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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经义疑》·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吴浩撰。浩字养斋，华亭人。是书取诸经笺注，标其疑义，考订之力颇勤。如季本《读礼疑图》以万人为一军，浩袭其说。於《诗》“公车千乘，公徒三万”，不主郑《笺》举成数之解，而引《司马法》“又以一乘总三十人”定千乘当三万人，而疑贾《疏》附会此法为畿内之制。今考《大司马》：“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小司徒》：“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天子诸侯同制。《小司徒疏》谓《司马法》“成百井，三百家，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至“同方百里，万井，三万家，革车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乃天子畿内采地法。又《司马法》“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乃是畿外邦国法。此周之定制也。《齐语》：“管子制国，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五乡为师，故万人为军。”韦昭《注》：“万人为军，齐制也。
周则万二千五百人为军。”此春秋列国之变制也。僖公之《颂》正当齐桓之时，或其时即用齐法，亦未可知。浩据以疑《周礼》则非也。浩又於《仪礼·聘礼》引崔灵恩之说，谓诸侯三卿，司徒兼冢宰，司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诸侯虽正卿，犹不敢称大。《史记》谓鲁以孔子为大司寇，若然，岂鲁有六卿如天子耶？
宋二王之后，故有大司马。楚之有大司马也，因僣称王耳。今考《管子·王言篇》：“甯戚艺粟尽地利，立为大司徒。王子城父为大司马。”则春秋时诸侯正卿明称大，而称大司马者又不止宋、楚矣。又《左氏传》曰：“向为人为大司寇。”则宋称大者又不特司马矣。鲁司寇为司空兼官，本非正卿，或止得称司寇，而概谓诸侯正卿皆不得称大，则亦弗之考也。又《周礼》“乃立春官宗伯”，郑《注》引“夏父弗忌为宗人”。浩谓《春秋内外传》俱作“我为宗伯”，宗人虽亦掌礼之官，但位卑权轻，焉能擅为逆祀？今考宗人之名，通於上下。《左传·哀公二十四年》：“使宗人衅夏献其立夫人之礼。对曰：无之。公怒曰：汝为宗司。”
尊之曰“宗司”，是非卑位矣。又《文王世子》“公族其在宗庙之中，则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注》：“宗人掌礼及宗庙。”与郑氏《周礼·大宗伯注》“宗官典国之礼与其祭祀”合。又《大戴礼·诸侯迁庙》“齐，祝、宗人及从者皆齐，宗人摈。”与《周礼·大宗伯职》掌王之傧相合。郑注宗伯为宗人，盖即据此。此天子、诸侯之宗人也。《鲁语》：“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飨其宗老。”韦昭《注》：“宗，宗人。”《晋语》：“范文子谓其宗祝。”韦昭《注》亦曰：“宗，宗人。”此卿大夫之宗人也。浩以宗人为位卑权轻，是以卿大夫之宗人与天子、诸侯之宗人合为一也，考核颇疏。其他如释《左传》“得祏於橐中”，谓大夫士亦有主，与蔡谟之说合。而引《说文》“大夫以石为主”，则出前儒所引之外。释《尔雅》“昏，强也”，谓“昏”当作“昬”。《书》“不昬作劳”，“昬”音“闵”，与暋同，强也。又《尔雅》：“夏日复胙。”
郭《注》：“未见所出。”浩引《穀梁》杨《疏》云：“复胙者，复前日之礼。”
《有司彻》贾《疏》云：“复胙者，复昨日之胙祭。”则均可补郭注，其说亦颇有可采者，盖於注疏之学虽未能贯通融会，而研究考证，具有根柢。视剽剟语录，枵腹谈经，徒以大言臆断者，则胜之远矣。
△《九经古义》·十六卷（桂林府同知李文藻刊本）
国朝惠栋撰，栋有《周易述》，已著录。是编所解，凡《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穀梁》、《论语》十经。其《左传》六卷，后更名曰《补注》，刊版别行，故惟存其九。
曰“古义”者，汉儒专门训诂之学，得以考见於今者也。古者漆书竹简，传写为艰，师弟相传，多由口授，往往同音异字，辗转多岐。又六体孳生，形声渐备，毫釐辨别，后世乃详。古人字数无多，多相假借。沿流承袭，遂开通用一门。谈经者不考其源，每以近代之形声究古书之义旨，穿凿附会，多起於斯。故士生唐宋以后，而操管摛文，动作奇字，则生今反古，是曰乱常。至於读古人之书，则当先通古人之字，庶明其文句而义理可以渐求。栋作是书，皆蒐采旧文，互相参证。其中爱博嗜奇，不能割爱者，如《易》之《需卦》，据《归藏》作“溽”，於《象传》饮食之义固符，於爻词“需泥”、“需沙”则义不相协。《书》之“曰若稽古”，用郑康成之义，实则训古为天，经典更无佐证。《仪礼·士昏礼》之“皇舅某子”，申《注》、《疏》、张子、李子之义，驳顾炎武之说，实则《春秋传》所谓男妇辨姓，乃指婚姻，不指称号。《礼记·檀弓》之“子夏丧明”，“汉冀州从事郭君碑”作“丧名”，实系假借之字，乃引《尔雅》“目上为名”，谓名为目珠，实则目珠不在眉目之间。《公羊·隐十一年传》，蔡邕石经以“弑”
为“试”，引《白虎通》证之，已属附会，又引《荀子·议兵篇》“威厉而不试，刑措而不用”句为证，实则此“试”字又别一意，蔡邕所书，义不缘此。《成二年传》“是土齐也”，自以何休《注》文为正解，而引《周礼》、《司马法》解“土”为“杜”，实则尽东其亩，原非杜塞邻国之交通。《论语》之“咏而归”，据郑康成、王充之说，以“归”为“馈”，实则风雩无馈祭之理。如斯之类，皆不免曲循古人，失之拘执。又如据《周礼·牛人》谓“任器”字出於经文，不出子、史，驳宋祁《笔记》之误，则体同说部，与经训无关。引《荀子》、《墨子》证《学记》之“撞钟”，引《荀子》证秦穆公之能变，引《墨子》证许止不尝药，引杨方《五经钩沈》证《论语》生知，亦皆牵引旁文，无关训诂，未免为例不纯。
然自此数条以外，大抵元元本本，精核者多。较王应麟《诗考》、郑氏《易注》诸书，有其过之无不及也。
△《经稗》·六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郑方坤撰。方坤字则厚，号荔乡，建安人。雍正癸卯进士，官至兖州府知府。是编杂采前人说经之文，凡《易》、《书》、《诗》、《春秋》各一卷，三《礼》共一卷，《四书》共一卷。以多摭诸说部之中，故名曰“稗言”，犹正史之外别有稗官耳。汉代传经，专门授受，自师承以外，罕肯旁徵。故治此经者，不通诸别经。即一经之中，此师之训故，亦不通诸别师之训故。专而不杂，故得精通。自郑玄淹贯六艺，参互钩稽，旁及纬书，亦多采摭。言考证之学者自是始。
宋代诸儒，惟朱子穷究典籍，其馀研求经义者，大抵断之以理，不甚观书。故其时博学之徒，多从而探索旧文，网罗遗佚，举古义以补其阙。於是汉儒考证之学，遂散见杂家笔记之内。宋洪迈、王应麟诸人，明杨慎、焦竑诸人，国朝顾炎武、阎若璩诸人，其尤著者也。夫穷经之要在於讲明大义，得立教之精意，原不以搜求奇秘为长。然有时名物训诂之不明，事迹时地之不考，遂有凭臆空谈，乖圣人之本旨者。诸人於汉学放失之馀，捃摭而存一线，亦未始非饩羊之遗也。顾诸家无谈经之专书，篇帙纷繁，颇难寻检。方坤能薈稡众说，部居州分，於考核之功深为有裨。特录存之，亦朱子注《中庸》不废沈括《梦溪笔谈》之意也。
△《十三经注疏正字》·八十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沈廷芳撰。廷芳字椒园，仁和人。乾隆丙辰召试博学鸿词，授翰林院编修。官至山东按察使。是编校正《十三经注疏》，以监本、重修监本、陆氏闽本、毛氏汲古阁本参互考证，而音义《释文》则以徐氏通志堂本为准。凡《周易》三卷、《尚书》五卷、《诗》十四卷、《周礼》十卷、《仪礼》十一卷、《礼记》十五卷、《左传》十卷、《公羊传》四卷、《穀梁传》二卷、《孝经》一卷、《论语》二卷、《孟子》一卷、《尔雅》三卷。考诸经《正义》，宋端拱、咸平、景德，递有校正，而版本久湮。明以来公私刻版，亦有据宋本刊正者，而所校往往不同。廷芳是书，每条标其本句，而疏其讹误於下。其据某本改者，并显出之。
有未定者，则以疑存之。或有据某人说者，亦缀附焉。於形声六体，尤所究详。
然籀改而篆，篆改而八分，而隶书，偏旁点画，或因或革，不能限以许慎之所述。
又经师口授，各据专门。《春秋》则三《传》异文，《诗》则四家殊字。而假借通用，又复错出於其间。故“曰若”、“越若”，《书》自不同；“桑葚”、“桑椹”，《诗》亦各体：此一经自不相同者也。《周礼》之“篡”，不可通乎《周易》之“筮”；《仪礼》之“庿”，不可通於《礼记》之“庙”：此诸经各不相谋者也。郑康成之屡称旧书，陆德明之多引别本，更不论矣。故是书所举，或漏或拘，尚未能毫发无憾。至於参稽众本，考验六书，订刊版之舛讹，祛经生之疑似。注疏有功於圣经，此书更有功於注疏。较诸训诂未明而自谓能穷理义者，固有虚谈、实际之分矣。
△《朱子五经语类》·八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程川编。川字鄜渠，号春昙，钱塘人。乾隆元年荐举博学鸿词。是书成於雍正乙巳，乃川肄业敷文书院时所刊。取《朱子语录》之说《五经》者，州分部居，各以类从，以便参考。凡《易》四十卷、《书》九卷、《诗》七卷、《春秋》三卷、《礼》二十一卷。昔朱子之孙鉴，尝缉文公《易说》二十三卷，又缉《诗传遗说》六卷。国朝李光地又有《朱子礼纂》五卷。而《书》与《春秋》卒无专书。特诸家援引遗文，据以折衷众说而已。且其间各以意为去取，不能尽睹其全。又不著为某氏某年所录，亦无以考其异同先后之由。黎靖德所编《语录》，虽薈稡无遗，然不及一一诠次，亦猝不得其端绪。川此编於每经皆以总论居前，论旧说得失者次之，其馀则以经文为序，并各著某人所录於下，且注其年月及朱子是时年若干岁於首条。条分缕析，至为明白。虽其间记录或失其真，前后偶异其说者未为一一辨明，然比类而观，互相勘校，其得失亦粲然具见矣。三《礼》之末，缀以《大戴礼记》，似乎不伦。考是书历代史志皆著录於礼类。史绳祖《学斋佔毕》称宋时尝并《大戴记》於《十三经》末，称《十四经》。虽绳祖不详事在何朝，然谅非诬说。且其文与三《礼》多相出入，可以为参考之资。附录於末，亦不得以泛滥为疑矣。
△《群经补义》·五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江永撰。永有《周礼疑义举要》，已著录。是书取《易》、《书》、《诗》、《春秋》、《仪礼》、《礼记》、《中庸》、《论语》、《孟子》九经，随笔诠释，末附杂说，多能补注疏所未及。惟有过矫郑义者，如《礼记补义》云：“主常在室，朝事虽延尸出户，而主不动。故云：‘诏祝於室，坐尸於堂。’堂上有尸无主也。《大司乐职》云：‘尸出入则令奏《肆夏》。’而《司巫》无奉主出入之文也。”今考《郊特牲注》曰：“朝事延尸於户西，南面。布主席，东面。取牲膟膋燎於炉炭，洗肝於郁鬯而燔之。入以诏神於室，又出以堕於主。
主人亲制其肝，所谓制祭也。时尸荐以笾豆，至荐孰，乃更延主於室之奥。尸来升席，自北方坐於主北焉。”康成此《注》虽不见於经传，必有根据。今永谓坐尸於堂，则堂上无主，不知下文云“直祭祝於主”，谓荐孰时也。《经》亦但云“祝於主”，不云“祝於尸”，岂亦得谓荐孰时尸不在室乎？盖言室则统有主，言主则统有尸。《经》以互文见义，盖以见尸主之不相离也。况《大司乐》“尸出入奏《肆夏》”，《注》谓出入庙中。如第据出入庙中，则《曾子问》曰“主出庙、入庙必跸”，此不得以《司巫》不言主出入而遂不信《曾子问》也。《公羊传》曰：“祫祭者，毁庙之主陈於太祖，未毁庙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周旅酬六尸，则毁庙有主而无尸。若朝践之节，但有尸在堂，而主皆在室，则毁庙之主不得与於朝践之礼矣。”《曲礼》曰：“措之庙，立之主。曰帝主，所以识世系也。尸之所在，以主辨其昭穆，故尸与主不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