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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兰即楼兰，尤与郑《注》暗合。彤疑无证，是未深考。
又《丧服》曰：“布总、箭笄、髽、衰三年。”《注》曰：“髽，露紒也、犹男子之括发。斩衰括发以麻，则髽亦用麻。以麻者，自项而前交于额上，卻绕紒，如著惨头焉。”彤不取此《注》，别用《丧服小记疏》所引皇侃之说，谓斩衰麻髽、齐衰布髽皆未成服之髽。其既成服，则髽不用麻布，惟露紒耳。且引此条《注》中“紒，露紒”之文以证麻布二髽外别为一露髻之髽。不知郑《注》虽云“髽，露紒”，而其下更有“髽亦用麻”之文。其注《士丧礼》亦同。盖《注》中“露紒”二字，乃明髽之去溃热ダ｛而露紒，又以麻自项却交於额，则髽之制始全。皇侃乃止取《丧服注》“露紒”二字，而截去其下髽亦用麻等句，遂指郑《注》以髽服三年之髽为露紒之髽，不用麻布，斯亦诬矣。彤安得据以攻郑耶？然自此数条之外，则大抵援据淹通，无可訾议。盖彤三《礼》之学亚於惠士奇，而醇於万斯大。此书所论，亦亚於所作《周官禄田考》，而密於所作《尚书小疏》焉。
△《仪礼集编》·四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盛世佐撰。世佐，秀水人。官龙里县知县。是书成於乾隆丁卯。裒辑古今说《仪礼》者一百九十七家，而断以己意。《浙江遗书总录》作十七卷，且称积帙共二千馀翻。为卷仅十七者，案《经》篇数分之，不欲於一篇之中横隔也。
然此本目录列十七卷，书则实四十卷。盖终以卷轴太重，不得已而分之。《总录》又称末附《勘正监本石经》，补顾炎武、张尔岐之阙。此本亦有录而无书，岂《总录》但据目录载之欤？其谓朱子《仪礼经传通解》析诸篇之《记》分属《经》文，盖编纂之初，不得不权立此例，以便寻省，惜未卒业而门人继之，因仍不改，非朱子之本意。吴澄亦疑其《经》、《传》混淆为朱子未定之稿。故是编《经》自为《经》，《记》自为《记》，一依郑氏之旧。其《士冠》、《士相见》、《丧服》等篇，《经》、《记》传注传写混淆者，则从蔡沈考定《武成》之例，别定次序於后，而不敢移易《经》文。其持论颇为谨严，无浅学空腹高谈，轻排郑、贾之锢习。又杨复《仪礼图》久行於世，然其说皆本《注》、《疏》，而时有并《注》、《疏》之意失之者，亦一一是正。至於诸家谬误，辨证尤详。虽持论时有出入，而可备参考者多。在近时说礼之家，固不失为根据之学矣。
○附录△《内外服制通释》·七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车垓撰。垓字经臣，天台人。咸淳中由特奏名授迪功郎、浦城县尉，以年老不赴。德祐二年卒。垓及从兄若水皆受业於季父安行，安行受业於陈埴，埴受业於朱子。故垓是书，一仿文公《家礼》而补其所未备。有图，有说，有名义，有提要。凡正服、义服、加服、降服，皆推阐明晰，具有条理。牟楷《序》谓《家礼》著所当然，此释其所以然。盖不诬也。朱彝尊《经义考》曰：“车氏书，余所储者阙第八卷以后。卷八书目为《三殇以次降服》、《应服期而殇者降服大功小功》、《应服大功而殇者降服小功》、《应服小功而殇者降服緦麻》。卷九为《深衣疑义》。”其标题则仍称九卷，注“存”，而不注“阙”。盖未敢断后二卷之必佚。然今所传写，皆与彝尊本同，则此二卷已佚矣。据马良骥所作垓《行状》，其《深衣疑义》本别为一书，特附录於此书之后。良骥所举，用皇氏广头在下之《注》，以续衽为裳之上衣之旁者，说亦颇核。惜其全文不可睹也。
△《读礼通考》·一百二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徐乾学撰。乾学字原一，号健菴，昆山人。康熙庚戌进士第二，官至刑部尚书。是编乃其家居读《礼》时所辑。归田以后，又加订定，积十馀年，三易稿而后成。於《仪礼》《丧服》、《士丧》、《既夕》、《士虞》等篇及《大、小戴记》，则仿朱子《经传通解》，兼采众说，剖析其义。於历代典制，则一本正史，参以《通典》及《开元礼》、《政和五礼新仪》诸书。立纲统目，其大端有八：一曰丧期、二曰丧服、三曰丧仪节、四曰葬考、五曰丧具、六曰变礼、七曰丧制、八曰庙制。丧期历代异同则有表，丧服暨仪节、丧具则有图。缕析条分，颇为详备。盖乾学传是楼藏书甲於当代，而一时通经学古之士如阎若璩等亦多集其门，合众力以为之，故博而有要，独过诸儒。乾学又欲并修吉、军、宾、嘉四礼，方事排纂而殁。然是书蒐罗富有，秦蕙田《五礼通考》即因其义例而成之，古今言丧礼者，盖莫备於是焉。
──右“礼类”《仪礼》之属，二十二部，三百四十四卷；《附录》二部，一百二十七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仪礼》不专言《丧服》，而古来丧服之书则例附於《仪礼》。盖《周官》凶礼无专门，《礼记》又《仪礼》之义疏。言丧服者大抵以《仪礼》为根柢，故从其本而类附也。）
卷二十一 经部二十一
○礼类三
△《礼记正义》·六十三卷（内府藏本）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隋书·经籍志》曰：“汉初，河间献王得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记一百三十一篇献之，时无传之者。至刘向考校经籍，检得一百三十篇，第而叙之。又得《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史氏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凡五种，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删其烦重，合而记之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记》。而戴圣又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谓之《小戴记》。汉末，马融遂传小戴之学。融又益《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乐记》一篇，合四十九篇”云云，其说不知所本。今考《后汉书·桥玄传》云：“七世祖仁，著《礼记章句》四十九篇，号曰桥君学”。仁即班固所谓小戴授梁人桥季卿者，成帝时尝官大鸿胪，其时已称四十九篇，无四十六篇之说。又孔《疏》称《别录》《礼记》四十九篇，《乐记》第十九。四十九篇之首，《疏》皆引郑《目录》。郑《目录》之末必云此於刘向《别录》属某门。《月令目录》云：“此於《别录》属《明堂阴阳记》。”《明堂位目录》云：“此於《别录》属《明堂阴阳记》。”《乐记目录》云：“此於《别录》属《乐记》。”盖十一篇今为一篇，则三篇皆刘向《别录》所有，安得以为马融所增。《疏》又引玄《六艺论》曰：“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戴圣传《礼》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玄为马融弟子，使三篇果融所增，玄不容不知，岂有以四十九篇属於戴圣之理？况融所传者乃《周礼》，若小戴之学，一授桥仁，一授杨荣。后传其学者有刘祐、高诱、郑玄、卢植。融绝不预其授受，又何从而增三篇乎？知今四十九篇实戴圣之原书，《隋志》误也。元延祐中，行科举法，定《礼记》用郑玄《注》。故元儒说《礼》，率有根据。自明永乐中敕修《礼记大全》，始废郑《注》，改用陈澔《集说》，《礼》学遂荒。然研思古义之士，好之者终不绝也。为之疏义者，唐初尚存皇侃、熊安生二家（案明北监本以皇侃为皇甫侃，以熊安生为熊安，二人姓名并误，足征校刊之疏。谨附订於此）。贞观中，敕孔颖达等修《正义》，乃以皇氏为本，以熊氏补所未备。颖达《序》称：“熊则违背本经，多引外义，犹之楚而北行，马虽疾而去愈远。又欲释经文，惟聚难义，犹治丝而棼之，手虽繁而丝益乱也。皇氏虽章句详正，微稍繁广。又既遵郑氏，乃时乖郑义。此是木落不归其本，狐死不首其丘。此皆二家之弊，未为得也。”故其书务伸郑《注》，未免有附会之处。然采摭旧文，词富理博，说《礼》之家，钻研莫尽，譬诸依山铸铜，煮海为盐。即卫湜之书尚不能窥其涯涘，陈澔之流益如莛与楹矣。
△《月令解》·十二卷（永乐大典本）
宋张虙撰。虙，慈溪人。庆元丙辰进士，官至国子祭酒。是编乃虙端平初入讲幄时所纂。未及竟，以病归。家居时乃续完之，表进於朝。十二月各自为卷。
奏称每一月改，则令以此一月进於御前，可以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虽未免过胶古义，不尽可见诸施行，然辞义晓畅，於顺时出政之际，皆三致意焉，其用心有足取者。《月令》於刘向《别录》属《明堂阴阳记》，当即《汉书·艺文志》所云古明堂之遗事，在《明堂阴阳》三十三篇之内者。《吕氏春秋》录以分冠十二《纪》。马融、贾逵、蔡邕、王肃、孔晁、张华皆以为周公作。郑康成、高诱以为即不韦作。论者据《汉百官表》言太尉为秦官，或又据《国语》晋有元尉、舆尉之文，谓尉之名不必起於秦。然究不得因元尉、舆尉遂断三代必有太尉也。意不韦采集旧文，或傅益以秦制欤？今考其书，古帝王发政施令之大端，皆彰彰具存，得其意而变通之，未尝非通经适用之一助。至其言误某令则致某灾，殆因《洪范》庶徵而推衍之，遂为汉儒阴阳五行之滥觞，虙解皆未能驳正。然列在《礼经》，相沿已久，亦不能独为虙咎也。原书因随月进御，故凡解见孟月者，仲月、季月皆重见。《永乐大典》所载，合为一编，多删其复，於例为协。间有删之不尽者，今并汰除，以归画一焉。
△《礼记集说》·一百六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卫湜撰。湜字正叔，吴郡人。其书始作於开禧、嘉定间。《自序》言日编月削，几二十馀载而后成。宝庆二年官武进令时，表上於朝，得擢直秘阁。后终於朝散大夫，直宝谟阁，知袁州。绍定辛卯，赵善湘为鋟版於江东漕院。越九年，湜复加核订，定为此本。自作《前序》、《后序》，又自作《跋尾》，述其始末甚详。盖首尾阅三十馀载，故采摭群言，最为赅博，去取亦最为精审。自郑《注》而下，所取凡一百四十四家。其他书之涉於《礼记》者，所采录不在此数焉。今自郑《注》、孔《疏》而外，原书无一存者。朱彝尊《经义考》采摭最为繁富，而不知其书与不知其人者，凡四十九家，皆赖此书以传，亦可云《礼》家之渊海矣。明初定制，乃以陈澔注立於学官，而湜注在若隐若显间。今圣朝钦定《礼记义疏》，取於湜书者特多，岂非是非之公，久必论定乎。又湜《后序》有云：“他人著书，惟恐不出於己。予之此编，惟恐不出於人。后有达者，毋袭此编所已言，没前人之善也。”其后慈谿黄震《读礼记日抄》、新安陈栎《礼记集义详解》，皆取湜书删节，附以己见。黄氏融汇诸家，犹出姓名於下方（案此见黄氏《日钞》）。陈氏则不复标出（案栎书今不传，此见定宇集中栎所作《自叙》）。
即此一节，非惟其书可贵，其用心之厚，亦非诸家所及矣。
△《礼记纂言》·三十六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元吴澄撰。澄有《易纂言》，已著录。案危素作澄《年谱》，载至顺三年澄年八十四，留抚州郡学，《礼记纂言》成。而虞集《行状》则称成於至顺四年，即澄卒之岁。其言颇不相合。然要为澄晚年手定之本也。其书每一卷为一篇。大旨以《戴记》经文庞杂，疑多错简，故每一篇中，其文皆以类相从，俾上下意义联属贯通，而识其章句於左。其三十六篇次第，亦以类相从。凡《通礼》九篇、《丧礼》十一篇、《祭礼》四篇、《通论》十一篇，各为标目。如《通礼》首《曲礼》，则以《少仪》、《玉藻》等篇附之，皆非小戴之旧。他如《大学》、《中庸》依程朱别为一书，《投壶》、《奔丧》归於《仪礼》，《冠义》等六篇别辑为《仪礼传》，亦并与古不同。虞集称其“始终先后，最为精密。先王之遗制，圣贤之格言，其仅存可考得，既表而存之，各有所附。而其纠纷固泥於专门名家之手者，一旦各有条理，无复馀蕴”，其推重甚至。考《汉书·艺文志》，《礼记》本一百三十一篇，戴德删为八十五，戴圣删为四十九。与《易》、《书》、《诗》、《春秋》经圣人手定者固殊。然《旧唐书·元行冲传》，载行冲上《类礼义疏》，张说驳奏曰“今之《礼记》，历代传习，著为经教，不可刊削。魏孙炎始改旧本，先儒所非，竟不行用。贞观中，魏徵因孙炎所修更加整比，兼为之注，其书竟亦不行。今行冲等解徵所注，勒成一家。然与先儒第乖，章句隔绝。
若欲行用，窃恐未可”云云，则古人屡经修缉，迄不能变汉儒旧本。唐以前儒风淳实，不摇惑於新说，此亦一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