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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通通释》·二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浦起龙撰。起龙字二田，无锡人。雍正甲辰进士，官苏州府教授。《史通》注本，旧有郭延年、王维俭二家，近时又有黄叔琳注，补郭、王之所阙，递相增损，互有短长。起龙是注，又在黄注稍后，故亦采用黄注数条。然颇纠弹其疏舛，其中如《曲笔篇》称：“秦人不死，验符生之厚诬；蜀老犹存，知葛亮之多枉。”三家皆不注，起龙亦仅引《困学纪闻》，谓王应麟不知所出，定为无考。
而不知秦人事出《洛阳伽蓝记》，蜀老事出《魏书·毛修之传》。又如“阑单失力”，但引卢照邻赋旁证，而不知《清异录》实有训释，不烦假偕。小小疏漏，亦不能无。然大致引据详明，足称该洽。惟《疑古》、《惑经》诸篇，更助颓波，殊为好异。又轻於改窜古书，往往失其本旨。如《六家篇》《尚书》条中，“语无可述”四字之下，“若此”二字之上，显有脱句，而改“此”字为“止”字，更臆增一“有”字。又如《列传篇》，“项王立传而以本纪为名”句，“立”字不误，而乃臆改为“宜”字。此类至多，皆失详慎。至於句解章评，参差连写，如坊刻古文之式，於注书体例更乖。使其一评一注，釐为二书，则庶乎离之双美矣。
△《唐鉴》·二十四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宋范祖禹撰，吕祖谦注。祖禹字淳父，华阳人。嘉祐八年进士，历官龙图阁学士，出知陕州。事迹附载《宋史·范镇传》中。祖谦有《古周易》，已著录。
初，治平中司马光奉诏修《通鉴》，祖禹为编修官，分掌唐史。以其所自得者，著成此书。上自高祖，下迄昭宣，撮取大纲，系以论断，为卷十二，元祐初表上於朝。结衔称著作佐郎，盖进书时所居官也。后祖谦为作注，乃分为二十四卷。
蔡绦《铁围山丛谈》曰：“祖禹子温，游大相国寺，诸贵珰见之，皆指目曰，此《唐鉴》之子。”盖不知祖禹为谁，独习闻有《唐鉴》也。则是书为当世所重可知矣。张端义《贵耳集》，亦记高宗与讲官言，读《资治通鉴》，知司马光有宰相度量；读《唐鉴》，知范祖禹有台谏手段。惟《朱子语录》谓其议论弱，又有不相应处。然《通鉴》以武后纪年，祖禹独用沈既济之说，取武后临朝二十一年系之中宗。自谓比《春秋》“公在乾侯”之义。且曰虽得罪君子，亦所不辞。
后朱子作《通鉴纲目》，书帝在房州，实仍其例。王懋竑《白田杂著》亦曰：“范淳父《唐鉴》，言有治人无治法。朱子尝鄙其论，以为苟简。而晚年作《社仓记》，则亟称之，以为不易之论，而自述前言之误。盖其经历既多，故前后所言有不同者。读者宜详考焉，未可执一说以为定也。”然则《朱子语录》之所载，未可据以断此书矣。
△《唐史论断》·三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孙甫撰。甫字之翰，阳翟人。举进士，历官右正言，迁天章阁待制、河北转运使，兼侍读。事迹具《宋史》本传。陈振孙《书录解题》称，甫以刘昫《唐书》烦冗，遗略多失体法，乃改用编年体。创始於康定元年，蒇事於嘉祐元年，勒成《唐纪》七十五卷。其间善恶分明可为龟鉴者，各系以论，凡九十二篇。
甫没后，《唐纪》宣取留禁中。其从子察，尝录副本遗司马光，世亦罕见，惟《论断》独传。绍兴二十七年，尝鋟版於剑州。后蜀版不存，端平乙未，黄准复刻於东阳。《宋史·艺文志》作二卷，《文献通考》作十卷，此本仅三卷。盖本从《唐纪》钞出别行，非其旧帙。故卷数多寡，随意分合，实无二本也。前为自序一篇，末附司马光跋。曾巩、欧阳修所作墓志行状，苏轼答李廌书，张敦颐后序，皆推重是书，甚至朱子亦称其议论胜《唐鉴》云。
△《唐书直笔》·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吕夏卿撰。夏卿字缙叔，泉州晋江人。举进士，为江宁尉，历官宣德郎，守秘书丞。以预修《唐书》告成，擢直秘阁，同知礼院，后出知颍州，卒於官。
事迹具《宋史》本传。案，曾公亮《进唐书表》所列预纂修者七人，夏卿居其第六，本传亦称夏卿学长於史，贯穿唐事，博采传记杂说数百家，折衷整比。又通谱学，创为世系诸表，於《新唐书》最有功。是其位虽出欧阳修、宋祁下，而编摩之力，实不在修、祁下也。据晁公武《读书志》，是书乃其在书局时所建明，前二卷论记传志，第三卷论旧史繁文阙误，第四卷为《新例须知》，即所拟发凡也。惟晁氏作《唐书直笔》四卷、《新例须知》一卷。而此本共为四卷，或后来合并欤？晁氏称夏卿此书，欧、宋间有取焉。所有未符，乃欧、宋所未取者。然是丹者非素，论甘者忌辛。著述之家，各行所见，其取者未必皆是，其不取者未必皆非。观晁氏别载夏卿《兵志》三卷，称得於宇文虚中季蒙。题其后曰，“夏卿修唐史，别著《兵志》三篇，自秘之。戒其子弟勿妄传。鲍钦止吏部好藏书，苦求得之。其子无为太守恭孙偶言及，因恳借抄，录於吴兴之山斋”云云。然则夏卿之於《唐书》，盖别有所见，而志不得行者。特其器识较深，不肯如吴缜之显攻耳，今《兵志》已不可见。兼存是书，以资互考，亦未始非参订异同之助矣。
△《通鉴问疑》·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宋刘羲仲撰。羲仲，筠州人。秘书丞恕之长子，《宋史》附见恕传末。但称恕死后七年，《通鉴》成，追录其劳，官其子羲仲（案，《宋史》原本作义仲，《癸辛杂识》亦作义仲，均传写之误，今改正。）为郊社斋郎，其始末则未详也。
史称司马光编次《资治通鉴》，英宗命自择馆阁英才共修之。光对曰：“馆阁文学之士诚多，至於专精史学，臣得而知者惟刘恕耳。”即召为局僚，遇史事纷杂难治者，辄以诿恕。恕於魏晋以后事考证差谬，最为精详。羲仲此书即裒录恕与光往还论难之词。据书末称，“方今《春秋》尚废，况此书乎”云云。盖成於熙宁以后。邵伯温《闻见录》称，《通鉴》以《史记》前后《汉》属刘攽，以唐逮五代属范祖禹，以三国历九朝至隋属恕，故此书所论皆三国至南北朝事也。凡所辨论，皆极精核。史所称笃好史学，自太史公所记，下至周显德末，私记杂说，无所不览。上下数千载间，钜细之事，如指诸掌者，殆非虚语。《通鉴》帝魏，朱子修《纲目》改帝蜀。讲学家以为申明大义，上继《春秋》。今观是书，则恕尝以蜀比东晋，拟绍正统，与光力争而不从。是不但习凿齿、刘知几先有此说，即修《通鉴》时亦未尝无人议及矣。末附羲仲与范祖禹书一篇，称其父在书局，止类事迹，勒成《长编》。其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笔削，而羲仲不及见君实，不备知凡例中是非予夺所以然之故。范淳父亦尝预修《通鉴》，乃书所疑问焉。
所举凡八事，复载得祖禹答书，具为剖析，乃深悔其诘难之误。且自言恐复有小言破言，小道害道，如己之所云者，故载之使后世有考焉。其能显先人之善，而又不自讳其所失。尤足见涑水之徒，犹有先儒质直之遗也。
△《三国杂事》·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宋唐庚撰。庚字子西，眉州丹棱人。绍圣中登进士第，调利州治狱掾，迁阆中令，入为宗学博士。张商英荐，除提举京畿常平。后坐为商英赋内前行，谪居惠州。大观五年赦归，道卒。事迹具《宋史·文苑传》。是书杂论三国之事，凡三十六条，并自序一篇，后人皆编入庚文集。考《宋志》载庚集二十二卷，与今本同，似此书原在集内。然晁氏、陈氏《书目》皆载庚集十卷，知今本析其一卷为两卷，又益以此书二卷为二十二卷，实非原本。故《永乐大典》载此书，亦别为一编，不著文集之目。今仍别为二卷，以还其旧。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庚之文长於议论，今观其论诸葛亮宽待法正，及不逾年改元事。论荀彧争曹操九锡事，皆故与前人相反。至亮之和吴，本为权计，而以为王道之正。亮拔西县千馀家，本以招安，而以为扰累无辜，皆不中理。又谓商无建丑之说，谓张掖石图即河洛之文，而惜无伏羲、神农以识之，尤为纰缪。然其他议论可采者颇多。醇驳并存，瑕瑜不掩，固亦尚论者之所节取耳。
△《经幄管见》·四卷（永乐大典本）
宋曹彦约撰。彦约字简甫，都昌人。淳熙八年进士，薛叔似宣抚京湖，辟为主管机宜文字。累官宝谟阁待制，知成都府。宝庆元年，擢兵部侍郎，迁礼部，旋授兵部尚书，力辞不拜，以华文阁学士致仕。卒谥文简。事迹具《宋史》本传。
是书盖彦约侍讲筵时所辑，皆取《三朝宝训》，反覆阐明，以示效法。盖即范祖禹《帝学》多陈祖宗旧事之义。考仁宗天圣五年，允监修王曾之请，采太祖、太宗、真宗事迹不入正史者，命李敬等别为《三朝宝训》三十卷。宝元二年十二月，诏以进读。嗣是讲幄相沿，遂为故事。彦约是书，於进读《符瑞》诸篇，虽不免有所回护，要亦当时臣子之词，不得不尔。其馀诸篇，则皆能旁证经史，而归之於法诫，亦可谓不失启沃之职者矣。旧刻散佚，久无传本。惟《永乐大典》尚载其全文，今详为校雠，釐成四卷。间有辨证，各依文附著焉。
△《涉史随笔》·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葛洪撰。洪字容甫，自号蟠室老人，婺州东阳人。淳熙十一年进士，嘉定间官至参知政事，观文殿学士，卒谥端简。事迹具《宋史》本传。是书前有自序，大略谓微官洎布衣求进谒於庙堂者，自匄进乞怜外，往往讫无他说，是直相与为欺而已。洪不敢为欺，比以忧居，取历代史温绎，间有所见，随而笔之，因择其可裨庙论者二十六篇以献。则是编乃洪官未达时献於时相之作，故所论皆古大臣之事。其中论田歆一条，谓歆果介然自立，人自不敢干之以私。贵戚敢於请托，仍歆之罪。论韦澳一条，谓是非虽当顺乎人情，亦当断以己见。所言殊凿然有理。
其他多因时势立论，亦胡寅《读史管见》之流。而持论和平，不似寅之苛刻偏驳。
惟论申屠嘉一条，反覆明相权之宜重。然宋之宰执，实无奄竖擅权以掣其肘，与汉、唐事势截然不同。如王安石，如蔡京、章惇，如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皆患其事权太重，故至於尽锄善类，斫丧国家。洪所云云，是徒知防宦官之弊，而不知防奸臣之弊，未免失之一偏矣。
△《六朝通鉴博议》·十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李焘撰。焘有《说文五音韵谱》，已著录。此书详载三国六朝胜负攻守之迹，而系以论断。案，焘本传载所著述，无此书之名，而有《南北攻守录》三十卷，其同异无可考见。核其义例，盖亦《江东十鉴》之类，专为南宋立言者。然《十鉴》徒侈地形，饰虚词以厉战气，可谓夸张无实。此则得失兼陈，法戒具备。
主於修人事以自强，视李舜臣所论较为切实。史称焘尝奏孝宗以即位二十馀年，志在富彊，而兵弱财匮，与教民七年可以即戎者异。又孝宗有功业不足之叹，焘复言：“功业见於变通，人事既修，天应乃至。”盖其纳规进诲，惟拳拳以立国根本为先，而不侈陈恢复之计。是书之作，用意颇同。后其子壁，不能守其家学，附合韩侂胄之意，遂生开禧之兵端。然后知焘之所见，固非主和者所及，亦非主战者所及也。
△《大事记讲义》·二十三卷（浙江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