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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证侯以明之，谓以与射不与射为荣辱，非以射中不中为优劣。因《周礼》日月辰次，正《泰誓》十三年为辛卯。引《说文》、《大戴礼记》证蠙珠非蚌珠，蔡《传》不知古字假借，引《周礼·玉府》供王食玉证玉食，引《左传》说奄与淮夷为二，引《丧大记》证狄人，引《说文》羑字之训以解“羑若”，驳苏轼《传》及蔡《传》之失，则大抵辞有根据，不同游谈。
虽醇疵互见，而可取者较多焉。
△《古文尚书疏证》·八卷（内府藏本）
国朝阎若璩撰。若璩字百诗，太原人，徙居山阳。康熙己未荐举博学鸿词。
古文《尚书》较今文多十六篇，晋魏以来绝无师说，故左氏所引，杜预皆注曰逸《书》。东晋之初，其书始出，乃增多二十五篇。初犹与今文并立，自陆德明据以作《释文》，孔颖达据以作《正义》，遂与伏生二十九篇混合为一。唐以来虽疑经惑古如刘知几之流，亦以《尚书》一家列之《史通》，未言古文之伪。自吴棫始有异议，朱子亦稍稍疑之。吴澄诸人本朱子之说，相继抉摘，其伪益彰，然亦未能条分缕析，以抉其罅漏。明梅疾慰贾钍椋て湄鈩劊沤舷粒L采未周。至若璩乃引经据古，一一陈其矛盾之故，古文之伪乃大明。所列一百二十八条，毛奇龄作《古文尚书冤词》，百计相轧，终不能以强辞夺正理。则有据之言，先立於不可败也。其书初成四卷，馀姚黄宗羲序之。其后四卷又所次第续成。若璩没后，传写佚其第三卷。其二卷第二十八条、二十九条、三十条，七卷第一百二条、一百八条、一百九条、一百十条，八卷第一百二十二条至一百二十七条，皆有录无书。编次先后，亦未归条理。盖犹草创之本。其中偶尔未核者，如据《正义》所载郑玄《书序》注，谓马郑所传与孔《传》篇目不符，其说最确，至谓马郑注本亡於永嘉之乱，则殊不然。考二家之本，《隋志》尚皆著录，称所注凡二十九篇。《经典释文》备引之，亦止二十九篇。盖去其无师说者十六篇，止得二十九篇，与伏生数合，非别有一本注孔氏书也。若璩误以郑逸者即为所注之逸篇，不免千虑之一失。又《史记》、《汉书》但有安国上古文《尚书》之说，并无受诏作《传》之事。此伪本凿空之显证，亦辨伪本者至要之肯綮，乃置而未言，亦稍疏略。其他诸条之后，往往衍及旁文，动盈卷帙。盖虑所著《潜邱劄记》或不传，故附见於此，究为支蔓。又前卷所论，后卷往往自驳，而不肯删其前说，虽仿郑玄注《礼》先用《鲁诗》，后不追改之意，於体例亦究属未安。然反复釐剔，以祛千古之大疑，考证之学则固未之或先矣。
△《古文尚书冤词》·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有《仲氏易》，已著录。其学淹贯群书，而好为驳辨以求胜。凡他人所已言者，必力反其辞。故《仪礼》十七篇古无异议，惟章如愚《山堂考索》载乐史有五可疑之言，后儒亦无信之者。奇龄独拾其绪论，诋为战国之伪书。古文《尚书》自吴棫、朱子以来皆疑其伪，及阎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奇龄又力辨以为真。知孔安国《传》中有安国以后地名，必不可掩，於是别遁其词，摭《隋书·经籍志》之文以为梅赜所上者乃孔《传》，而非古文《尚书》。其古文《尚书》本传习人间，而贾马诸儒未之见。其目一曰《总论》，二曰《今文尚书》，三曰《古文尚书》，四曰《古文之冤始於朱氏》，五曰《古文之冤成於吴氏》（案吴棫《书裨传》在朱子稍前，故《朱子语录》述棫说，当云始於吴氏，成於朱氏，此二门殊为颠倒，附识於此），六曰《书篇题之冤》，七曰《书序之冤》，八曰《书小序之冤》，九曰《书词之冤》，十曰《书字之冤》。
考《隋书·经籍志》云：“晋世秘府存有古文《尚书》经文，今无有传者。及永嘉之乱，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并亡。至东晋豫章内史梅赜，始得安国之《传》，奏之。”其叙述偶未分明，故为奇龄所假借。然《隋志》作於《尚书正义》之后，其时古文方盛行，而云无有传者，知东晋古文非指今本。且先云古文不传，而后云始得安国之《传》，知今本古文与安国《传》俱出，非即东晋之古文。奇龄安得离析其文，以就己说乎？至若璩所引马融《书序》云，逸十六篇，绝无师说。
又引郑玄所注十六篇之名为《舜典》、《汩作》、《九共》、《大禹谟》、《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汤诰》、《咸有一德》、《典宝》、《伊训》、《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明与古文二十五篇截然不同。奇龄不以今本不合马郑为伪作古文之徵，反以马郑不合今本为未见古文之徵，亦颇巧於颠倒。然考伪孔《传序》未及献者，乃其《传》，若其经，则史云安国献之，故《艺文志》著录。贾逵尝校理秘书，不应不见。又司马迁为安国弟子，刘歆尝校《七略》，班固亦为兰台令史，典校艺文。而迁《史记·儒林传》云：“孔氏有古文《尚书》，安国以今文读之，《逸书》得多十馀篇。”歆《移太常博士书》称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书》十六篇。班固《汉书·艺文志》亦称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则孔壁古文有十六篇，无二十五篇，凿凿显证，安得以晋人所上之古文合之孔壁欤？且奇龄所藉口者，不过以《隋志》称马郑所注二十九篇，乃杜林西州古文，非孔壁古文。不知杜林所传，实孔氏之本，故马郑等去其无师说者十六篇，正得二十九篇。《经典释文》所引，尚可覆验。徒以修《隋志》时梅赜之书已行，故《志》据后出伪本，谓其不尽孔氏之书。奇龄舍《史记》、《汉书》不据，而据唐人之误说，岂长孙无忌等所见反确於司马迁、班固、刘歆乎？至杜预、韦昭所引《逸书》，今见於古文者，万万无可置辨，则附会《史记》、《汉书》之文，谓不立学官者，即谓《逸书》。
不知预注《左传》，皆云文见《尚书》某篇。而《逸书》则皆无篇名。使预果见古文，何不云《逸书》某篇耶？且赵岐注《孟子》郭璞注《尔雅》，亦多称《尚书》逸篇。其见於古文者，不得以不立学官假借矣。至《孟子》“欲常常而见之，故源源而来。不及贡，以政接於有庳。”岐注曰：“此常常以下皆《尚书》逸篇之词。”《尔雅》：“钊，明也。”璞注曰：“《逸书》：钊我周王。”核之古文，绝无此语，亦将以为不立学官故谓之逸耶？又岐注“九男二女”称《逸书》有《舜典》之书，亡失其文。《孟子》诸所言舜事，皆《尧典》及《逸书》所载，使《逸书》果指古文，则古文有《舜典》，何以岐称亡失其文耶？此尤舞文愈工而罅漏弥甚者矣。梅赜之书，行世已久。其文本采掇佚经，排比联贯，故其旨不悖於圣人，断无可废之理。而确非孔氏之原本，则证验多端，非一手所能终掩。
近惠栋、王懋竑等续加考证，其说益明，本不必再烦较论。惟奇龄才辨足以移人，又以卫经为辞，托名甚正。使置而不录，恐人反疑其说之有凭，故并存之，而撮论其大旨，俾知其说不过如此，庶将来可以互考焉。
△《尚书广听录》·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欲注《尚书》而未及，因取旧所杂记者编次成书，名曰《广听》，用《汉志》“《书》以广听”语也。奇龄常语其门人曰：“《尚书》事实乖错，如武王诰康叔、周公居洛邑、成王迎周公、周公留召公，皆并无此事。”
是书之意，大约为辨证三代事实而作。初作於禹州，继撰於嵩山，凡屡易稿。至作《尚书冤词》讫，而始删成为五卷。其坚护孔《传》，至谓安国解《舜典》文与《周礼》同者，乃相传之虞《礼》，并非出自《周礼》。夫杞宋无徵，孔子已叹不知。相传之虞《礼》竟出何书，可谓虚辞求胜，不顾其安。然於名物典故则引据考证，时有可采。置其臆断之说而取其精核之论，於经义亦有所补也。
△《尚书埤传》·十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朱鹤龄撰。鹤龄字长孺，别号愚菴，吴江人。前明诸生。是书前有《考异》一卷，辨《经》文同异。后有《逸篇》、《伪书》及《书说馀》一卷。大抵以孔《传》为真，故《史记》所载《汤诰》，亲受於孔安国者，反以为伪。所见未免偏僻。然中间《埤传》十五卷，旁引曲证，亦多可采。如於沂水则取金履祥之言，而鲁之沂与徐之沂截然分明；於分别九州则取章俊卿之《考索》；於《西伯戡黎》则取王樵之《日记》：如此之类，颇见别裁。至於三江故道，左袒郭璞，殊嫌失考；《多士》、《多方》，并录王柏更定之本，尤失於轻信琐记，窜改古经；又《尧典》“俊德”谓遍考字书俊不训大，不知“俊者大也”，乃《夏小正》传文：如是之类，或亦间有疏漏。要其诠释义理而不废考订训诂，斟酌於汉学、宋学之间，较书肆讲义则固远胜焉。
△《禹贡长笺》·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朱鹤龄撰。是编专释《禹贡》一篇。前列二十五图，自《禹贡》全图以及导山导水，皆依次随文诠解，多引古说，而以己意折衷之。《禹贡》自宋元以来，注释者不下数十家，虽得失互见，要以胡渭之《禹贡锥指》为最善。此书作於胡渭之前。如解“治梁及岐”，力主狐岐为冀州之境，则於理未合。盖岐实雍地，当时水之所壅，惟雍为甚，故治冀必先治雍，而后壶口可得而疏。孔《传》所云“壶口在冀州，岐在雍州，从东循山治水而西”，此语最为明晰。鹤龄所以反其说者，殆以冀州之中不当及雍地，不知冀为天子之都，何所不包。古人字句，原未拘泥，如荆州云“江汉朝宗於海”，荆固无海，亦不过推江汉所归言之耳。
即此可以为例，又何必斤斤致疑乎？至其三江一条，既主郑康成左合汉、右合彭蠡、岷江居中之说，而又兼取蔡《传》，以韦昭、顾夷所谓三江口者当之，亦殊无定见。又古黑水联络雍、梁，而鹤龄必区而二之；蜀汉之山本相连，而鹤龄谓蜀之嶓非雍之嶓：俱未为精密。又於“敷浅原”兼取禹过之及江过之二说，尤属骑墙。此类皆其所短，殊不及胡渭书之薈粹精博，而旁引曲证，亦时多创获，尚属瑕瑜参半。且其於贡道、漕河经由脉络，剖析条理，亦较他本为详。故仍录存其书，与《禹贡锥指》相辅焉。
△《禹贡锥指》·二十卷、《图》·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胡渭撰。渭有《易图明辨》，已著录。其生平著述甚夥，而是书尤精力所专注。康熙乙酉，恭逢圣祖仁皇帝南巡，曾呈御览，蒙赐“耆年笃学”扁额。
稽古之荣，至今传述。原本标题二十卷，而首列图一卷。其中卷十一、卷十四皆分上、下，卷十三分上、中、下，而中卷又自分上、下，实共为二十六卷。其图凡四十有七，如禹河初徙、再徙及汉、唐、宋、元、明河图，尤考究精密。书中体例，亚经文一字为《集解》，又亚一字为《辨证》。历代义疏及方志、舆图，搜采殆遍。於九州分域，山水脉络，古今同异之故，一一讨论详明。宋以来傅寅、程大昌、毛晃而下，注《禹贡》者数十家，精核典赡，此为冠矣。至於陵谷迁移，方州分合，数十年内，往往不同，渭欲於数千载后，皆折衷以定一是。如郭璞注《山海经》“临渝骊成”已两存碣石之说，渭必谓文颖所指临渝为是，汉《地理志》所指骊成为非，终无确验。又“九江”一条，坚守洞庭之说，不思九江果在洞庭南，则《经》当曰“九江孔殷，江汉朝宗於海”矣。徐文靖之所驳，恐渭亦不能再诘也。千虑一失，殆不屑阙疑之过乎？他若河水不知有重源，则由其时西域未平，无由徵验。又所引郦道元诸说，《经》、《注》往往混淆，则由传刻舛讹，未睹善本。势之所限，固不能执为渭咎矣。
△《洪范正论》·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胡渭撰。大旨以禹之治水本於九畴，故首言鲧堙洪水，继言禹乃嗣兴，终言天乃锡禹。则《洪范》为体，而《禹贡》为用，互相推阐，其义乃彰。然主於发明奉若天道之理，非郑樵《禹贡》、《洪范》相为表里之说，惟以九州次序分配五行者比也。其辨证前人之说，如谓汉人专取灾祥，推衍五行，穿凿附会，事同谶纬。其病一。《洛书》本文“即五行五事”至“五福六极”二十字“惟敬用农用”等十八字乃为禹所加，与危微精一之心法同旨。初一次二至次九不过是次第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