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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开元礼》·一百五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唐太子太师同中书门下三品兼中书令萧嵩等奉敕撰。杜佑《通典》及新旧《唐书·礼志》称：“唐初礼司无定制，遇有大事，辄制一仪，临时专定。开元中，通事舍人王岩上疏，请删削《礼记》旧文，益以今事。集贤学士张说奏：‘《礼记》不刊之书，难以改易，请取贞观、显庆礼书折衷异同，以为唐礼。’
乃诏右散骑常侍徐坚、左拾遗李锐、太常博士施敬本撰述，历年未就。至萧嵩为学士，复奏起居舍人王仲邱等撰次成书，由是唐之五礼始备。”即此本也。其书卷一至卷三为《序例》，卷四至七十八为《吉礼》，卷七十九至八十为《宾礼》，卷八十一至九十为《军礼》，卷九十一至一百三十为《嘉礼》，卷一百三十一至一百五十为《凶礼》。凶礼古居第二，而退居第五者，用贞观、显庆旧制也。贞元中，诏以其书设科取士，习者先授太常官，以备讲讨，则唐时已列之学官矣。
新旧《唐书·礼志》皆取材是书，而所存仅十之三四。杜佑撰《通典》，别载《开元礼纂类》三十五卷，比《唐志》差详，而节目亦多未备。其讨论古今，斟酌损益，首末完具，粲然勒一代典制者，终不及原书之赅治。故周必大序称“朝廷有大疑，稽是书而可定；国家有盛举，即是书而可行。诚考礼者之圭臬也”。
《新唐书·艺文志》载修《开元礼》者尚有张烜、陆善经、洪孝昌诸人名，而《通典·纂类》中所载五岳、四渎名号，及《衣服》一门，间有与此书相出入者。
盖传写异文，不能画一。既未详其孰是，今亦并仍原本录之，不复窜改，庶几不失阙疑之义焉。
△《谥法》·四卷（内府藏本）
宋苏洵撰。洵字明允，眉山人。官秘书省校书郎，以霸州文安县主簿修《太常因革礼》，书成而卒。事迹具《宋史》本传。自《周公谥法》以后，历代言谥者有刘熙、来奥、沈约、贺琛、王彦威、苏冕、扈蒙之书，然皆杂糅附益，不为典要。至洵奉诏编定六家谥法，乃取《周公春秋广谥》及诸家之本删订考证，以成是书。凡所取一百六十八谥，三百十一条。新改者二十三条，新补者十七条，别有七去、八类，於旧文所有者刊削甚多。其间如尧、舜、禹、汤、桀、纣乃古帝王之名，并非谥号。而沿袭前讹，概行载入，亦不免疏失。然较之诸家义例，要为严整。后郑樵《通志·谥略》，大都因此书而增补之，且称其“断然有所去取，善恶有一定之论，实前人所不及”。盖其斟酌损益，审定字义，皆确有根据，故为礼家所宗。虽其中间收僻字，今或不能尽见诸施行，而历代相传之旧典，犹可以备参考焉。曾巩作洵墓志，载此书作三卷。而此本实四卷，殆后人所分析欤？
△《政和五礼新仪》·二百二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议礼局官知枢密院郑居中等奉敕撰。徽宗御制序文，题“政和新元三月一日”，盖政和改元之年。钱曾《读书敏求记》误以新元为心元，遂以为不知何解，谬也。前列局官随时酌议科条，及逐事御笔指挥；次列《御制冠礼》，盖当时颁此十卷为格式，故以冠诸篇；次为《目录》六卷；次为《序例》二十四卷，礼之纲也；次为《吉礼》一百一十一卷；次为《宾礼》二十一卷；次为《军礼》八卷；次为《嘉礼》四十二卷，升婚仪於冠仪前，徽宗所定也；次为《凶礼》十四卷，惟官民之制特详焉。是书颇为朱子所不取。自《中兴礼书》既出，遂格不行，故流传绝少。今本第七十四卷、第八十八卷至九十卷、第一百八卷至一百十二卷、第一百二十八卷至一百三十七卷、第二百卷皆有录无书。第七十五卷、九十一卷、九十二卷亦佚其半。然北宋一代典章，如《开宝礼》、《太常因革礼》、《礼阁新仪》，今俱不传。《中兴礼书》散见《永乐大典》中，亦无完本。惟是书仅存，亦论掌故者所宜参考矣。
△《绍熙州县释奠仪图》·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朱子撰。考《朱子年谱》，绍兴二十五年乙亥，官同安主簿。以县学释奠旧例，止以人吏行事，求《政和五礼新仪》於县，无之。乃取《周礼》、《仪礼》、《唐开元礼》、《绍兴祀令》，更相参考，画成礼仪、器用、衣服等图。训释辨明，纤微必备。此《释奠礼》之初稿也。淳熙六年己亥，差知南康军，奏请颁降礼书，又请增修礼书，事未施行。绍熙元年庚戌，改知漳州。复列上释奠礼仪数事，且移书礼官，乃得颇为讨究。时淳熙所镂之版已不复存，后乃得於老吏之家。
又以议论不一，越再岁始能定议，而主其事者适徙他官，遂格不下。此《释奠礼》之再修也。绍熙五年甲寅，除知潭州。会前太常博士詹元善还为太常少卿，始复取往年所被敕命，下之本郡。吏文繁复，几不可读。且曰属有大典礼，未遑遍下诸州。时朱子方召还奏事，又适病目，乃力疾钩校，删剔猥杂，定为四条，以附州案，俾移学官。是为最后之定稿，即此本也。书首载淳熙六年《礼部指挥》一通，《尚书省指挥》一通，次《绍熙五年牒潭州州学备准指挥》一通，皆具录原文。次《州县释奠文宣王仪》，次《礼器十九图》。其所行仪节，大抵采自杜氏《通典》及《五礼新仪》，而折衷之。后来二丁行事，虽仪注少有损益，而所据率本是书。惟所列两庑从祀位次，有吕祖谦、张栻，则其事在理宗以后。又有咸淳三年改定位次之文。检勘《宋史·礼志》，载咸淳诏书，其先儒名数及东西次序，与此书一一吻合，与朱子益不相及。盖后人随时附益，又非其原本矣。
△《大金集礼》·四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亦不著成书年月。据黄虞稷《千顷堂书目》，盖明昌六年礼部尚书张玮等所进。今考书中纪事，断至大定，知为章宗时书，虞稷所载当不误也。其书分类排纂，具有条理。自尊号、册谥以及祠祀、朝会、燕飨诸仪，灿然悉备。以《金史》诸志相校，其蓝本全出於此。而志文援引舛漏，失其本意者颇多。若祭方丘仪，是书有前祭二日，太尉告庙之仪，而《金史》遗落不载。又《金史》云设馔幕於内壝东门之外，道北南向。考之此书，则陈设馔幕乃有东门、西门二处。盖坛上及神州东方、南方之馔，陈於东门外；西方、北方之馔，陈於西门外。《金史》独载设於东门外者，於礼为舛。如斯之类，不一而足。非得此书，无以知史志之疏谬也。则数金源之掌故者，此为总汇矣。惟第十卷载夏至日祭方丘仪，而“圜丘郊天仪”独阙。考《金史》自天德以后，并祀南北郊。大定、明昌，其制渐备。编书者既载北郊仪注，不应反遗南郊。盖传写脱佚，非原书有所不备也。
△《大金德运图说》·一卷（永乐大典本）
金尚书省会官集议德运所存案牍之文也。案《金史》本纪，金初色尚白。章宗泰和二年十一月，更定德运为土，腊月辰诏告中外。至宣宗贞祐二年正月，命有司复议本朝德运。是书所载，盖即其事。书前为尚书省判，次为省札。列集议官二十二人，其中独上议状者六人，合具议状者八人，连署者四人。其集议有名而无议状者，太子太傅张行简，太子太保富察乌叶，修撰富珠哩阿拉，费靡谙达登四人，疑原书尚有所脱佚。其所议，言应为土德者四人，言应为金德者十四人。
中如谏议大夫张行信，力主金德之议。而《金史》行信本传称：“贞祐四年，以参议官王浍言，当为火德。诏问有司，行信谓当定为土德，而斥浍所言为狂妄。”
其立说先后，自相矛盾，殊不可解。又书中但有诸臣议状，而尚书省臣无所可否。
考史载兴定元年十二月庚辰，腊享太庙，是终金之世，仍从泰和所定土德，而未尝重改。疑是岁元兵深入，宣宗南迁汴梁，此议遂罢，故尚书省亦未经奏覆也。
五德之运不见六经，惟《家语》始有之。而其书出於王肃伪撰，不可据为典要。
后代泥於其说，多侈陈五行传序之由。而牵合迁就，附会支离，亦终无一当。仰蒙我皇上折衷垂训，斥妄祛疑。本宅中图大之隆规，破谶纬休祥之谬说，阐发明切，立千古不易之定论。是编所议，识见皆为偏陋，本不足录。然此事史文简略，不能具其始末。存此一帙，尚可以补掌故之遗。并恭录圣制，弁诸简首。俾天下后世晓然知驺衍以下皆妄生臆解，用以祛曲说之惑焉。
△《庙学典礼》·六卷（永乐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诸家书目皆不著录。核其所载，始於元太宗丁酉，而终於成宗大德间，盖元人所录也。其书杂钞案牍，排缀成编，未经文士之修饰，故词多椎朴。又原序原目，散佚无考，亦无从得其门类。幸其年月先后，皆有可稽，尚可排比成帙。谨釐析其文，勒为六卷。虽繁复之失，在所未免，而一代庙学之制，措置规画，梗概具存，颇可与《元史》相参考。如至元六年设举学校官一条，称儒学提举司秩从六品，而《百官志》作从五品；各路儒学教授秩八品，而《百官志》作九品。至元十九年郡县学院官职员数一条，称总管府设教授二员，学录、学正各二员，散府设教授二员，学录、学正各一员。而《百官志》作总管府教授一员，学正一员，学录一员，散府上中州教授一员，下州学正一员。俱不相合。
盖宋濂等修史之时，据其末年之制，而大德以前之旧典，则未及详考也。又《选举志》称至元二十八年令江南诸路学及各县学内设立小学，选老成之士教之。其他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并立为书院。是明言小学书院设於世祖之时，而此书载所立小学书塾乃在大德四年。以成宗时人记成宗时事，不应讹异如是。或至元时虽有此议，实未及施行，至成宗乃补定其规制，而史未及详与？《元史》一书，自开局至告成，仅阅八月。其间潦草阙略，不一而足，诸志尤不赅备。留此一编，犹足以见一朝养士之典，固考古者所必稽矣。其中有当日文书程式，后人不能尽解，以致传写讹脱者，并详核釐正。无可考者则阙之。人名、地名、官名，译语对音，尤多舛异。今皆一一核定，俾不失其真，以纠向来流传之误焉。
△《明集礼》·五十三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木）
明徐一夔、梁寅、刘于、周於谅、胡行简、刘宗弼、董彝、蔡琛、滕公瑛、曾鲁同奉敕撰。考《明典汇》载，洪武二年八月，诏儒臣修纂礼书。三年九月书成，名《大明集礼》。其书以吉、凶、军、宾、嘉、冠服、车辂、仪仗、卤簿、字学、乐为纲，所列子目，吉礼十四，曰祀天，曰祀地，曰宗庙，曰社稷，曰朝日，曰夕月，曰先农，曰太岁、风、云、雷、雨师，曰岳、镇、海、渎、天下山川、城隍，曰旂纛，曰马祖、先牧、社马步，曰祭厉，曰祀典神，曰三皇、孔子。
嘉礼五，曰朝会，曰册封，曰冠礼，曰婚，曰乡饮酒。宾礼二，曰朝贡，曰遣使。
军礼三，曰亲征，曰遣将，曰大射。凶礼二，曰吊赙，曰丧仪。又冠服、车辂、仪仗、卤簿、字学各一。乐三，曰钟律，曰雅乐，曰俗乐。《明史·艺文志》及《昭代典则》均作五十卷，今书乃五十三卷。考《明典汇》，载嘉靖八年礼部尚书李时请刊《大明集礼》，九年六月梓成。礼部言是书旧无善录，故多残阙，臣等以次诠补，因为传注。乞令史臣纂入，以成全书云云。则所称五十卷者，或洪武原本。而今所存五十三卷，乃嘉靖中刊本，取诸臣传注及所诠补者纂入原书，故多三卷耳。如《明礼志》载洪武三年圜丘从祀，益以风、云、雷、雨。而是书卷一总序曰：“国朝圜丘从祀，惟以大明、夜明、星辰、太岁。”又所载圜丘从祀坛位，及牲币尊罍，均止及大明、夜明、星辰、太岁，不及风、云、雷、雨，是益祀风、云、雷、雨从祀圜丘在十一月。而是书成於九月，故未及纂入，实有明据。而卷一序神位版，乃曰风伯之神、云师之神、雷师之神、雨师之神，并赤质金字。不应一卷之内，自相矛盾若此。则其为增入可知。又《明史·礼志》载洪武元年冬至祀昊天上帝仪注，无先期告诸神祇及祖庙之文。至洪武四年，始创此制，而是书仪注则有之，知亦嘉靖诸臣诠补纂入者矣。序为世宗御制，题为“嘉靖九年六月望日”。而《世宗实录》载九年六月庚午，刻《大明集礼》成，上亲制序文。是月己未朔，则庚午乃十二日，与《实录》小有异同。疑十二日进书，望日制序，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