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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文物大全》（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亦无序、跋。其版为蓝朱二色，首列六官之所属，次为制度器物诸图，终以诸儒传授图。大抵转相剿袭、摹写失真。如王宫制图，外朝为致民三询之地，雉门为人民观法之区，则外朝应在雉门之外，而此图列於库门之外。
他若裘冕无旒，六贽未备，坛壝市肆，亦弗详载。盖乡塾兔园册也。考宋乾道中，昌州杨甲作《六经图》，其《周礼》图曰《文物大全》，与此书之名相合。又国朝庐江卢云英，因其父所刻信州石本《五经图》重为编辑，其《周礼》图亦曰《文物大全》。然杨氏图凡四十有三，卢氏图凡五十有一，均与此本不符。疑坊肆书贾於卢氏《五经图》中摘其《周礼》诸图，而稍稍窜乱之，别为一书以售其欺耳。
△《周礼订释古本》（无卷数，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芝藻撰。芝藻有《大易疏义》，已著录。是书前有康熙丁丑《自序》。
大抵宗俞庭椿之说而小变之，谓《冬官》未亡而不必补；《考工记》之文奇变而轨乎法，非周公莫能为之；虚其官而详具其法，官省则繁费减，法详则凡事有。
作五官可以兼摄，《冬官》可无设也。其说甚巧。然郑封於宣王时，秦封於孝王时，周公安得称郑之刀？又得称秦无庐？是开卷即无以自解，更奚论其他也？其解“九赋”云：“邦中四郊即乡遂地。”是并百里为郊、六乡在远郊、六遂在甸之异，亦未详考。惟《遂人》沟洫说云：“《遂人》所谓十夫者，十井之夫也。
其云十夫有沟，则是十井之遂同归於沟也，故《匠人》谓之井间。既谓之间，则非一井可知。”较旧注差为明晰耳。
△《高注周礼》·二十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高愈撰。愈字紫超，无锡人。顺治中岁贡生。《江南通志》载愈著《周官集解》十六卷，当即是书。其分卷各异，殆传写者不同也。书中采前人之说多本诸王昭禹《订义》，亦间有发明。其中有最驳者数条，如《大司徒》：“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郑康成《注》谓其食者半、参之一、四之一者，乃天子食此诸侯之贡也，不用先郑之说。愈谓诸侯自食其半、三之一、四之一，而以其馀贡天子。其说颇诋康成。今考《春秋》昭公十三年《传》曰：“昔天子班贡，轻重以列。列尊贡重，周之制也。”杜注：“公侯地广，故取贡者多。”
如愈所说，公地五百里乃自食其半，以其半贡天子。侯伯地四百里、三百里，仅自食其三之一，乃以其二贡天子。子男地二百里、一百里，仅自食其四之一，乃以其三贡天子。则尊反贡轻，而卑反贡重矣。昭公十三年《传》又曰：“卑而贡重者甸服也。”杜注：“甸服谓天子畿内共职贡，即公卿大夫之采地。”郑玄《小司徒注》：“采地，食者皆四之一。公凡四都，一都之田税入於王。卿凡四县，一县之田税入於王。大夫凡四甸，一甸之田税入於王。”是食采者卑与尊同，故云卑而贡重。是周制甸服贡重，尚不过四分之一，岂邦国所贡乃至於三之二、四之三乎？《司勋》文曰：“凡颁赏地，三之一食。”《注》云：“赏地之税三分，王食其一。”与《大司徒》所云其食者半、其食者三之一、四之一，均为王之所食，与《大司徒》文例义略同。愈乃不一置解，而独於此别生异说，似未贯洽全经也。又《小司徒》曰：“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郑玄《注》曰：“此谓造都鄙也。”
愈乃曰：“四县为都，计田止一千二十四井，以《稍人》丘乘法推之，止得兵车六十四乘，视百乘之家犹逊焉。而《传》称先王之制，大都三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此八千一百九十二家，不能当天子六乡、六遂十五之一。是犹不足称小都，而况大都乎？”今考《春秋》隐公元年《传》：“先王之制，大都不过三国之一。”杜《注》谓都城当国三分之一，非谓田邑车乘当国三分之一也，愈不得引以为难。且四县为都，本小都也，积四小都乃为大都。今愈以四县之都为大都，於郑《注》尚未详考。又《春秋》襄公二十七年《传》曰：“惟卿备百邑。”
杜《注》云：“此一乘之邑。”孔《疏》云：“百乘为采邑之极。”《坊记疏》谓公之孤、侯伯之卿与天子之三公同，俱方百里。是惟大都方百里者乃得有百乘，而天子之卿止得小都五十里，安得同於侯伯之卿？又宁以不及百乘为嫌耶？至四县为都，凡一千二十四井，以《司马》“甸出一乘”之法求之，所出本不及十六乘，而愈乃谓得兵车六十四乘，尤舛误矣。《稍人》：“掌丘乘之政令。”郑读“乘”为“甸”，谓掌丘及甸之政令也。愈谓“乘”字不当改读，遂谓一丘出一乘。考《春秋·成公元年》“三月，作丘甲。”杜《注》：“长毂一乘，甸所赋。
今鲁使丘出之，讥重敛，故书。”若《稍人》已令丘出一乘，则兴周之制也，《春秋》又何得书以示讥耶？又《韩诗》“维禹陈攵之”，《毛诗》“陈攵”作“甸”。陈攵训曰乘，甸亦训曰乘。古陈、乘、甸三字音同，故读乘为甸。愈不知古音，故有此疑，是亦妄难郑氏也。他如谓郊社相对，社即祭地，更无北郊；九夫为井即十夫有沟，都鄙乡遂不异制：则均袭旧文，无庸更辨者矣。
△《周礼惜阴录》·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徐世沐撰。世沐有《周易惜阴录》，已著录。是编於典制罕所考证，惟推求於文句之间，好以臆断。如“王斋日三举”，所以增一举者，谓助气以行礼。
而世沐谓三字误，当作不。则致斋岂茹素之谓乎？《乐师》职“帗舞”，帗之为羽，无可疑者。而世沐独取先郑祓除之义，亦为未合。《考工记》“画缋之事，青与白相次，赤与黑相次”，自是配色之法。而世沐以为仁义相资，礼智相合，健顺相成，亦过於穿凿也。
△《周官辨非》·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万斯大撰。斯大有《仪礼商》，已著录。是编力攻《周礼》之伪，历引诸经之相牴牾者以相诘难。大旨病其官冗而赋重。案古经滋后人之疑者，惟古文《尚书》与《周礼》。然古文《尚书》突出於汉魏以后，其传授无徵，而牴牾有证。吴棫所疑，虽朱子亦以为然。阎若璩之所辨，毛奇龄百计不能胜，盖有由也。《周官》初出，林孝存虽相排击，然先后二郑，咸证其非伪。通儒授受，必有所徵。虽其书辗转流传，不免有所附益，容有可疑，然亦揣摩事理，想像其词，迄不能如《尚书》一经，能指某篇为今文，某篇为古文也。斯大徒见刘歆、王安石用之而败，又见前代官吏之滥，赋敛之苛，在在足以病民，遂意三代必无是事。
竟条举《周礼》而诋斥之，其意未始不善。而惩羹吹齑，至於非毁古经，其事则终不可训也。魏禧疾明末诸臣屈身闯贼，遂疑《论语》论管仲、召忽一章为不出於孔子，其亦此类欤？
△《周礼问》·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有《仲氏易》，已著录。是书皆设为或问，辨《周礼》出战国之末，不出刘歆。凡十七目：一论《周礼》非汉人伪作，凡四条。一论六官三官二官，凡二条。一论古无三司名。一论冢宰。一论《周礼》与《尚书》、《大戴礼》表里。一论周六卿、唐虞六卿。一论司徒、司空。一论天地四时之名所始。一论宰夫。一论官名、官职同异。一论人数多寡。一论禄数不及人数。一论分土三等同异。一论九州闲田。一论《周官》非秦制。一论罗氏攻《周礼》之缪。一论与他经同文。而其书与目不甚相应，盖亦其门人所误题也。其持论是非相半。如《小宰》纪六官之属各六十，贾《疏》谓指宫正至夏采诸职。奇龄谓《经》文“其属六十”乃据六卿本职之下所属大夫士也。六卿各有长官，如后世所称堂上官。除一卿二中大夫外，所属有下大夫四人，中士十六人，下士三十二人，合得六十人，略无阙溢。今考《春官》除宗伯卿一人、小宗伯中大夫二人，拟一堂上官，不入六十之数，则《肆师》下大夫四人，即为属官，如后世所称曹郎矣。乃《肆师》之职曰：“凡国之大事，治其礼仪，以佐宗伯。”贾《疏》曰：“肆师与小宗伯同为中下大夫，命数如一，故二人同佐宗伯。”据此则肆师明为宗伯副贰之官，即经文亦明云肆师掌礼治事如宗伯之仪。今奇龄必屈肆师为属吏，同于后世之曹郎，其说似弗能通。奇龄又以《周礼》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不合于《王制》、《孟子》，遂据《周礼》谓封国有大功者必需益地，即不能以百里、七十里、五十里限之。特约为之制，公不过五百里，侯不过四百里，伯与子男以是为差。其说似巧。但《明堂位》“封周公于曲阜七百里”，则奇龄所谓公不过五百里者则已过之矣。加封之制，不应己创之而己又隳之也。故《司勋》文曰：“凡赏无常，经重视功”。明乎加封亦不得立常数矣。奇龄立论，大率类此。其他不无翼经之说，然以为战国人作，则仍用何休六国阴谋之说，与指为刘歆所作者亦相去无几。阳虽翼之，阴实攻之矣。与其以《仪礼》为战国之书，同一好为异论，不足据也。
△《周礼节训》·六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国朝黄叔琳撰。叔琳有《研北易钞》，已著录。是编名曰《节训》，盖节录而训释之也。《经》文既非完本，所辑注文又皆不著名氏。观其《自序》，盖家塾私课之本，故其《凡例》亦曰“聊备兔园之一册”云。
△《周官析疑》·三十六卷、《考工记析义》·四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方苞撰。苞有《周官集注》，已著录。是书以《周官》为一编，《考工记》为一编，各分篇第，世亦两本别行。然前有顾琮《序》，称合《考工》为四十卷。则本非两书，特不欲以河间献王所补与《经》相淆，故各为卷目耳。其书体会《经》文，颇得大义。然於说有难通者，辄指为后人所窜，因力诋康成之《注》。若《太宰》：“以九赋敛财贿。”郑《注》：“赋，口率出泉也。今之算泉，民或谓之赋。”苞谓九赋即九职邦、郊、甸、稍、县、都之田赋，则农所贡公田之九穀与圃牧嫔妇之贡也。关市之赋，即商贾百工之贡也。山泽之赋，即虞衡之贡也。园圃薮牧，即邦、郊、甸、稍、县、都之地。农工、商贾、嫔妇、臣妾、闲民，即邦、郊、甸、稍、县、都之人。今考《载师》，首言园廛，次近郊，次远郊，次甸、稍、县、疆，明别园廛於甸、稍、县、疆之外，则九职之园圃，不得合於九赋之邦、郊、甸、稍、县、都可知。苞以九职之圃牧、嫔妇、臣妾、闲民统於九赋之邦、郊、甸、稍、县、都，而九赋之关市、山泽岂独出於邦、郊、甸、稍、县、都之外，《经》文又何以别举之乎？苞不过因九职内百工商贾可以当九赋之关市，虞衡可以当九赋之山泽，而园圃、薮牧、嫔妇、臣妾、闲民於九赋更无所归，遂强入於邦、郊、甸、稍、县都之中，庶乎九职、九赋得混为一，即以斥郑《注》口率出泉之非，而不知郑《注》此文，实据本文“财贿”二字起义。《外府》曰：“掌邦布之入出。”其下曰：“凡祭祀、宾客、丧纪、会同、军旅，共其财用之币赍、锡予之财用。”《注》曰：“布，泉也。”《泉府》曰：“凡国事之财用取具焉。”此皆以泉为财。《荀子》曰：“厚刀布之敛以夺之财，重田野之税以夺之食。”则以刀布为财，与田税为食对举。《经》於九府既云敛财贿，则知九赋内兼有泉矣。九赋所以供九式，故九赋曰财贿，而九式曰财用。凡祭祀、宾客、丧荒、羞服、工事、币帛、刍秣、匪颁、好用，资於穀者少，资於泉者多。而泉之所入，止有市征之絘布、总布、质布、罚布、廛布，不过当关市之一赋，此外则惟有宅不毛者之里布，均未足以充九式之用。若不资泉於邦、郊、甸、稍、县、都等，则职岁所云官府都鄙之出财用，恐终年常不给也。考《汉书·本纪》，高祖四年，初为算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