，太得突兀，国人终有疑窦。”
“好谋划。”嬴政欣然拍案，“这次不劳长史，我试草一书。”
“王之文采必独具风韵，臣拭目以待。”
“只怕长史失望也。”嬴政哈哈大笑一阵，又肃肃淡淡道，“嬴政不善行文，却有一说与长史参酌：王书论政，重质不重文。质者，底蕴事理之厚薄也。文者，章法说辞之华彩也。遍观天下典籍，文采斐然而滔滔雄辩者，非孟子莫属。然我读《孟子》，却觉通篇大而无当，人欲行其道，却无可着力。本色无文，商君为甚。《商君书》文句粗简，且时有断裂晦涩，然却如开山利器，刀劈斧剁般料理开纷繁荆棘，生生开辟出一条脚下大路。人奔其道，举步可行，一无彷徨。长史却说，效商君乎？效孟子乎？”
默然良久，王绾深深一躬：“臣为文职，谨受教。”
次日黎明，王绾匆匆赶到了王城东偏殿。当值的赵高说，秦王刚刚入睡，叮嘱将拟就的王书交长史校订，如无异议，立即交刻颁发。王绾捧起摊在案头的长卷浏览一遍，心头竟凛然掠过一股肃杀之风——
告 国 人 书
秦王政特书：自文信侯罢相自裁，天下纷扰，朝野不宁。秦立国五百余年，一罪臣之死而致朝野汹汹不法者，未尝闻也！文信侯吕不韦自于先王结识，入秦二十余年，有定国之功，有乱国之罪。唯其功大，始拜相领国，封侯封地，破秦国虚封之法而实拥洛阳十万户，权力富贵过于诸侯，而终能为朝野认定者，何也？其功莫大焉！秦之封赏，何负功臣？然则，文信侯未以领国之权不世之封精诚谋国，反假做阉宦，私进宫闱，致太后陷身，大奸乱政。其时也，朝野动荡，丑秽迭生，秦国蒙羞于天下，诚为我秦人五百余年之大耻辱也！究其本源，文信侯吕不韦始作俑矣！秦法有定：有功于前，不为损刑，有善于前，不为亏法。吕不韦事，业经廷尉府并执法六署查勘论罪，依法罢黜者，何也？其罪莫大焉！纵如此，秦未夺文信侯爵位，未削文信侯封地，秦王何负功臣？其时也，文信侯不思深居简出闭门思过，反迎聚六国宾客于洛阳，流播私书，惑我民心，使六国弹冠相庆，徒生觊觎大秦之图谋。为安朝野力行新政，秦王下书谴责，迁文信侯于巴蜀之地，何错之有也？今有秦国臣民之昏昏者，唯念吕不韦之功，不见吕不韦之罪，置大秦律法于不顾，信山东流言于一时，呼应六国阴谋，私祭罢黜罪臣，乱我咸阳，乱我国法，何其大谬也！若不依法惩戒，秦法尊严何存？秦国安定何在？唯其如此，秦王正告臣民：自今以后，操国事不道如嫪毐吕不韦者，籍其门籍其门，秦国刑罚，谓将罪人财产登记没收，家人罚为苦役奴隶。，其后世子孙永不得在秦国任宦。秦王亦正告山东六国并一班诸侯：但有再行滋扰秦国政事者，决与其不共戴天，勿谓言之不预也！秦王政十二年春。
王绾一句话没说，将竹简装入卷箱，匆匆到刻简坊去了。
当日午后，秦王的《告国人书》与廷尉府的处罚文告，便同时张挂到了咸阳四门。谒者署的传车快马也连连飞出咸阳，将处罚文告与王书送往各郡县，送往山东六国。随着文书飞驰，咸阳沉寂了，关中沉寂了，秦国各郡县沉寂了，山东六国也沉寂了。秦王将道理说得如此透彻痛切，杀伐决断又是如此严厉果决，激扬纷纭的公议一时萧疏，无话可说了。
客居咸阳的山东士商们始则惊愕，继而木然，连聚议对策的心思都没有了，只各人默默打点，预备离开秦国。若在山东六国，如此汹汹民意，任何一国都不敢轻易处置。唯一的良策，只能是恢复死者尊荣，以安抚民心公议。磋商跌宕，各方周旋，没有一年半载，此等几类民变的风潮决然不能平息。洛阳窃葬吕不韦，压迫秦国服软默认，恰好印证了秦国与六国在处置汹汹民意上一般无二。唯其如此判断，才有了山东客商士子们发动的公祭风潮。六国士商们预料：祭吕风潮一起，秦国至少得允许吕氏门客在秦公开传播《吕氏春秋》；若风潮延续不息，吕不韦之冤得以昭雪亦未可知；若山东六国借机施压得当，逼秦国订立休战盟约，也不是没有可能。如此这般种种谋划，虽不是人人都明白自觉，但六国密使与通联主事的几家大商巨贾，却是胸有成算的。
然则，谁也没有料到，秦国反应竟是如此迅雷不及掩耳，公祭风潮发端未及一月，便断然出手。事前没有任何征兆，更没有六国士商们熟悉不过的反复折冲多方斡旋，全然迎头棒喝，将涉祭者全数赶出秦国。如此严密，如此快捷，令习惯于朝事预泄的六国士商们如遇鬼魅，不禁毛骨悚然！但是，真正令山东士商们无言以对处，却在于：秦国依法处置，本国官吏庶民都概莫能外，违背秦法的外邦客商士子能叫喊自己冤枉么？再说，秦国已经对山东六国发出了恶声，再行滋扰不共戴天，哪国还敢出头亢声？作为商旅游士后盾的邦国尚且猥琐，一群商人士子又能如何？更有一层，商旅入秦，原本宗旨只是占据大市以生财聚财，鼓荡议论乃至涉足秦国朝局，一则是本国密使纵容，二则是山东士商风习使然，实非商旅本心所愿。及至鼓荡未成而遭驱赶，商旅们才蓦然明白，自己将失去天下最具活力的最大商市，岂非舍本逐末大大的得不偿失？发端主事的巨商大贾还则罢了，左右在其他国家还有商社根基。一班随波逐流卷入风潮的中小商人们，便是切肤之痛了：一店在秦，离开咸阳没了生意，回到故国重新开张，却是谈何容易，单是向官府市吏行贿的金钱便承受不起，哪有在秦国经商这般省心？
种种痛悔之下，谁还有心再去聚会商议鼓捣秦国？
一时寒凉萧瑟，偌大尚商坊死沉沉没了声息。
老秦人则是另一番景象。王书文告流传开来，庶民们始则默然，继而纷纭，思前想后，邻里们相互一番说叨，竟纷纷生出了悔恨之意。平心而论，吕不韦宽政缓刑固然好，可也并没有带来多少实在好处，老百姓还不照样得靠耕耘靠打仗立身？反倒是吕不韦宽刑的年月里，乡里又渐渐滋生出了不务耕稼专说是非的“疲民”，什伍连坐制也渐渐松懈了，豪强大户也开始收容逃刑者做黑户隶农了。长此以往，必得回到商君变法之前的老路上去，对寻常庶民有甚好处？商君之法虽然严厉，却是赏罚分明贵贱同法，对贵胄比对老百姓处罚更严，百余年下来，老秦人已经整肃成习，极少有人触犯法度了。只说监狱，当今六国哪国没有十数八座大狱？而偌大秦国，却只有一座云阳国狱，你能说秦法不好么？哭临灵棚，祭奠吕不韦，究竟为个甚来？还不是受人惑乱，心无定见，希图争回个宽政缓刑？仔细想去，果真宽政缓刑，大多也只能宽了贵胄，缓了王公，能宽缓几个老百姓？那《吕氏春秋》要行王道，王道是甚？是刑不上大夫，是礼不下庶人，对我等百姓有何好处？秦王要行商君之法，贵胄大族们不高兴，是因为他们非但没了封地，还要与民同法。百姓庶民有得无失，何乐而不为，起哄个甚！当真起哄，便是不识相了。
议论滋生流传，老秦人板结的心田发酵了，蓬松了。
倏忽便是四月，田野一片金黄，眼看便是大忙在即。咸阳老秦人不待官府张挂处罚名册，便纷纷自带饭食、被褥、铁锹，络绎到了官署，自报曾经哭临私祭，非但立交罚金，还要自请官府派定城池，立服城旦鬼薪苦役。咸阳令蒙恬大感意外，立即飞车进入王城禀报，请秦王定夺：民既悔悟，能否宽缓到忙后再行处罚？
“法教正，人心正。”默然良久，年青的秦王才突然冒出一句话来。随即，嬴政断然拍案，“民既守正，国府不能再开疲民侥幸之心。如期如数处罚。精壮减少，农事大忙，举国官署全力督夏，本王巡查关中。”
蒙恬一句话没说，转身赳赳出了王城。
在诸多精壮离家，奔了苦役之地的时候，秦王亲政后的第一个夏忙到了。
关中原野一派前所未有的气象。男女老幼尽皆下田，官署吏员悉数入村，官府车辆被全部征发，咣当轰隆地驶往亭、里亭、里，秦时乡村行政单元，县辖亭，亭辖里。里为村的行政称谓，有时比自然村大。。田间大道上，装载得小山一般晃悠的运麦牛车连绵不断。金黄的麦田，在酷暑之下的无垠原野上一片片消失，比往年夏忙刈麦还热闹快捷了许多。每日清晨，秦王嬴政必出咸阳，乘着一辆轻便轺车，带着一支轻骑马队，沿着渭水北岸的大道一路东驰，正午抵达函谷关；在关城下歇息打尖半个时辰，立即回车，再沿着渭水南岸的田间车道一路巡视回来，准定在暮色时分回到咸阳原野。不入城池，不下田塍，年青的秦王只在秦川原野的大道小路上反复地穿梭着，察看着。说也奇了，每每是那支百人马队拥着那辆青铜轺车驶过眼前，田间烈日下的百姓官吏们，便不约而同地停下手中活计驻足凝望，眼见年青的秦王挥汗如雨，却始终神色从容地挺立在六尺伞盖之下，不禁遍野肃然。没有希图热闹的万岁呐喊，没有感恩戴德的沿途跪拜，热气蒸腾的原野凝固了一般。
五月末，纳粮的队队牛车络绎上道，紧绷绷的夏抢终于告结了。
秦国朝野堪堪喘息得一阵，不想却是连月大旱，田间掘坑三尺不见湿土，夏种根本无从着手。关中仅有的两条老渠，只能浇灌得西部几个县而已，如何解得这前所未有的大旱？紧邻河湖的农人们，昼夜担挑车拉一窝窝浇水抢种，分明杯水车薪，只能眼看着出土绿苗奄奄死去，直是欲哭无泪。秦王嬴政紧急下书，郡县官吏一体督水督种，抢开毛渠引水，依然是无济于事。
直到七月，秦国腹地滴雨皆无，山东六国也开始了连月大旱。
炎阳流火，三晋饥民潮水般涌入了秦国。一则令人心惊胆战的占星预言，随着饥民潮弥漫开来：今年彗星，春见西方，夏见北方，从斗以南八十日，主秦王倒行逆施，招致上天惩罚，带累天下大旱。
占星家预言：秦有大饥，死人无算，国将乱亡！
四、旷古大旱 老话题突然重现
水，第一次成了秦国朝野焦灼议论的共同话题。
旱，第一次使风调雨顺的关中成了秦国的软肋。
曾几何时，水患尚是华夏部族的最大威胁。“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的恐怖传说，还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里。直到战国之世，华夏大地的气候山水格局；仍然是湿热多雨河流纵横水量丰沛林木葱茏。其时，洪水之害远远大于缺水之灾。唯其如此，天下便有了“益水”之说。益水者，可用之水也。盖大川巨泽浩洋不息，水患频仍，耕耘渔猎者常有灭顶之灾。是故，大水周边人烟稀少，遂成蛮荒山林。显然，在人口稀少的农耕时代，水太多是没有益处的。譬如楚国，大泽连天江川纵横，仅仅一个云梦泽，便相当于中原几十个诸侯国。吞并吴越两国之后，楚国广袤及于岭南，国土之大几乎与整个北中国相差无几。然则，楚国虽大，富庶根基之地却只在江淮之间，国力反倒不如中原大国。究其因由，高山层叠阻隔水道，江河湖泊聚相碰撞，以致水患多发，人力远不足以克之，水乡泽国遂多成荒僻渔猎之地，能够稳定聚集财富的农耕沃土倒是很少很少。反之，当时的大河流域却已经是益水之地了。自大禹治水疏河入海，大河水系便相对平稳下来。百川归河，河入大海，没有出路的横冲直撞的盲流大水不复见矣。由此水患大减，航道开启，沃野可耕之地大增。于是，大河流域才有了井田铺排，城池多建，村畴连绵，成了华夏文明的生发凝聚之地。
但是，尽管大河流域已成益水之地，水患却依然多发，各国想得最多的仍然是“防川”。天下水家水工，终生揣摩效力者，依旧是如何消除水患。所谓治水，依旧是以消弭河流泛滥为第一要务，灌溉与开通航运尚在其次。截至战国中期，无论是楚国的汉水过郢，还是魏国的引漳入邺、引河通淮（鸿沟），或是秦国的蜀中都江堰，其起始宗旨无一不是防备江河泛滥。
也就是说，对缺水灾难的防备，尚远远没有引起天下关注。
抗御干旱，还远远没有成为战国之世的水利大题目。
其时也，秦人最是笃信“益水”之说。举凡老秦人，都念得几句《易》辞：“天以一生水，故气微于北方，而为物之先也。”战国之世，盛行金木水火土的五行国运说。秦人自命水德水运，色尚黑。其间，固然有阴阳家的推演论证，但究其根本，无疑是老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