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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乃其摘录付梓之本，凡《鸟》二卷、兽二卷、《虫豸》一卷、《鳞介》一卷、《草》四卷、《木》二卷。盖尤其生平精力所注也。《毛诗》自陆玑以下，诠释名物者毋虑数十家，此书成之最后，故于诸家之说采辑尤夥。其中体例未合者，如释“鹑之奔奔，”则《庄子》之鹑居、《列子》之性变以及朱鸟为鹑首、子夏衣若悬鹑之类，无所不引。释“鸡栖于塒”，则《列子》之木鸡，《吕氏春秋》之鸡跖，《汉官仪》之长鸣鸡，亦无不备载。皆体近类书，深乖说经之旨。又每条首录《集传》大意，以紫阳为主。故如“鄂不恚｜”则取岂不光明之义，而驳鄂作萼、不作跗之说为不烦改字。亦过於偏执。至如载宋太宗赐耶律休哥旗鼓杓窊印，则以辽事误作宋事。尤为乖舛。然其徵引既众，可资博览，虽精核不足，而繁富有馀，固未始非读《诗》者多识之一助也。
△《诗说》·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惠周惕撰。周惕字元龙，长洲人。康熙辛未进士。由庶吉士改密云县知县。惠氏三世以经学著，周惕其创始者也。是书於毛《传》、郑《笺》、朱《传》无所专主，多自以已意考证。其大旨谓《大、小雅》以音别，不以政别，谓《正雅》、《变雅》，美刺错陈，不必分《六月》以上为正，《六月》以下为变，《文王》以下为正，《民劳》以下为变。谓二《南》二十六篇皆疑为房中之乐，不必泥其所指何人。谓《周》、《召》之分，郑《笺》误以为文王，谓天子诸侯均得有《颂》、《鲁颂》非僣。其言皆有依据。至谓《颂》兼美刺，义通於诵，则其说未安。考郑康成注《仪礼》“正歌备句”曰：“正歌者，升歌及笙各三终，间歌三终，合乐三终，为一备。”核以《经》文，无歌后更诵及一歌一诵之节。
其《周礼·瞽矇职》曰：“讽诵诗。”郑注谓“闇读之，不依永也”。则歌、诵是两事，知颂、诵亦为两事，周惕合之，非矣。又谓证以《国策》，礼无归宁之文，训“归宁父母”为“无父母遗罹”之义。考“归宁”文见《左传》，於《礼经》必有所承。何休注《公羊传》，称“诸侯夫人尊重，既嫁，非有大故不得反。惟士大夫妻，虽无事，岁一归宁”。此文当必有所受。《曲礼》曰：“女子许嫁，缨，非有大故，不入其门。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与同席而坐，弗与同器而食。”其文承上许嫁而言，则已嫁而反，是即归宁之明证。不得曰礼无文矣。然其馀类皆引据确实，树义深切，与枵腹说经，徒以臆见决是非者，固有殊焉。
△《诗经札记》·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杨名时撰。名时有《周易札记》，已著录。是编乃其读《诗》所记，大抵以李光地《诗所》为宗，而斟酌於《小序》、朱《传》之间。其论《关雎》，从《小序》求贤之说，最为明允。其论《郑风》不尽淫诗，而圣人亦兼存淫诗以示戒，论亦持平。而谓郑声即郑诗，力驳郑樵之说，则殊不然。淫诗可存以示戒，未有以当放之淫声被之管弦可以示戒者也。至《诗所》论季札观乐，所陈皆西周之诗，非东迁以后之诗。名时据《变风》终於陈灵，在宣公十年，至襄公二十九年吴子使札来聘，已越五十五年；又引《左传》卿大夫所赋以见东迁以后之诗，列国具备其文。绝不回护其师说，可谓破除讲学家门户之见。又《十月之交》一篇，谓辛卯日食，则云应问於知历者。《殷武》一章於朱子始祔而祭之说，则云更宜考定。亦不强不知以为知。惟二《雅》诸篇，颇有臆断。然如论《国语》吊二叔之不咸，引富辰所云封建亲戚以藩屏周者，首举管、蔡、郕、霍，知二叔不为管、蔡；引《礼记》“月三五而盈”，证三五在东；引《周礼》，祭天地三辰皆有奉璋之礼，辨朱《传》之专指宗庙；引《月令》“节嗜欲”及《集韵》，“嗜”字注，解“上帝耆之”；引《大司乐》享先妣之文在享先祖之上，证《大雅》、《鲁颂》所以止称姜嫄；引《仪礼》下管新宫在宣王之前，证新宫非《斯干》。亦皆具有考据。於其师说，可谓有所发明矣。
△《读诗质疑》·三十一卷、《附录》·十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严虞惇撰。虞惇字宝成，常熟人。康熙丁丑进士。官至太仆寺少卿。是编乃其孙湖南驿盐道有禧所刊，乾隆十二年经进御览。首为《列国世谱》、次《国风世表》、次《诗指举要》、次《读诗纲领》、次《删次》、次《六义》、次《大小序》、次《诗乐》、次《章句音韵》、次《训诂传授》、次《经传逸诗》、次《三家遗说》、次《经传杂说》、次《诗韵正音》、次《经文考异》。每一类为一卷，皆附录篇首，不入卷数。其正经则《国风》为十五卷。《小雅》为八卷。
《大雅》为三卷，而每卷析一子卷。《颂》为五卷。大旨以《小序》为宗，而参以《集传》。其从《序》者十之七八，从《集传》者十之二三。亦有二家皆不从，而虞惇自为说者。每篇之首，冠以《序》文及诸家论《序》之说。每章之下，各疏字义。篇末乃总论其大旨与去取诸说之故。皆以推求诗意为主，颇略於名物训诂，亦不甚引据考证。如《墨子》称：“文王举闳夭、太颠於罝网中，授之政，西土服。”《墨子》在春秋、战国之间，当及闻古义。而虞惇以为附会《兔罝》之诗。至《左传》称“祭仲有宠於庄公”，所谓宠者，信任显荣之意，故楚灵王对申无宇自称“盗有宠”也。虞惇因此一字，指祭仲为安陵、龙阳之流，以《山有扶苏》之狡童当之，谓仲虽为卿，诗人丑其进身之始。此不更附会乎？又申培《诗说》，出自丰坊，其中多剽朱《传》之义。而虞惇反谓朱《传》多引申培，亦殊失考。然大致皆平心静气，玩味研求於毛、朱两家，择长弃短。非惟不存门户之心，亦并不涉调停之见。核其所得，乃较诸家为多焉。
△《毛诗类释》·二十一卷、《续编》·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顾栋高撰。栋高有《尚书质疑》，已著录。是编成於乾隆壬申。《序》文、案语皆称臣，盖拟进之本。凡分二十一类。其《序》中抒所自得者，如於释地理，知邶、啵⑽滥巳孛侨混妒蜕剑搬赂呶馈蹦宋庠溃侵性溃混妒退都铡分帷⒕诜恰睹唷肥ⅰ肚薄匪讨帷⒕冢混妒褪绷睿豆酢芬严纫越ㄗ游混妒图漓耄E飨明堂俱周公创举。於释官职，知司徒、司空、司马皆在《周官》以前；于释兵器，知古甲皆用革；于释宫室，知“君子阳阳”乃伶官之诗，非妇人所作。于释草，知麻有二种；于释鸟，知桑扈亦有二种。于释马，知《卫风》騋牝、《鲁颂》牧马，皆以备兵事，《司马法》“马牛车乘俱出于民”乃王莽伪托之文。今考其书，禘及大享明堂一条，司徒、司空、司马一条，皆与《序》文不相应，未喻何故。其邶啵酪惶跷搜孜渌担赂咭惶跷秩翳乘担帷⒕谝惶跷砬担豆酢酚米诱惶跷嗨担偶子酶镆惶跷孪榈浪担橛卸忠惶跷瘫逅担ｌ瓒忠惶跷降杷担鸬椴怀龀德硪惶跷盍怠Ｎ熬友粞簟币惶跻浴冻摹分闹ぁ缎⌒颉罚猿鲂乱舛Ｈ恢罴宜怠妒分忻锒喾豪囊造挪４耸樵虿陕季伤担奈餮希滞蛞苑⒚鳌毒芬澹氲绻适担逋嗍檎哂惺猓端怠妒芬嗖晃揆砸病Ｆ洹缎唷啡恚虺伸肚」镉稀Ｈ 抖拧贰ⅰ妒挖贰ⅰ妒脱浴贰ⅰ妒脱怠分挠泄仂丁妒氛撸贾嗦晕杞猓茄第锵喔ǘ兄濉Ｒ浴抖拧沸Ｖ秀凇爸ヒ病薄ⅰ把裕湟病倍酢；蛏筛迨迸嘉笸鸯＃�
△《诗疑辨证》·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黄中松撰。中松字仲严，上海人。是书主於考订名物，折衷诸说之是非，故以《辨证》为名。其中亦瑕瑜互见。如古说雎鸠为雕类，郑樵及朱子则以为凫类。《左传》云：“雎鸠，司马也。”冯复京引朱《传》云：“江淮所有，当年恐未入诗人之目。”已为定论。至《尔雅》云：“雎鸠，王鸠。”郭注：“雕类，今江东呼之为鹗，好在江渚山边食鱼。”《尔雅》又云：“杨鸟、白鷢。”
郭注：“似鹰，尾上白。”是则二鸟明矣。乃扬雄、许慎皆以白鷢释雎鸠、是傎也。中松并存其说，未免两岐。“黍稷”一条，独载雷礼黍贵稷贱、黍早稷晚之说。按后稷以官名，社稷以坛名，稷为五穀之长，诸书皆然，稷未尝贱也。
《月令》以稷为首种。《尚书纬》云：“春，鸟星昏中以种稷。夏，火星昏中以种黍。”是稷亦非晚也，中松乃取其说。又引《家语》之文以废群议，不知《家语》王肃伪撰，不足据也。《韩奕》之“梁山”、“韩城”，王应麟两存旧说，而其意以在晋为主。中松本王肃之说，谓皆在燕地，持论自确。而又疑梁山在晋地，且不明乾州之梁山与在夏阳者本一山绵亘，孔《疏》最明，乃用胡渭“雍州有二梁山”之说，并疑梁山宫为三梁山。则支离缴绕，弊亦与应麟等矣。“应田”
不取郑《笺》田当作朄、声转字误之说。按陈之为田，此声转也。朄之变陈，此字误也；中松徒疑朄非引而曰读为引，以为费力。不知朄与《柬申》同。《说文》解字曰：“《柬申》，击小鼓引乐声也。”其文甚明，何足为疑乎？至全书之中，考正讹谬，校定异同，其言多有依据。在近人中，犹可谓留心考证者焉。
△《三家诗拾遗》·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范家相撰。家相字蘅洲，会稽人。乾隆甲戌进士。官至柳州府知府。汉代传《诗》者四家。《隋书·经籍志》称：“《齐诗》亡於魏，《鲁诗》亡於西晋，惟《韩诗》存。”宋修《太平御览》，多引《韩诗》。《崇文总目》亦著录，刘安世、晁说之尚时时述其遗说。而南渡儒者，不复论及。知亡於政和、建炎间也。自郑樵以后，说《诗》者务立新义，以掊击汉儒为能。三家之遗文，遂散佚而不可复问。王应麟於咸淳之末，始掇拾残賸，辑为《诗考》三卷。然创始难工，多所挂漏。又增缀逸《诗》篇目，杂采诸子依托之说，亦颇少持择。家相是编，因王氏之书重加裒益，而少变其体例。首为《古文考异》，次为《古逸诗》，次以三百篇为纲，而三家佚说一一并见。较王氏所录以三家各自为篇者，亦较易循览。惟其以《三家诗拾遗为名》，则《古文考异》不尽三家之文者，自宜附录；其逸《诗》不系於三家者，自宜芟除。乃一例收入，未免失於贪多。且冠於篇端，使开卷即名实相乖，尤非体例。其中如张超称《关雎》为毕公作一条，说见超所作《诮蔡邕青衣赋》，非超别有解经之说，而但据《诗补传》所载泛称张超云云，并不录其赋语。搜采亦间有未周，然较王氏之书则详赡远矣。近时严虞惇作《诗经质疑》，内有《三家遗说》一篇。又惠栋《九经古义》，余萧客《古经解钩沈》，於三家亦均有采掇。论其赅备，亦尚不及是编也。
△《诗渖》·二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范家相撰。是编乃其释《诗》之说。家相之学，源出萧山毛奇龄。奇龄之说经，引证浩博，喜於诘驳，其攻击先儒最甚。而盛气所激，出尔反尔，其受攻击亦最甚。家相有戒於斯，故持论一出於和平，不敢放言高论。其作是书，大旨斟酌於《小序》、朱《传》之间，而断以已意。首为《总论》三十篇。以下依次诠说，皆不载《经》文，但著篇目。其先儒旧说无可置辨者，则并篇目亦不著之。今核其所言，短长互见。如谓《卷耳》为文王在羑里，后妃遣使臣之作；谓《中谷有蓷》为怜申后；谓《褰裳》为在晋楚争郑之时；谓《丰》为男亲迎而女不从；谓《敝笱》为叹王纲废弛；谓《采苓》为申生而作；谓《采薇》为文王伐玁狁；谓《沔水》为宣王信谗：皆以意揣度，绝无确证。然如《总论》第十四条力破《黍离》降为《国风》之说，谓：“太史不采风，王朝无掌故，诸侯之国史亦不纪录以进。盖四《诗》俱亡，非独《雅》也。《诗》亡而讽谕彰瘅之道废，是以《春秋》作焉。”此与孟子迹熄之说深有发明。第十五条谓：“三百五篇之韵叶之而不谐者，其故有三。列国之方音不同，一也。古人一字每兼数音，而字音传讹已久，非可执一以谐声，二也。诗必歌而后出，每以馀音相谐，自歌诗之法不传，而馀音莫辨，三也。”此亦足解顾炎武、毛奇龄二家之斗。其解《采蘩》篇，谓“被之僮僮”为夫人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