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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为主，而四祖居之，是屈祖就孙也。殷袷在上，是代太祖也。”领司徒蔡谟议：“四府君宜改筑别室，若未展者，当入就太庙之室。人莫敢卑其祖，文、武不先不窋。殷祭之日，征西东面，处宣皇之上。其后迁庙之主，藏于征西之祧，祭荐不绝。”护军将军冯怀表议：“《礼》，‘无庙者，为坛以祭’。可别立室藏之，至殷禘，则祭于坛也。”辅国将军谯王司马无忌等议：“诸儒谓太王王季迁主藏于文、武之祧，如此，府君迁主，宜在宣皇帝庙中。然今无寝室，宜变通而改筑。又殷袷太庙，征西东面。”尚书郎孙绰与无忌议同，曰：“太祖虽位始九五，而道以从暢，赞人爵之尊，笃天伦之道，所以成教本而光百代也。”尚书郎徐禅议：“《礼》，‘去祧为坛，去坛为鸑，岁袷则祭之’。今四祖迁主，可藏之石室。有祷则祭于坛鸑。”又遣禅至会稽访处士虞喜。喜答曰：“汉世韦玄成等以毁主瘗于园。魏朝议者云应埋两阶之间。且神主本在太庙，若今别室而祭，则不如永藏。又四君无追号之礼，益明应毁而无祭。”于是抚军将军会稽王司马昱、尚书刘劭等奏：“四祖同居西祧，藏主石室，禘袷乃祭，如先朝旧仪。”时陈留范宣兄子问此礼。宣答曰；“舜庙所祭，皆是庶人。其后世远而毁，不居舜上，不序昭穆。今四君号犹依本，非以功德致礼也。若依虞主之瘗，则犹藏子孙之所；若依夏主之埋，则又非本庙之阶。宜思其变，别筑一室，亲未尽则禘袷，处宣帝之上；亲尽则无缘下就子孙之列。”其后太常刘遐等同蔡谟议。博士张凭议：“或疑陈于太祖者，皆其后毁之主。凭案古义，无别前后之文也。禹不先鲧，则迁主居太祖之上，亦可无疑矣。”
安帝义熙九年四月，将殷祭，诏博议迁毁之礼。大司马琅邪王司马德文议：“泰始之初，虚太祖之位，而缘情流远，上及征西，故世尽则宜毁，而宣皇帝正太祖之位。又汉光武帝移十一帝主于洛邑，则毁主不没，理可推矣。宜从范宣之言，筑别室以居四府君之主，永藏而不祀也。”大司农徐广议：“四府君尝处庙室之首，歆率土之祭。若埋之幽壤，于情理未必咸尽。谓可迁藏西储，以为远祧，而禘飨永绝也。”太尉谘议参军袁豹议：“仍旧无革。殷祠犹及四府君，情理为允。”祠部郎臧焘议：“四府君之主，享祀礼废，则亦神所不依。宜同虞主之瘗埋矣。”时高祖辅晋，与大司马议同。须后殷祀行事改制。
晋孝武帝太元十二年五月壬戌，诏曰：“昔建太庙，每事从俭约，思与率土，致力备礼。又太祖虚位，明堂未建。郊祀，国之大事，而稽古之制阙然。便可详议。”祠部郎徐邈议：“圆丘郊祀，经典无二，宣皇帝尝辨斯义。而检以圣典，爰及中兴，备加研极，以定南北二郊，诚非异学所可轻改也。谓仍旧为安。武皇帝建庙，六世三昭三穆，宣皇帝创基之主，实惟太祖，亲则王考，四庙在上，未及迁世，故权虚东向之位也。兄弟相及，义非二世，故当今庙祀，世数未足，而欲太祖正位，则违事七之义矣。又《礼》曰‘庶子王亦禘祖立庙’。盖谓支胤授位，则亲近必复。京兆府君于今六世，宜复立此室，则宣皇未在六世之上，须前世既迁，乃太祖位定尔。京兆迁毁，宜藏主于石室。虽禘袷犹弗及。何者？传称毁主升合乎太祖，升者自下之名，不谓可降尊就卑也。太子太孙阴室四主，储嗣之重，升祔皇祖所配之庙，世远应迁，然后从食之孙，与之俱毁。明堂圆方之制，纲领已举，不宜阙配帝之祀。且王者以天下为家，未必一邦，故周平、光武无废于二京也。周公宗祀文王，汉明配以世祖，自非惟新之考，孰配上帝。”邈又曰：“明堂所配之神，积疑莫辨。按《易》，‘殷荐上帝，以配祖考’。祖考同配，则上帝亦为天，而严父之义显。《周礼》，旅上帝者有故，告天与郊祀常礼同用四圭，故并言之。若上帝者五帝，经文何不言祀天旅五帝，祀地旅四望乎？人帝之与天帝，虽天人之通谓，然五方不可言上帝，诸侯不可言大君也。书无全证，而义容彼此，故太始、太康二纪之间，兴废迭用矣。”侍中车胤议同。又曰：“明堂之制，既其难详。且乐主于和，礼主于敬，故质文不同，音器亦殊。既茅茨广厦，不一其度，何必守其形范，而不知弘本顺民乎！九服咸宁，河朔无尘，然后明堂辟雍，可崇而修之。”中书令王珉意与胤同。太常孔汪议：“太始开元，所以上祭四府君，诚以世数尚近，可得飨祠，非若殷、周先世，王迹所因也。向使京兆尔时在七世之外，自当不祭此四王。推此知既毁之后，则殷禘所绝矣。”吏部郎王忱议：“明堂则天象地，仪观之大，宜俟皇居反旧，然后修之。”骠骑将军会稽王司马道子、尚书令谢石意同忱议，于是奉行，一无所改。
晋安帝义熙二年六月，白衣领尚书左仆射孔安国启云：“元兴三年夏，应殷祠。昔年三月，皇舆旋轸。其年四月，便应殷，而太常博士徐乾等议云：‘应用孟秋。’台寻校自太和四年相承皆用冬夏，乾等既伏应孟冬，回复追明孟秋非失。御史中丞范泰议：‘今虽既祔之后，得以烝尝，而无殷荐之比。太元二十一年十月应殷，烈宗以其年九月崩。至隆安三年，国家大吉，乃修殷事。又礼有丧则废吉祭，祭新主于寝。今不设别寝，既祔，祭于庙。故四时烝尝，以寄追远之思，三年一禘，以习昭穆之序，义本各异。三年丧毕，则合食太祖，遇时则殷，无取于限三十月也。当是内台常以限月成旧。’就如所言，有丧可殷。隆安之初，果以丧而废矣。月数少多，复迟速失中。至于应寝而修，意所未譬。”安国又启：“范泰云：‘今既祔，遂祭于庙，故四时烝尝。’如泰此言，殷与烝尝，其本不同。既祔之后，可亲烝尝而不得亲殷也。太常刘瑾云：‘章后丧未一周，不应祭。’臣寻升平五年五月，穆皇帝崩，其年七月，山陵，十月，殷。兴宁三年二月，哀皇帝崩，太和元年五月，海西夫人庾氏薨，时为皇后，七月，葬，十月，殷。此在哀皇再周之内，庾夫人既葬之后，二殷策文见在庙。又文皇太后以隆安四年七月崩，陛下追述先旨，躬服重制，五年十月，殷。再周之内，不以废事。今以小君之哀，而泰更谓不得行大礼。臣寻永和十年至今五十余载，用三十月辄殷，皆见于注记，是依礼，五年再殷。而泰所言，非真难臣，乃以圣朝所用，迟速失中。泰为宪司，自应明审是非，群臣所启不允，即当责失奏弹，而愆堕稽停，遂非忘旧。请免泰、瑾官。”丁巳，诏皆白衣领职。于是博士徐乾皆免官。
初，元兴三年四月，不得殷祠进用十月，计常限，则义熙三年冬又当殷；若更起端，则应用来年四月。领司徒王谧、丹阳尹孟昶议：“有非常之庆，必有非常之礼。殷祭旧准不差，盖施于经常尔。至于义熙之庆，经古莫二，虽曰旋幸，理同受命。愚谓理运惟新，于是乎始。宜用四月。”中领军谢混、太常刘瑾议：“殷无定日，考时致敬，且礼意尚简。去年十月祠，虽于日有差，而情典允备，宜仍以为正。”太学博士徐乾议：“三年一袷，五年一禘，经传记籍，不见补殷之文。”员外散骑侍郎领著作郎徐广议：“寻先事，海西公泰和六年十月，殷祠。孝武皇帝宁康二年十月，殷祠。若依常去前三十月，则应用四月也。于时盖当有故，而迁在冬，但未详其事。太元元年十月殷祠，依常三十月，则应用二年四月也。是追计辛未岁十月，来合六十月而再殷。何邵甫注《公羊传》云，袷从先君来，积数为限。‘自僖八年至文二年，知为袷祭’。如此，履端居始，承源成流，领会之节，远因宗本也。昔年有故推迁，非其常度。宁康、太元前事可依。虽年有旷近之异，然追计之理同矣。愚谓从复常次者，以推归正之道也。”左丞刘润之等议：“太元元年四月应殷，而礼官堕失，建用十月。本非正期，不应即以失为始也。宜以反初四月为始。当用三年十月。”尚书奏从王谧议，以元年十月为始也。
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十二月戊子，有司奏：“依旧今元年十月是殷祠之月，领曹郎范泰参议，依永初三年例，须再周之外殷祭。寻祭再周来二年三月，若以四月殷，则犹在禫内。”下礼官议正。国子助教苏玮生议：“案《礼》，三年丧毕，然后袷于太祖。又云‘三年不祭，唯天地社稷，越绋行事’。且不禫即祭，见讥《春秋》。求之古礼，丧服未终，固无祼享之义。自汉文以来，一从权制，宗庙朝聘，莫不皆吉。虽祥禫空存，无ＦＨ缟之变，烝尝荐祀，不异平日。殷祠礼既弗殊，岂独以心忧为碍。”太学博士徐宏议：“三年之丧，虽从权制，再周祥变，犹服缟素，未为纯吉，无容以祭。谓来四月，未宜便殷，十月则允。”太常丞臣硃膺之议：“《虞礼》云：‘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犹未配。’谓二十七月既禫祭，当四时之祭日，则未以其妃配，哀未忘也。推此而言，未礻覃不得祭也。又《春秋》闵公二年，吉禘于庄公。郑玄云：‘闵公心惧于难，务自尊成以厌其祸，凡二十二月而除丧，又不禫。’云又不禫，明禫内不得禘也。案王肃等言于魏朝云，今权宜存古礼，俟毕三年。旧说三年丧毕，遇禘则禘，遇袷则袷。郑玄云：‘禘以孟夏，祫以孟秋。’今相承用十月。如宏所上《公羊》之文，如为有疑，亦以鲁闵设服，因言丧之纪制尔。何必全许素冠可吉禘。纵《公羊》异说，官以礼为正，亦求量宜。”郎中周景远参议：“永初三年九月十日奏傅亮议：‘权制即吉，御世宜尔。宗庙大礼，宜依古典。’则是皇宋开代成准。谓博士徐宏、太常丞硃膺之议用来年十月殷祠为允。”诏可。
宋殷祭皆即吉乃行。大明七年二月辛亥，有司奏：“四月应殷祠，若事中未得为，得用孟秋与不？”领军长史周景远议：“案《礼记》云：‘天子祫禘祫尝祫烝。’依如礼文，则夏秋冬三时皆殷，不唯用冬夏也。晋义熙初，仆射孔安国启议，自泰和四年相承殷祭，皆用冬夏。安国又启，永和十年至今五十余年，用三十月辄殷祠。博士徐乾据《礼》难安国。乾又引晋咸康六年七月殷祠，是不专用冬夏。于时晋朝虽不从乾议，然乾据礼及咸康故事，安国无以夺之。今若以来四月未得殷祠，迁用孟秋，于礼无违。参议据礼有证，谓用孟秋为允。”诏可。
晋武帝咸宁五年十一月己酉，弘训羊太后崩，宗庙废一时之祀，天地明堂去乐，且不上胙。升平五年十月己卯，殷祠，以穆帝崩后，不作乐。初，永嘉中，散骑常侍江统议曰：“《阳秋》之义，去乐卒事。”是为吉祭有废乐也，故升平末行之。其后太常江逌表：“穆帝山陵之后十月殷祭，从太常丘夷等议，撤乐。逌寻详今行汉制，无特祀之别。既入庙吉禘，何疑于乐。”
史臣曰：闻乐不怡，故申情于遏密。至于谅闇夺服，虑政事之荒废，是以乘权通以设变，量轻重而降屈。若夫奏音之与寝声，非有损益于机务，纵复回疑于两端，固宜缘恩而从戚矣。宋世国有故，庙祠皆悬而不乐。
志第七 礼四
宋文帝元嘉三年五月庚午，以诛徐羡之等，仇耻已雪，币告太庙。元嘉三年十二月甲寅，西征谢晦，告太庙、太社。晦平，车驾旋轸，又告。
元嘉六年七月，太学博士徐道娱上议曰：“伏见太庙烝尝仪注，皇帝行事毕，出便坐，三公已上献，太祝送神于门，然后至尊还拜，百官赞拜，乃退。谨寻清庙之道，所以肃安神也。《礼》曰，庙者，貌也；神灵所冯依也。事亡如存，若常在也。既不应有送神之文，自陈豆荐俎，车驾至止，并弗奉迎。夫不迎而送，送而后辞，暗短之情，实用未达。按时人私祠，诚皆迎送，由于无庙，庶感降来格。因心立意，非王者之礼也。《仪礼》虽太祝迎尸于门，此乃延尸之仪，岂是敬神之典！恐于礼有疑。谨以议上。”有司奏下礼官详判。
博士江邃议：“在始不逆，明在庙也；卒事而送，节孝思也。若不送而辞，是舍亲也；辞而后送，是遣神也。故孝子不忍违其亲，又不忍遣神。是以祝史送神以成烝尝之义。”博士贺道期议：“乐以迎来，哀以送往。《祭统》‘迎牲而不迎尸’。《诗》云：‘钟鼓送尸。’郑云：‘尸，神象也。’与今仪注不迎而后送，若合符契。”博士荀万秋议：“古之事尸，与今之事神，其义一也。周礼，尸出，送于庙门，拜，尸不顾。《诗》云：‘钟鼓送尸。’则送神之义，其来久矣。《记》曰：‘迎牲而不迎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