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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其书而观，固卓然不磨之论也。
△《大学章句》·一卷、《论语集注》·十卷、《孟子集注》·七卷、《中庸章句》·一卷（通行本）
宋朱子撰。案《论语》自汉文帝时立博士。《孟子》据赵岐《题词》，文帝时亦尝立博士。以其旋罢，故史不载。《中庸说》二篇见《汉书·艺文志》。戴颙《中庸传》二卷，梁武帝《中庸讲疏》一卷，见《隋书·经籍志》。惟《大学》自唐以前无别行之本。然《书录解题》载司马光有《大学广义》一卷、《中庸广义》一卷，已在二程以前，均不自洛闽诸儒始为表章。特其论说之详，自二程始；定著“四书”之名，则自朱子始耳。原本首《大学》，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书肆刊本以《大学》、《中庸》篇页无多，并为一册，遂移《中庸》於《论语》前。明代科举命题，又以作者先后，移《中庸》於《孟子》前。然非宏旨所关，不必定复其旧也。《大学》古本为一篇。朱子则分别《经》、《传》，颠倒其旧次，补缀其阙文。《中庸》亦不从郑注分节。故均谓之“章句”。《论语》、《孟子》融会诸家之说，故谓之“集注”。犹何晏注《论语》，裒八家之说称《集解》也。惟晏《注》皆标其姓，朱子则或标或不标，例稍殊焉。《大学》章句，诸儒颇有异同，然“所谓诚其意者”以下并用旧文，所特创者不过补《传》一章，要非增於八条目外。既於理无害，又於学者不为无裨，何必分门角逐欤？
《中庸》虽不从郑《注》，而实较郑《注》为精密。盖考证之学，宋儒不及汉儒；义理之学，汉儒亦不及宋儒。言岂一端，要各有当，况郑《注》之善者，如“戒慎乎其所不睹”四句，未尝不采用其意；“虽有其位”一节，又未尝不全袭其文。
观其去取，具有鉴裁，尤不必定执古义以相争也。《论语》、《孟子》亦颇取古注。如《论语》“瑚琏”一条与《明堂位》不合，《孟子》“曹交”一《注》与《春秋传》不合，论者或以为疑。不知“瑚琏”用包咸注，“曹交”用赵岐《注》，非朱子杜撰也。又如“夫子之墙数仞”注“七尺曰仞”“掘井九仞”注“八尺曰仞”，论者尤以为矛盾。不知“七尺”亦包咸《注》，“八尺”亦赵岐《注》也。
是知镕铸群言，非出私见。苟不详考所出，固未可概目以师心矣。大抵朱子平生精力，殚於《四书》。其剖析疑似，辨别毫釐，实远在《易本义》、《诗集传》上。读其书者要当於大义微言求其根本。明以来攻朱子者务摭其名物度数之疏，尊朱子者又并此末节而回护之，是均门户之见，乌识朱子著书之意乎？
△《四书或问》·三十九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朱子撰。朱子既作《四书章句集注》，复以诸家之说纷错不一，因设为问答，明所以去取之意，以成此书。凡《大学》二卷、《中庸》三卷、《论语》二十卷、《孟子》十四卷。其书非一时所著。《中庸或问》原与《辑略》俱附《章句》之末。《论语》、《孟子》则各自为书。其合为一帙，盖后来坊贾所并也。
中间《大学或问》用力最久。故朱子答潘恭叔问，尝自称诸书修得一过，《大学》所改尤多，比旧已极详密。《中庸或问》则朱子平日颇不自惬。《语类》载游某问：“《中庸》编集如何？”曰：“缘前辈诸公说得多了，其间尽有差舛处，又不欲尽驳难他底，所以难下手。不比《大学》，都未曾有人说。”又载朱子以《中庸或问》授黄云“亦未有满意处。如评论程子诸子说处尚多粗”云云。
是其意犹以为未尽安也。至《论孟或问》，则与《集注》及《语类》之说往往多所牴牾，后人或遂执《或问》以疑《集注》。不知《集注》屡经修改，至老未已，而《或问》则无暇重编。故《年谱》称《或问》之书，未尝出以示人。书肆有窃刊行者，亟请於县官，追索其版。又《晦菴集》中有《与潘端叔书》曰：“《论语或问》，此书久无工夫修得。只《集注》屡更不定，却与《或问》前后不相应”
云云，可见异同之迹，即朱子亦不讳言。并录存之，其与《集注》合者，可晓然於折衷众说之由；其于《集注》不合者，亦可知朱子当日原多未定之论，未可於《语录》、《文集》偶摘数语，即为不刊之典矣。
△《论孟精义》·三十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朱子撰。初，朱子於隆兴元年辑诸家说《论语》者为《要义》，其本不传。
后九年为乾道壬辰，因复取二程、张子及范祖禹、吕希哲、吕大临、谢良佐、游酢、杨时、侯仲良、尹焞、周孚先等十二家之说，薈稡条疏，名之曰《论孟精义》，而自为之序。时朱子年四十三。后刻版於豫章郡，又更其名曰《要义》。
《晦菴集》中有《书论语孟子要义序后》，曰“熹顷年编次此书，鋟版建阳，学者传之久矣。后细考之，程、张诸先生说尚或时有所遗脱。既加补塞，又得毗陵周氏说四篇有半於建阳陈焞明仲，复以附於本章。豫章郡文学南康黄某商伯既以刻於其学，又虑夫读者疑於详略之不同也，属熹书於前《序》之左，且更定其故号《精义》者曰《要义》”云云，是其事也。后又改其名曰《集义》，见於《年谱》，今世刊本仍称《精义》，盖从朱子原《序》名之也。凡《论语》二十卷，《孟子》十四卷。又各有《纲领》一篇，不入卷数。朱子初集是书，盖本程氏之学以发挥经旨。其后采摄菁华，撰成《集注》。中间异同疑似，当加剖析者，又别著之於《或问》。似此书乃已弃之糟粕。然考诸《语录》，乃谓：“读《论语》须将《精义》看。”又谓：“《语孟集义》中所载诸先生语，须是熟读。一一记於心下，时时将来玩味，久久自然理会得。”又似不以《集注》废此书者。
故今亦仍录存之焉。
△《中庸辑略》·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石｛敦山｝编。朱子删定。｛敦山｝字子重，号克斋，新昌人。绍兴十五年进士，官至太常主簿，出知南康军。《中庸》为《礼记》第三十一篇，孔颖达《疏》引郑玄《目录》云：“此书於《别录》属通论。”《汉书·艺文志》有《中庸传》二篇，颜师古注曰：“今《礼记》中有《中庸》一篇，亦非本礼经，盖子思之作。”
是书本以阐天人之奥，汉儒以无所附丽，编之《礼记》。实於五礼无所属，故刘向谓之“通论”，师古以为非本礼经也。梁武帝尝作《义疏》，见於《隋志》，然其书不传。迨有宋诸儒研求性道，始定为心传之要，而论说亦遂日详。故｛敦山｝辑是编，断自周子、二程子、张子，而益以吕大临、谢良佐、游酢、杨时、侯仲良、尹焞之说。初名《集解》。乾道癸巳，朱子为作《序》，极称其谨密详审。
越十有六年，淳熙己酉，朱子作《中庸章句》，因重为删定，更名《辑略》，而仍以《集解》原《序》冠其首。观朱子《中庸章句自序》，称“既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后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复取石氏书删其繁乱，名以《辑略》，且别为《或问》以附其后”云云。据此，则是编及《或问》皆当与《中庸章句》合为一书。其后《章句》孤行，而是编渐晦。明嘉靖中，御史新昌吕信卿始从唐顺之得宋椠旧本，刻之毗陵。凡先儒论说见於《或问》所驳者，多所芟节。如第九章游氏以舜为绝学无为之说，杨氏有能斯有为之说、第十一章游氏离人立於独未发有念之说，多竟从删薙，不复存其说於此书。至如第一章内所引程子答苏季明之次章，《或问》中亦力斥其记录失真，而原文乃仍载书中。或为失於刊削，或为别有取义，则其故不可得详矣。
△《论语意原》·二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宋郑汝谐撰。汝谐有《东谷易翼传》，已著录。是编前有《自序》，称：“二程、横渠、杨、谢诸公互相发明，然后《论语》之义显。谓诸公有功於《论语》则可，谓《论语》之义备见於诸公之书则不可。予於此书少而诵，长而辨，研精覃思，以求其指归。既断以己说，复附以诸公之说，期归於当而已。”又称：“初镌版於赣、於洪。始意欲以诱掖晚学，失之太详，辄掇其简要者，复镌於池阳。”则汝谐此书，凡再易稿，亦可谓刻意研求矣。陈振孙《书录解题》载《论语意原》一卷，不著撰人。《宋志》因之。似乎尚别有一书适与同名。然振孙载《诗总闻》讹为三卷，亦云不知撰人。及核其解题，则确为王质之书。疑所载者即汝谐此书，偶未考其名也。真德秀《序》称其学出於伊、洛，然所说颇与朱子《集注》异。如以卫灵公问陈非不可对，乃有托而行；以子贱为人沉厚默简，非鲁多君子，不能取其君子：皆足以备一解。至以“使民战栗”为鲁哀公之语、以“见善如不及”二节连下“齐景公”、“伯夷叔齐”为一章，则大奇矣（案钱时《四书管见》亦以“见善如不及”章与下章连合为一）。然综其大致，则精密者居多。故德秀称其言虽异於先儒，而未尝不合义理之正。朱子亦曰：“赣州所刊《论语解》，乃是郑舜举侍郎者。中间略看，亦有好处。”是朱子亦不以其异己为嫌也。
△《癸巳论语解》·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宋张栻撰，其书成於乾道九年，是年岁在癸巳，故名曰《癸巳论语解》。考《朱子大全集》中备载与栻商订此书之语，抉摘瑕疵多至一百一十八条，又订其误字二条。以今所行本校之，从朱子改正者仅二十三条，馀则悉仍旧稿，似乎龂龂不合。然“父在观其志”一章，朱子谓旧有两说，当从前说为顺。反覆辨论，至於二百馀言。而后作《论语集注》，乃竟用何晏《集解》所引孔安国义，仍与栻说相同。盖讲学之家，於一字一句之异同，务必极言辨难，断不肯附和依违。
中间笔舌相攻，或不免於激而求胜。迨学问渐粹，意气渐平，乃是是非非，坦然共白，不复回护其前说。此造诣之浅深，月异而岁不同者也。然则此一百一十八条者，特一时各抒所见，共相商榷之言，未可以是为栻病。且二十三条之外，栻不复改，朱子亦不复争，当必有涣然冰释，始异而终同者。更不必执文集旧稿，以朱子之说相难矣。
△《癸巳孟子说》·七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宋张栻撰。是书亦成於乾道癸巳。於王霸之辨、义利之分，言之最明。《自序》称：“岁在戊子，缀所见为《孟子说》。明年冬，会有严陵之命，未及终篇。
辛卯岁自都司罢归，秋冬行大江中，读旧说，多不满意，从而删正之。还抵故庐，又二载，始克缮写。”盖其由左司员外郎出知严州，退而家居时作也。栻之出也，以谏除张说为执政，故是编於“臧仓沮孟子”及“王驩为辅行”两章，皆微有寄托於时事。至於解“交邻”章云：“所谓畏天者，亦岂但事大国而无所为也，盖未尝委於命而已。故修德行政、光启王业者，太王也。养民训兵、卒殄寇雠者，句践也。末及周平王，惟不怒骊山之事，故东周卒以不振。”其辞感愤，亦为南渡而发。然皆推阐经义之所有，与胡安国《春秋传》务於借事抒议而多失笔削之旨者，固有殊焉。
△《石鼓论语问答》·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戴溪撰。溪有《续吕氏家塾读诗记》，已著录。是书卷首有宝庆元年许复道《序》，称淳熙丙午、丁未间，溪领石鼓书院山长，与湘中诸生集所闻而为此书。朱子尝一见之，以为近道。陈振孙《书录解题》所载与《序》相符。其书诠释义理，持论醇正，而考据间有疏舛。如解“缁衣羔裘”节，先加明衣亲身，次加中衣，冬则次加裘，裘上加裼衣，裼衣之上加朝服。其说本於崔灵恩，不为无据。然《诗·羔裘篇》孔《疏》谓：“《玉藻》：‘君衣狐白裘，锦衣以裼之。’”
又云：“以帛裹布非礼也。”郑《注》云：“冕服中衣用素，朝服中衣用布。”
若皮弁之下即以锦衣为裼，即是以帛裹布。故知中衣在裼衣之上。其文甚明。溪盖未之深考。又解“吉月必朝服而朝”节，谓《玉藻》“天子玄端而朝日於东门之外”不必依郑《注》改“端”为“冕”，盖称端者通冠冕言之。其说亦据《乐记》“端冕而听古乐”郑《注》“端为玄衣”、孔《疏》“端为玄冕。凡冕服皆其制正幅，故称端也”。然《玉藻》“天子玄端而朝日於东门之外”与下文“玄端而居”对举见异，故朝日玄冕即不得通称玄端。此郑所以决冕之误为端，溪亦失考也。然训诂、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