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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以碑，纬以撰者、书者之姓名，及所立之地与世与年，合而成表”。然其书与他家碑目相等，无所谓体仿周谱，旁行斜上之式。以表为名，殊不相称。其间既不从欧、赵不分时代之例，而所列时代不以年序，亦不以地序，六朝以前合而为一，尤为杂糅。似乎未经编次之本，且八百馀本之中，惟杨珣残碑注“疑非是再考”五字，馀皆不置一词，亦不足以资考证。又王羲之书《曹娥碑》、《乐毅论》诸条下，皆注“宋拓”字。是杂录古帖，并非金石之存於今者矣。
△《闲者轩帖考》·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孙承泽撰。承泽有《尚书集解》，已著录。是编所记自《兰亭》而下至文徵明之《停云馆帖》，凡三十有八种。一一考其源流，品其次第。书成於顺治丁亥，在《庚子销夏记》之前，故所记互有详略。
△《天发神谶碑释文》·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国朝周在浚撰。在浚字雪客，祥符人。流寓江宁。是碑本在江宁城南之岩山，后在天禧寺门外。至宋，胡宗愈移置转运司后圃，元杨益又移置府学中。一名三段碑，吴天玺元年刻石。黄伯思以为皇象书，或以为苏建，其字怪伟，兼以碑断裂，颇难辨识。在浚合其石，贯以钜铁，重为释文，而以诸家题跋附之。考《吴志》及许嵩《建康实录》，皆谓天玺元年吴郡言，临平湖得石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长四寸，广四寸，刻上作皇帝字，於是改元天玺，立石刻於岩山纪功德，即此碑也。而赵明诚《金石录》载《天发神谶碑》，乃谓天玺元年秋八月，鄱阳言，历阳石理成字，凡二十，明年改元大赦，以协石文。今此碑乃在金陵，莫可考究。不知《吴志》载秋八月获石历阳，在获石临平湖之后，别自一事，明诚误以此碑当之，宜其牴牾。又欧阳修《集古录》载吴《国山碑》，谓孙皓天册元年禅於国山，改元天玺。考《吴志》吴既改元天玺之后，又於吴兴阳羡山获石长十馀丈，名曰石宝，遂禅於国山，明年改元天纪。其事亦在此碑之后。故《金石录》既载《天发神谶碑》，又载吴《国山碑》。修误合为一，亦未考也。此书前列断碑残字，后列金石舆地之书有可考证者，凡数十条。而《金石》、《集古》二录独不见采，殆以其舛异不取欤？所列碑中残文，较《金石录》多一百七十七字。
盖明诚所据乃不完之拓本，而在浚则亲至其地勘验原石也。
△《昭陵六骏赞辨》·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张弨撰。弨字力臣，山阳人。博学嗜古，尤究心金石之文。后以聋废，而考证弥勤。以《昭陵六马图赞》或以为太宗御撰，或以为殷仲容撰，或以为欧阳询书，或以为殷仲容书，赵崡诸家，辗转讹异。因亲至其侧，勘验绘图，以赵明诚《金石录》为据，定以《六马赞》为欧阳询书，诸降将姓名为殷仲容书。
文已尽泐，确为谁撰，弨亦不能考矣。
△《瘗鹤铭辨》·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张弨撰。弨亲至焦山搨原铭，较宋黄长睿、董逌所载者多得八字，所辨亦较顾元庆书为详核。
△《瘗鹤铭考》·一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国朝汪士鋐撰。士鋐字文升，长洲人。康熙丁丑进士，官至右春坊右中允。《瘗鹤铭》在镇江府焦山之下，以雷震堕入江。其石破碎不完，故字多残阙，传本往往不同。又作书者或以为王羲之，或以为陶弘景，或以为顾况。自宋欧阳修《集古录》以后，著录者数十家，彼此讥驳，几如聚讼。而海昌陈氏玉烟堂帖本，尤为辗转失真。康熙丁未，淮安张弨亲至水澨，仰卧而手拓之。共得六十九字，较诸本独多。因为考证成书。后四十六年，陈鹏年守镇江，乃募工出石於江中，陷之焦山亭壁间。其石分而为五，所存七十七字，又不全九字，其无字处以空石补之。按其辞义，补缀联合，益为完善。士鋐因备采昔人之论，并引弨说而折衷之。以鹏年所出石本为图，列诸卷首，汇为此考，搜罗颇称详尽。
案元郝经《陵川集》，载焦山寺僧寄《瘗鹤铭考证》一卷。又明司马泰家藏书目内亦有《瘗鹤铭考》之目。今皆不传。此书当原石出水之后，视张弨所录较更详也。
△《金石遗文录》·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陈奕禧撰。奕禧字子文，号香泉，海宁人。由贡生官至南安府知府。奕禧以书著名，是书为书法而作。就所得金石，采录其文，汇辑成帙。王士祯《分甘馀话》称，奕禧於秦、汉、唐、宋以来金石文字，收藏尤富，皆为题跋辨证，而以为米元章、黄伯思一流人。盖即指是书。然其采辑前人论说，及奕禧自缀论者，仅汉碑数种而已。唐碑以后，十不逢一。则是意在录文，而不全在跋也。即以录文而论，亦鲜体例。如汉碑中录侯成、唐扶、逢盛诸篇，皆拓本之不存於今者。不知奕禧果见其拓本，抑或仅於金石书中录之。若果见拓本，则是希有之迹，必当详注所自来。若仅从金石书抄取，则挂漏在所不免矣。至於碑之原额原题，颇有改窜。又於题下标列姓氏，类坊刻时文之式。篇内讹脱，更复不可枚举。若碑有传摹先后真迹之不同，同一石者又有存字多寡，拓本传写之不同，而此书亦复不加审择。甚至少林寺《戒坛铭》一篇，真赝二本并存。又如明皇之《孝经注》，颜元孙之《干禄字书》，则连篇全载。浯溪《中兴颂》则於王士祯《浯溪考》一字不遗。而汉唐诸碑前人剖辨最有关系者，乃一字不录。后载奕禧自书诸碑，盖用宋曾宏父载《凤墅帖》於《石刻铺叙》卷尾之意。然其於本朝人诸石刻，仅载傅山、郑簠二通。即接以自书诸碑，而於元、明碑亦廖寥无几，皆体例之不相称者。又其书既为书法而作，则每碑自应详著其字体，而书内或著或否，参差不一，其诸碑所在地名亦不详著。皆非辑录之体，似是裒辑未成之书也。
△《续金石录》·（无卷数，编修翁方纲家藏本）
国朝叶万撰。万字石君，常熟人。卷首有汪士鋐、何焯、顾有典同校名氏。
其书著录金石，用洪适《隶释》例，多载全文，并著其阙字之数，行列之式，欲以续赵明诚之书。所载古碑，於《金薤琳琅》诸书阙文漏字亦间有补益。然金与石既杂糅不伦，石刻与法帖又偏枯不备。甚至娄坚所作《戏鸿堂帖》诸跋，亦阑入石刻之内。虽曾宏父《石刻铺叙》尝有此例，不知《石刻铺叙》大指以《凤墅帖》为主，专为法帖而作，故自淳化、大观以来历历缕述。此书编录金石，例迥殊也。至如镜、砚、刚卯，自宜另列《古器》一门，乃杂然并收，亦无编次。所载古今聚金石刻诸姓氏，前后丛脞，又复漏不一。甚至讹刘攽之《先秦古器记》为《先秦奇器录》，殆未睹原书，转相稗贩，致有此失矣。
△《金石续录》·四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国朝刘青藜撰。青藜字太乙，襄城人。康熙丙戌进士，改庶吉士。是编即其家藏金石诸刻，各为题跋。其子伯安纂录成帙，其弟青震序之。所见既乏奇秘，所跋亦罕考证。
△《中州金石考》·八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国朝黄叔Ｊ瀛‘有《南征记程》，已著录。是书则其官河南开归道时所辑也。成於乾隆辛酉。所录中州金石，自商、周以至元、明，蒐采颇富，然既以十府三州分目，则疆域井然，不容牵混。而郏县苏轼《蜀冈诗》石刻，第八卷内乃两收。此类未免失检。又所载金石，皆不著其存亡。即如自序中明言汉碑只存其七，而所载汉时金石乃至百二十种。则是据前人所述，概为录入。其中重刻者、传疑者又不尽著其由来，殊非记实之意。又每种之下，宜一一具载立石年月，撰书人姓名。其不可考者，则著其阙文，方足徵信。而是书或著或否，则体例亦未画一。至於郡县地名，古今沿革之殊，或前人著录称某碑在某州县，而今改其名者，亦宜疏明，以资考核。如石梁今已为县，而称《徐庶母碑》在州城东之类，尤端委未明。是皆由辑书时未尝亲见原碑，或据金石旧书，或据郡县诸志故也。
△《石迹记》·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观其所载碑刻，虽讫於金、元，而称江南不称南直隶，称江宁不称应天府，是国朝人所著矣。其书分地编载，殊多挂漏。如顺天载金《国子学石经》，而杭州府《南宋石经》则不录。阶州之《西狭颂》人所共知，亦复不载。有《绛帖》而无《潭帖》、《汝帖》。凡此之类，不可殚记，或就其家所藏者著录耶？
△《金石图》·二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国朝褚峻摹图，牛运震补说。初，峻先刻此书，上卷名《金石经眼录》，尚未载后汉永和二年《燉煌太守裴岑纪功碑》。后与运震重编是图，运震始以副使郭朝祚所贻摹本补入。然此一碑，其出最晚，又远在玉门阳关以外，非所亲睹，故字体颇失其真，即字画亦多舛异。如“《广火》”字碑本从广，此乃从疒。碑本云“边竟乂安”，此乃作“又安”。碑本云“立德祠”，此乃作“立海祠”。皆显然之误。其刊刻亦不及诸图之工。岂此碑非峻所摹，而运震於续得之时别令拙工补之欤？其下卷则自吴《天发神谶碑》、《魏受禅碑》以下迄於唐《颜真卿家庙碑》，凡六十图。每碑绘其形制，而具说於其上。其文则但於一碑之中钩摹数十字或数字，以存其笔法，不似汉以前碑之全载。盖欲省缩本之工，遂致变其体例。其字又随意摘录，词不相属，於义殊无所取。且拓本多行於世，亦不藉此数十字以传，徒涉买菜求益之诮。故今仍以《经眼录》著录，而此刻附存其目焉。
──右“目录类”金石之属，二十二部六十卷，内三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卷八十八 史部四十四
○史评类
《春秋》笔削，议而不辨。其后三传异词。《史记》自为序赞，以著本旨。
而先黄老，后六经，退处士，进奸雄，班固复异议焉。此史论所以繁也。其中考辨史体，如刘知几、倪思诸书，非博览精思，不能成帙，故作者差稀。至於品骘旧闻，抨弹往迹，则才繙史略，即可成文。此是彼非，互滋簧鼓，故其书动至汗牛。又文士立言，务求相胜。或至凿空生义，僻谬不情，如胡寅《读史管见》讥晋元帝不复牛姓者，更往往而有。故瑕类丛生，亦惟此一类为甚。我皇上综括古今，折衷众论。钦定《评鉴阐要》及《全韵诗》，昭示来兹。日月著明，爝火可息。百家谰语，原可无存。以古来著录，旧有此门，择其笃实近理者，酌录数家，用备体裁云尔。
△《史通》·二十卷（内府藏本）
唐刘子玄撰。子玄本名知几，避明皇嫌名，以字行。彭城人。弱冠擢进士第，调获嘉尉，迁凤阁舍人，兼修国史。中宗时擢太子率更令，累迁秘书监，太子左庶子，崇文馆学士，开元初官至左散骑常侍。后坐事贬安州别驾，卒於官。事迹具《唐书》本传。此书成於景龙四年。凡内篇十卷，三十九篇；外篇十卷，十三篇。盖其官秘书监时与萧至忠、宗楚客等争论史事不合，故发愤而著书者也。其内篇《体统》、《纰缪》、《弛张》三篇，有录无书。考本传已称著《史通》四十九篇，则三篇之亡，在修《唐书》以前矣。内篇皆论史家体例，辨别是非。外篇则述史籍源流，及杂评古人得失。文或与内篇重出，又或牴牾。观开卷《六家篇》，首称自古帝王文籍，外篇言之备矣。是先有外篇，乃撷其精华以成内篇，故删除有所未尽也。子玄於史学最深，又领史职几三十年，更历书局亦最久。其贯穿今古，洞悉利病，实非后人之所及。而性本过刚，词复有激，诋诃太甚，或悍然不顾其安。《疑古》、《惑经》诸篇，世所共诟，不待言矣。即如《六家篇》讥《尚书》为例不纯，《载言篇》讥左氏不遵古法，《人物篇》讥《尚书》不载八元、八恺、寒浞、飞廉、恶来、闳夭、散宜生，讥《春秋》不载由余、百里奚、范蠡、文种、曹沫、公仪休、宁戚、穰苴，亦殊谬妄。至於史家书法，在褒贬不在名号。昏暴如幽、厉，不能削其王号也。而《称谓篇》谓晋康、穆以下诸帝，皆当削其庙号。朱云之折槛，张纲之埋轮，直节凛然。而《言语篇》斥为小辨，史不当书。蘧瑗位列大夫，未尝栖隐。而《品藻篇》谓《高士传》漏载其名。孔子门人，欲尊有若，事出《孟子》，定不虚诬。而《鉴识篇》以《史记》载此一事，其鄙陋甚於褚少孙。皆任意抑扬，偏驳殊甚。其他如《杂说篇》指赵盾鱼飧，不为菲食，议《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