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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未有之音与四声误读二门，所言即是音误，分目未免太繁。至泛云四声及《邶风》音与某同二门，则有意吹求，未为平允。又荣考今音颇详，而古音则茫无所解，故叶音阙误、叶音志略二门所言，往往大谬。吴棫《韵补》见行於世，荣自言未见其书，摭诸书所引为考异，尤为赘疣。至於旧音舛谬之处，动辄漫骂。
一字之失，至诋为全无心肝，亦殊乖著书之体。盖考证颇有所长，而芜杂亦所未免焉。
△《诗深》·二十六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国朝许伯政撰，伯政有《易深》，已著录。是书用苏辙之说，以《小序》首句为古《序》，而以其馀为续《序》。次列《集传》，次列《辨义》，於《集传》多所攻难，而所立异义不能皆有根据。
△《毛诗广义》（无卷数，编修曹锡龄家藏本）
国朝纪昭撰。昭字懋园，献县人。乾隆丁丑进士，官内阁中书舍人。是编全载毛苌之《传》。其以《小序》冠各篇之首，亦从毛氏，故题曰《毛诗传》。及《小序》之下，杂引郑《笺》、孔《疏》及诸儒之说以发明之。大旨以毛《传》与朱子《集传》互相勘正，以己意断其短长。其间不尽用毛说，故名曰《广义》云。
△《诗经汇诂》·二十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范芳撰。芳字令则，如皋人。其书大旨以朱子《集传》为主，而衷诸常熟杨彝、太仓顾梦麟之说。盖彝与梦麟同辑《诗经说约》者也。全书共一千二百五十馀番，约六十万言。采摭非不详赡，而本意为科举而设，於《经》义究鲜发明。
△《诗经正解》·三十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国朝姜文灿撰。文灿字我英，丹阳人。是书首为《诗经字画辨疑》，次为《天文、舆地、服饰、礼乐、器具、车马、兵制图考》，次为《姓氏》、《草木》、《禽兽》、《鳞介》诸考。大抵袭《六经图》及《名物疏》诸书而为之。其训释亦颇浅易。
──右“诗类”八十四部，九百一十三卷，内八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卷十九 经部十九
○礼类一
古称议礼如聚讼。然《仪礼》难读，儒者罕通，不能聚讼。《礼记》辑自汉儒，某增某减，具有主名，亦无庸聚讼。所辨论求胜者，《周礼》一书而已。考《大司乐》章先见於魏文侯时，理不容伪。河间献王但言阙《冬官》一篇，不言简编失次，则窜乱移补者亦妄。三《礼》并立，一从古本，无可疑也。郑康成《注》，贾公彦、孔颖达《疏》，於名物度数特详。宋儒攻击，仅摭其好引谶纬一失，至其训诂则弗能逾越。盖得其节文，乃可推制作之精意，不比《孝经》、《论语》可推寻文句而谈。本汉唐之《注》、《疏》，而佐以宋儒之义理，亦无可疑也。谨以类区分，定为六目：曰《周礼》、曰《仪礼》、曰《礼记》、曰《三礼总义》、曰《通礼》、曰《杂礼书》。六目之中，各以时代为先后，庶源流同异，可比而考焉。
△《周礼注疏》·四十二卷（内府藏本）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玄有《易注》，已著录。公彦，洺州永年人。永徽中，官至太学博士。事迹具《旧唐书·儒学传》。《周礼》一书，上自河间献王。
於诸经之中，其出最晚。其真伪亦纷如聚讼，不可缕举。惟《横渠语录》曰：“《周礼》是的当之书，然其间必有末世增入者。”郑樵《通志》引孙处之言曰“周公居摄六年之后，书成归丰，而实未尝行。盖周公之为《周礼》，亦犹唐之显庆、开元礼，预为之以待他日之用，其实未尝行也。惟其未经行，故仅述大略，俟其临事而损益之。故建都之制，不与《召诰》、《洛诰》合，封国之制，不与《武成》、《孟子》合，设官之制，不与《周官》合，九畿之制，不与《禹贡》合”云云（案此条所云，惟《召诰》、《洛诰》、《孟子》显相舛异，至《禹贡》乃唐虞之制，《武成》、《周官》乃梅赜古文《尚书》，《王制》乃汉文帝博士所追述，皆不足以为难，其说盖离合参半），其说差为近之，然亦未尽也。夫《周礼》作於周初，而周事之可考者，不过春秋以后。其东迁以前三百馀年，官制之沿革，政典之损益，除旧布新，不知凡几。其初去成、康未远，不过因其旧章，稍为改易。而改易之人，不皆周公也。於是以后世之法窜入之，其书遂杂。
其后去之愈远，时移势变，不可行者渐多，其书遂废。此亦如后世律令条格，率数十年而一脩，脩则必有所附益。特世近者可考，年远者无徵，其增删之迹，遂靡所稽，统以为周公之旧耳。迨乎法制既更，简编犹在，好古者留为文献，故其书阅久而仍存。此又如开元《六典》、政和《五礼》，在当代已不行用，而今日尚有传本，不足异也。使其作伪，何不全伪六官，而必阙其一，至以千金购之不得哉？且作伪者必剽取旧文，借真者以实其赝，古文《尚书》是也。刘歆宗《左传》，而《左传》所云《礼经》，皆不见於《周礼》。《仪礼》十七篇，皆在《七略》所载古经七十篇中；《礼记》四十九篇，亦在刘向所录二百十四篇中。
而《仪礼·聘礼》宾行饔饩之物、禾米刍薪之数、笾豆簠簋之实、鉶壶鼎瓮之列，与《掌客》之文不同。又《大射礼》天子、诸侯侯数、侯制与《司射》之文不同。
《礼记·杂记》载子、男执圭与《典瑞》之文不同。《礼器》天子、诸侯席数与《司几筵》之文不同。如斯之类，与二《礼》多相矛盾。歆果赝托周公为此书，又何难牵就其文，使与经传相合，以相证验，而必留此异同，以启后人之攻击？
然则《周礼》一书不尽原文，而非出依托，可概睹矣。《考工记》称郑之刀，又称秦无庐，郑封於宣王时，秦封於孝王时，其非周公之旧典，已无疑义。《南齐书》称：“文惠太子镇雍州，有盗发楚王冢，获竹简书，青丝编，简广数分，长二尺有奇，得十馀简，以示王僧虔。僧虔曰：是科斗书《考工记》。”则其为秦以前书亦灼然可知。虽不足以当《冬官》，然百工为九经之一，其工为九官之一，先王原以制器为大事，存之尚稍见古制。俞庭椿以下，纷纷割裂五官，均无知妄作耳。郑《注》《隋志》作十二卷，贾《疏》文繁，乃析为五十卷，《新、旧唐志》并同。今本四十二卷，不知何人所并。玄於三《礼》之学，本为专门，故所释特精。惟好引纬书，是其一短。《欧阳修集》有《请校正五经札子》，欲删削其书。然纬书不尽可据，亦非尽不可据，在审别其是非而已，不必窜易古书也。
又好改经字，亦其一失。然所注但曰“当作某”耳，尚不似北宋以后连篇累牍，动称错简，则亦不必苛责於玄矣。公彦之《疏》，亦极博核，足以发挥郑学。
《朱子语录》称“《五经》疏中，《周礼疏》最好。”盖宋儒惟朱子深於《礼》，故能知郑、贾之善云。
△《周官新义》·十六卷、附《考工记解》·二卷（永乐大典本）
宋王安石撰。安石事迹详《宋史》本传。晁公武《读书志》曰：“熙宁中置经义局，撰《三经义》，皆本王安石《经说》。“三经”，《书》、《诗》、《周礼》也。”新经《毛诗义》凡二十卷，《尚书义》凡十三卷，今并佚。《周礼新义》本二十二卷，明万历中《重编内阁书目》尚载其名，故朱彝尊《经义考》不敢著其已佚，但注曰“未见”。然外间实无传本，即明以来内阁旧籍，亦实无此书。惟《永乐大典》中所载最夥。盖《内阁书目》据《文渊阁书目》，《文渊阁书目》即修《永乐大典》所徵之书。其时尚有完帙，故采之最详也。考蔡绦《铁围山丛谈》曰“王元泽奉诏为《三经义》，时王丞相介甫为之提举。《诗》、《书》盖多出元泽及诸门弟子手，《周礼新义》实丞相亲为之笔削者。政和中，有司上言，天府所籍吴氏资多有王丞相文书。於是朝廷悉藏诸秘阁，用是吾得见之。《周礼新义》，笔迹如斜风细雨，诚介甫亲书”云云，然则《三经义》中惟《周礼》为安石手著矣。安石以《周礼》乱宋，学者类能言之。然《周礼》之不可行於后世，微特人人知之，安石亦未尝不知也。安石之意，本以宋当积弱之后，而欲济之以富强。又惧富强之说必为儒者所排击，於是附会《经》义以钳儒者之口，实非真信《周礼》为可行。迨其后用之不得其人，行之不得其道，百弊丛生，而宋以大坏。其弊亦非真缘《周礼》以致误。罗大经《鹤林玉露》《咏安石放鱼》诗曰：“错认苍姬六典书，中原从此变萧疏。”是犹为安石所绐，未究其假借六艺之本怀也。因是而攻《周礼》，因是而攻安石所注之《周礼》，是宽其影附之巧谋，而科以迂腐之薄谴矣。故安石怙权植党之罪，万万无可辞。安石解《经》之说，则与所立新法各为一事。程子取其《易解》，朱子、王应麟均取其《尚书义》，所谓言各有当也。今观此书，惟训诂多用《字说》，病其牵合。其馀依《经》诠义，如所解“八则”之治都鄙，“八统”之驭万民，“九两”之系邦国者，皆具有发明，无所谓舞文害道之处。故王昭禹、林之奇、王与之、陈友仁等注《周礼》，颇据其说，钦定《周官义疏》亦不废采用。又安可尽以人废耶？安石神宗时所上《五事劄子》及《神宗日录》，载安石所引《周官》及杨时《龟山集》中所驳平颁兴积一条，其文皆在《地官》中。今《永乐大典》阙《地官》、《夏官》二卷，其说遂不可考。然所佚适属其瑕类，则所存者益不必苛诋矣。安石本未解《考工记》，而《永乐大典》乃备载其说。据晁公武《读书志》，盖郑宗颜辑安石《字说》为之，以补其阙。今亦并录其解，备一家之书焉。
△《周礼详解》·四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王昭禹撰。陈振孙《书录解题》曰：“昭禹，未详何人。近世为举子业者多用之，其学皆宗王氏新说。王与之作《周礼订义》，类编姓氏、世次，列於龟山杨时之后，曰字光远，亦不详其爵里。当为徽、钦时人。”今按其书，解“惟王建国”云：“业格于上下谓之王，或而围之谓之国。”解“匪颁之式”云：“散其所藏曰匪，以等级之曰颁。故匪从匚从非，言其分而非藏也。颁从分从页，言自上而颁之下。”解“圃”曰：“园有众甫谓之圃。”解“鲍鱼”曰：“鱼之鲜者包以致之。”解“鱐”曰：“鱼之乾者肃以致之。”解“司徒”云：“於文反后为司，盖后从一从厂从口，则所以出命，司反之则守令而已。从一则所以一众，司反之则分众以治之而已。从厂则承上世之庇覆以君天下，司反之则以君之爵为执事之法而已。”其附会穿凿，皆遵王氏《字说》。盖当时《三经新义》列在学官，功令所悬，故昭禹因之不改。然其发明义旨，则有不尽同於王氏之学者。如解《泉府》“以国服为之息”云：“各以其所服国事贾物为息。若农以粟米，工以器械，皆以其所有也。周之衰，不能为民正田制地，税敛无度，又从而贷之，则凶年饥岁无以为偿矣。下无以偿，上之人又必责之，则称贷之法，岂特无补於民哉？求以国服为之息，恐收还其母而不得。”盖已目睹青苗之弊，而阴破其说矣。至其阐发《经》义，有足订《注》、《疏》之误者。如解《载师》“里布屋粟”，谓“国宅无征，民居有征无布。以其不毛，使之有里布。民出耕在田庐，入居在里，其屋有田以出粟。今不耕田，则计屋而敛之，谓之屋粟。”
不从先儒以里布为二十五家之泉、屋粟为三夫之粟。又解“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固当时正役，后因远近剧易而制云云，皆为先儒所未发。故宋人释《周礼》者，如王与之《订义》、林之奇《讲义》多引其说，固不得以遵用新说而尽废之也。五官皆不载《叙官》。宋末朱申作《句解》，盖从其例，究为一失。今姑仍旧本录之。内附载陆德明《释文》，而卷首以德明之名冠昭禹前。今考昭禹《自序》末云：“因《释文》而作。”或后人所增入，以德明时代在前，遂题诸昭禹上欤？今仍录其音释而德明之名则附著於此，不复并列简端焉。
△《周礼复古编》·一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宋俞庭椿撰。庭椿字寿翁，临川人。乾道八年进士，官古田令。是书《宋志》作三卷。今本作一卷，标曰：“陈友仁编”。盖友仁订正《周礼集说》，而以此书附其后也。庭椿之说，谓五官所属皆六十，不得有羡，其羡者皆取以补《冬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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