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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儒林》诸传多据此为之。盖宋人谈道学宗派，自此书始。而宋人分道学门户，亦自此书始。厥后声气攀援，转相依附。其君子各执意见，或酿为水火之争。其小人假借因缘，或无所不至。叶绍翁《四朝闻见录》曰：程源为伊川嫡孙，无聊殊甚，尝鬻米於临安新门之草桥。后有教之以干当路者，著为《道学正统图》。自考亭以下，剿入当事姓名。遂特授初品，因除二令。又以轮对改合入官，迁寺监丞。是直以伊雒为市矣。周密《齐东野语》、《癸辛杂识》所记末派诸人之变幻，又何足怪乎。然朱子著书之意，则固以前言往行矜式后人，未尝逆料及是。儒以诗礼发家，非诗礼之罪也。或因是并议此书，是又以噎而废食矣。
△《名臣言行录前集》·十卷、《后集》·十四卷、《续集》·八卷、《别集》·二十六卷、《外集》·十七卷（浙江郑大节家藏本）
《前集》、《后集》并朱子撰。《续集》、《别集》、《外集》李幼武所补编。幼武字士英，庐陵人。据其《续集序文》，盖理宗时所作。其始末则未详。
观其《外集》所录皆道学宗派，则亦讲学家矣。赵希弁《读书附志》载此书七十二卷。今合五集计之，实七十五卷。殆传刻者误以“五”为“二”欤。朱子《自序》，谓读近代文集及纪传之书，多有裨於世教，於是掇取其要，聚为此书。乃编中所录如赵普之阴险，王安石之坚僻，吕惠卿之奸诈，与韩、范诸人并列，莫详其旨。明《杨以任序》，谓是书各胪其实，亦《春秋》劝惩之旨，非必专以取法。又解“名臣”之义，以为名以藏伪，有败有不败者。其置词颇巧。然刘安世气节凛然，争光日月，《尽言集》、《元城语录》今日尚传，当日不容不见，乃不登一字，则终非后人所能喻。考吕祖谦《东莱集》，有《与汪尚书书》曰：近建宁刻一书，名《五朝名臣言行录》（案祖谦所见乃《前集》，故但称“五朝”），云是朱元晦所编，其间当考订处颇多。近亦往问元晦，未报。不知曾过目否？
《晦庵集》中亦有《与祖谦书》曰：“《名臣言行录》一书，亦当时草草为之。
其间自知尚多谬误，编次亦无法，初不成文字。因看得为订正，示及为幸”云云。
则是书瑕瑜互见，朱子原不自讳。讲学家一字一句尊若《春秋》，恐转非朱子之意矣。又叶盛《水东日记》曰：今印行《宋名臣言行录前集》、《后集》、《续集》、《别集》、《外集》，有景定辛酉浚仪赵崇硂引云，其外孙李幼武所辑。
且云朱子所编止八朝之前，士英所编则南渡中兴之后四朝诸名臣也。今观《后集》一卷有李纲，二卷有吕颐浩，三卷有张浚，皆另在卷前，不在《目录》中。又阙残脱版甚多。颇疑其非朱子手笔，为后人所增损必多。盖朱子纂辑本意，非为广闻见，期有补於世教，而深以虚浮怪诞之说为非。今其间吕夷简非正人，而记翦髭赐药之详；余襄公正人，而有杖臀怀金之耻；苏子瞻苏木私盐等事亦无甚关系；若此者盖不一也。李居安所谓翦截纂要，岂是之谓欤。尝见章副使绘有此书，巾箱小本。又闻叔简尚宝家有宋末庐陵锺尧俞所编《言行类编举要》十六卷《前后集》。尚俟借观，以祛所惑云云。则盛於此书亦颇有所疑。顾就其所录观之，宋一代之嘉言懿行，略具於斯。旁资检阅，固亦无所不可矣。幼武所补，大抵亦步亦趋，无甚出入，其所去取，不足以为重轻。以原本附骥而行，今亦姑并存之，备考核焉。
△《名臣碑传琬琰集》·一百七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宋杜大珪编。大珪，眉州人。其仕履不可考。自署称进士，而《序》作於绍熙甲寅，则光宗时人矣。墓碑最盛於东汉，别传则盛於汉、魏之间。张晏注《史记》，据墓碑知伏生名胜。司马贞作《史记索隐》，据班固《泗上亭长碑》知昭灵夫人姓温。裴松之注《三国志》，亦多引别传，其遗文佚事，往往补正史所不及。故讲史学者恒资考证焉。由唐及宋，撰述弥繁。虽其间韩愈载笔，不乏谀言；李蘩摛词，亦多诬说，而其议论之同异，迁转之次序，拜罢之岁月，则较史家为得真。故李焘作《续通鉴长编》，李心传作《系年要录》，往往采用，盖以此也。
顾石本不尽拓摹，文集又皆散见，互考为难。大珪乃搜合诸篇，共为三集。上集凡二十七卷，中集凡五十五卷，下集凡二十五卷。起自建隆、乾德，讫於建炎、绍兴。大约随得随编，不甚拘时代体制。要其梗概，则上集神道碑，中集志铭、行状，下集别传为多。多采诸家别集，而亦间及於实录、国史。一代钜公之始末，亦约略具是矣。中如丁谓、王钦若、吕惠卿、章惇、曾布之类，皆当时所谓奸邪，而并得预於名臣，其去取殊为未当。然朱子《名臣言行录》、赵汝愚《名臣奏议》亦滥及於丁谓、王安石、吕惠卿诸人。盖时代既近，恩怨犹存。其所甄别，自不及后世之公。此亦事理之恒，贤者有所不免，固不能独为大珪责矣。
△《钱塘先贤传赞》·一卷（浙江郑大节家藏本）
宋袁韶撰。韶字彦纯，庆元人，淳熙十三年进士，授吴江丞。历参知政事，赠太师、越国公，事迹具《宋史》本传。韶尝知临安府，请於朝，建许由以下三十九人之祠，而各为之《传赞》，事在宝庆丙戌。至景定五年甲子而祠毁。至正二年，有吕渊者，复其祠，重鋟传赞。后二年丙戌，浙江等处儒学提举班惟志叙而行之。是编犹元时旧刻。所纪录者虽止及一乡之耆旧，其中郎简、谢绛等十馀人，又俱见於正史。然是书为宋人所撰，又在元人修史之前，於事实多所综核。
如《东都事略·谢绛传》，称阳夏人，是书称富阳人。考《宋史》本传，谓其先阳夏人，祖懿文，为杭州盐官令，葬富阳，遂为富阳人，则是书较为得实。又《东都事略》绛本传，不载绛判吏部流内铨及太常礼院，亦不载覈吏部官职田及使契丹事，此书详之。又是书《钱彦远传赞》，载杨怀敏妄言契丹宗真死，乃除入内副都知，内侍黎用信以罪窜海岛，赦归，遽得环卫官，许怀德高年未谢事，彦远上疏极论之。又言杨景宗、郭永祐小人，宜废不用，而《东都事略》彦远本传不载。又《钱藻传赞》，载藻改翰林侍读学士，知审官东院卒，神宗知其贫，特赙钱五十万，赠太中大夫，而《东都事略》藻本传不载。又《钱勰传赞》，载王安石许用以御史，勰辞谢，安石知不附己，命权盐铁判官。又载奉使高丽，却岛王金银器事，而《东都事略》勰本传不载。《沈遘传赞》，载知开封府后迁右谏议大夫，丁母忧，上赐黄金百两，居丧，日一食，既葬，庐墓侧以卒，而《东都事略》遘本传不载。凡此多得之故老流传，颇为详赡。修正史者因采以入传，故与《宋史》颇相吻合，《传赞》亦古雅可诵，固非后来地志家夸饰附会之比也。
△《庆元党禁》·一卷（永乐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宋史·艺文志》亦不著录。惟见《永乐大典》中，题曰沧州樵叟撰。盖与《绍兴正论》均出一人之手。《序》称淳祐乙巳，则作於宋理宗十八年也。考党禁起於宁宗庆元二年八月，弛於嘉泰二年二月。是书之作，盖距弛禁时又四十四年矣。宋代忠邪杂进，党祸相仍，国论喧呶，已一见於元祐之籍。
迨南渡后和议已成，外忧暂弭。君臣上下，熙熙然燕雀处堂。诸儒不鉴前车。又寻覆辙。求名既急，持论弥高。声气交通，贤奸混糅，浮薄诡激之徒，相率攀援，酿成门户。遂使小人乘其瑕隙，又兴党狱以中之。兰艾同焚，国势驯至於不振。
《春秋》责备贤者，不能以败亡之罪独诿诸韩侂胄也。且光、宁授受之际，赵汝愚等谋及宵人，复处之不得其道，致激成祸变，於谋国尤疏。恭读御题诗章，於揖盗开门，再三致意。垂训深切，实为千古定评。讲学之家不能复以浮词他说解矣。书中所录伪党共五十九人，如杨万里尝以党禁罢官，而顾未入籍。其去取之故，亦颇难解。盖万里之荐朱子，实出至公，与依草附木，攀援门户者迥异。故讲学之家，终不引之为气类。观所作《诚斋易传》，陈栎、胡一桂皆曲相排抑，不使入道学之派。知此书之削除万里，意亦如斯，未可遽执为定论也。至如薛叔似晚岁改节，依附权奸。皇甫斌猥琐梯荣，偾军辱国。侂胄既败之后，又复列名韩党，与张岩、许及之诸人并遭贬谪。阴阳反覆，不可端倪，而其姓名亦并见此书中。岂非趋附者繁，枭鸾并集之一证哉？总之，儒者明体达用，当务潜修，致远通方，当求实济。徒博卫道之名，聚徒讲学，未有不水火交争，流毒及於宗社者。东汉不鉴战国之横议，南北部分而东汉亡。北宋不鉴东汉之党锢，洛蜀党分而北宋亡。南宋不鉴元祐之败，道学派盛而南宋亡。明不鉴庆元之失，东林势盛而明又亡。皆务彼虚名，受其实祸。决裂溃覆之后，执门户之见者犹从而巧为之词，非公论也。张端义《贵耳集》曰：“朝廷大患，最怕攻党。伊川见道之明，不能免焉。淳熙则曰道学，庆元则曰伪学。深思由来，皆非国家之福。”斯言谅矣。谨恭录御题冠此书之端，用昭万年之炯戒，并详著古来党祸之由，俾来者无惑焉。
△《宝祐四年登科录》·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文天祥榜进士题名也。首列御试策题一道，及详定编排等官姓名。其覆考检点试卷官为王应麟。故《宋史·文天祥传》，载考官王应麟奏其卷，称古谊若龟鉴，忠肝如铁石，敢为国家得人贺也。其一甲第九人为王应凤，即应麟之弟。
盖当时法制犹疏，未有回避之例耳。天祥本列第五，理宗亲擢第一。第二甲第一人为谢枋得。第二十七人为陆秀夫。与天祥并以孤忠劲节，搘拄纲常。数百年后，睹其姓名，尚凛然生敬。则此《录》流传不朽，若有神物呵护者，岂偶然哉？
五甲第一百八十九人朱《日制》以下，原本脱去二十四人。今检《录》中四甲二百二十七人赵与溥下，注“兄与镇同榜”，而《录》无其名。又《括苍汇记》有赵时、陈塈，《衡州府志》有罗雷春，《万姓统谱》有赵良金，并称宝祐四年进士，而此《录》亦无之。则皆在所阙内矣。后有天祥对策一道，理宗御制赐进士诗及天祥恭谢诗各一首。天祥是年登第后，即丁父忧归。至己未始授签书宁海节度判官厅公事。故谢表中有自叨异数，亦既三年之语。此《录》并载其表文，乃后人所增附者也。
△《京口耆旧传》·九卷（永乐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明杨士奇《文渊阁书目》、焦竑《国史经籍志》皆载其名，亦不云谁作。考书中《苏庠传》末云：予家世丹阳，先人知其状为详，又从其孙嘉借家传，则作者当为丹阳人。庠卒於绍兴十七年，而作者得交其孙，则当为南宋末年人也。其书采京口名贤事迹，各为之传。始於宋初，讫於端平、嘉熙间。
其中忠烈如陈东，经济如张悫、张缜、汤东野、刘公彦，风节如王存、王遂、蒋猷、刘宰，文学如沈括、洪兴祖，书画如米芾父子，虽皆著在史传，而轶闻逸事，则较史为详。至《汤东野传》称，明受赦书至，东野谋於张浚，欲匿赦不宣。而《宋史》浚本传称，浚命守臣汤东野秘不宣。其说互异。证以刘宰《漫塘集·汤侍郎勤王录跋》，乃与此书所载合，则足以订《宋史》记录之误。《漫塘集》称陈东於钦宗时凡六上书，高宗时凡四上书。《宋史》东本传第云於钦宗时五上书，高宗时三上书。证以此书，乃知《宋史》有据，《漫塘集》为传闻之讹。王巩《甲申杂记》谓陈亢以熙宁八年生廓与度。证以此书，廓中熙宁九年进士，则距生岁止一年；度中元丰三年进士，则距生岁止四年。尤足以纠小说附会之谬。如此之类，不一而足。盖是书体例，全仿正史。每为一传，首尾该贯，生卒必详。
与诸家杂说随笔记载，不备端末者不同。故事实多可依据，於史学深为有裨。
《文渊阁书目》载是书不列卷数。《经籍志》则作四卷。今据《永乐大典》所载，裒合成编，釐为九卷。考《宋史·地理志》，京口凡丹徒、丹阳、延令、金坛四县。神宗熙宁五年，改延令为镇，并入丹阳，则所存者仅三县，而此书《吴致尧传》，其人在宣和之季，乃仍称曰延令人。盖沿袭旧名，偶然失改。犹汉高帝十一年已改真定为东垣，而《南越王传》犹称尉佗为真定人。史氏驳文，不足为据。
今仍以三县分隶，庶从其实。至於诸书所载，互有同异，则并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