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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天王使毛伯来锡公命”，《成公八年》“秋七月，天子使召伯来赐公命”，据此则锡命皆在即位之后数年或数月，可知前此之未尝请命而皆书即位，胡说未可通。又胡氏以从祀先公为昭公，至是始得从祀於太庙，于庭则谓季氏靳昭公不得从祀，其事不见於三《传》，至冯山始创言之，胡氏不免於轻信。凡此之类，议论多为精确。固非妄攻先儒，肆为异说者比也。
△《春秋孔义》·十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高攀龙撰。攀龙有《周易易简录》，已著录。是书斟酌於左氏、公羊、穀梁、胡安国四家之《传》，无所考证，亦无所穿凿。意主於以《经》解《经》，凡《经》无《传》有者不敢信，《传》无《经》有者不敢疑，故名曰《孔义》，明为孔子之义而非诸儒之臆说。虽持论稍拘，较之破碎缴绕，横生异议，犹说《经》之谨严者矣。朱彝尊《经义考》此书之外别有李攀龙《春秋孔义》十二卷，注曰“未见”。今案书名卷数并同，攀龙之名又相同，不应如是之巧合。考李攀龙惟以诗名，不以经术见。其《墓志》、本传亦不云尝有是书。岂诸家书目或有以攀龙之名同，因而误高为李者，彝尊未及考核，误分为二欤？
△《春秋辨义》·三十九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卓尔康撰，尔康有《易学》，已著录。是书大旨分为六义：曰《经》义、曰《传》义、曰书义、曰不书义、曰时义、曰地义。持论皆为醇正。其《经》文每条之下，皆杂取旧说排比诠次，而断以己意。每公之末，又各附以《列国本末》一篇，举系於盛衰兴亡之大者，别为类叙，亦颇有体要。中间如甲戌己丑陈侯鲍卒，以为是甲戌年正月己丑，史官偶倒其文。不知古人纪岁，自有阏逢、摄提格等岁阴、岁阳二十二名。其六十甲子，古人但用以纪日，不以纪岁。又如五石、六鹢谓外灾，何以书？为其三恪，且在中国。不知晋之梁山崩，宋卫陈郑灾，岂皆三恪乎？又天王狩于河阳，谓晋欲率诸侯朝王，恐有畔去者，故使人言王狩以邀之。其心甚盛，无可訾议。尤为有意翻新，反於理有碍。此类皆不可为训。然如谓“郑人来渝平”当依左氏训更成，其以为堕成、不果成者，文义皆误；又解“戎伐凡伯于楚丘”，谓一国言伐，一邑亦言伐，一家言伐，一人亦言伐，《公羊》以伐为大，乃不知侵伐之义，强为之辞：则皆明白正大，足破诸说之拘牵。
在明季说《春秋》家，犹为有所阐发焉。
△《读春秋略记》·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朱朝瑛撰。朝瑛有《读易略记》，已著录。其学出自黄道周，颇不拘墟於俗见，而持论不必皆醇。是书辑录旧文，补以己意。所采上自啖助、赵匡，下及季本、郝敬，大抵多自出新义，不肯傍三《传》以说经者。朝瑛之所论断，亦皆冥搜别解，不主故常。如谓甫父二字古文通用，为男子之美称，孔父之字嘉，犹唐杜甫之字美。此与程子以大为纪侯之名，援栾大为例者何异？又力斥《汉书·五行志》穿凿傅会之非，而於“恒星不见”一条，乃引何休之说以为法度废绝、威信不行之验。与胡安国不谈事应，而星孛北斗大辰仍采董仲舒、刘向义者亦同。
至於论隐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乃三月非二月，“夫人子氏”为隐公之夫人而非仲子，亦未尝不考证分明。大致似叶梦得之《三传谳》，而学不能似其博；似程端学之《三传辨疑》而论亦不至似其迂。其於二书，盖皆伯季之间。
置其偏僻，择其警策，要不失为读书者之说经也。
△《春秋四传质》·二卷（湖南巡抚采进本）
明王介之撰。介之字石崖，衡阳人。是书取三《传》及胡安国《传》异同，断以己意。其“无骇卒”一条云，《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事屡变，文亦屡易。
四《传》各成其说，而断以义，则胡氏精而《公》、《穀》尤正；质以事，则《左氏》有徵为可信也。盖作书大旨如此。其中有本旧说者，如隐公元年辟胡《传》元即仁也之说，本杨时《答胡康侯书》；辟胡《传》建子非春之说，本熊朋来说是也。有据一《传》而去取互异者，如“王正月”为大一统，从《公羊传》，而辟其王谓文王之说是也。有就四《传》互质之者，如文公逆妇姜于齐，四《传》异说，舍《左氏》、《公羊》、胡《传》而从《穀梁》。有专据胡《传》而亦不尽从者，如定公从祀先公，取其昭公始祀於庙之说，而辟其事出阳虎而不可详之说是也。俱颇有所见，不同剿说。至於桓公，“公即位”，《公羊》以为如其意也，介之误作胡《传》，而诋其巧而诬。文公，“公四不视朔”，《左氏》、《公羊》以为疾，《穀梁》以为厌政，胡《传》从《穀梁》，介之误作三《传》皆以为疾，而胡氏辨其无疾。亦未免时有舛误。然明之末造，《经》、《传》俱荒，介之尚能援据古义，纠胡安国之失，亦可谓拔俗千寻矣。
△《左传杜林合注》·五十卷（左都御史崔应阶进本）
明王道焜、赵如源同编。案朱彝尊《经义考》，载宋林尧叟《春秋左传句解》四十卷，引郑玥之言曰：“尧叟字唐翁，崇祯中杭州书坊取其书合杜《注》行之。”又载此书五十卷，引陆元辅之言曰“王道焜，杭州人。中天启辛酉乡试，与里人赵如源濬之共辑此书”云云。今书肆所行卷数与彝尊所记合，而削去道焜、如源之名。又首载《凡例》，题为尧叟所述，而中引永乐《春秋大全》，殆足咍噱。盖即以二人编书之《凡例》改题尧叟也。杜预注《左氏》，号为精密。虽隋刘炫已有所规，元赵汸、明邵宝、傅逊、陆粲、国朝顾炎武、惠栋又递有所补正，而宏纲巨目，终越诸家。尧叟之书，徒以笺释文句为事，实非其匹。第古注简奥，或有所不尽详。尧叟补苴其义，使浅显易明，於读者亦不无所益。且不似朱申《句解》，於《传》文横肆刊削。故仍录存之，以备一解。中附陆德明《音义》，当亦道焜等所加。原本所有，今亦并存焉。
卷二十九 经部二十九
○春秋类四
△《日讲春秋解义》·六十四卷谨案：是书为圣祖仁皇帝经筵旧稿，世宗宪皇帝复加考论，乃编次成帙。说《春秋》者莫夥於两宋。其为进讲而作者，《宋史·艺文志》有王葆《春秋讲义》二卷，今已散佚。张九成《横浦集》有《春秋讲义》一卷。《永乐大典》有戴溪《春秋讲义》三卷。大抵皆演绎《经》文，指陈正理，与章句之学迥殊。是非惟崇政迩英、奏御之体裁如是，亦以统驭之柄在慎其赏罚，赏罚之要在当其功罪。
而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者，则莫精於《春秋》。圣人笔削之旨，实在於是也。
故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公扈子曰：“有国者不可以不学《春秋》，《春秋》国之鉴也。”董仲舒推演《公羊》之旨得二百三十二条，作《春秋决事》十六篇，其义盖有所受矣。是编因宋儒进御旧体，以阐发微言。每条先列《左氏》之事迹，而不取其浮夸。次明《公》、《穀》之义例，而不取其穿凿。反覆演绎，大旨归本於王道，允足明圣经之书法，而探帝学之本原。圣祖仁皇帝、世宗宪皇帝圣圣相承，郑重分明，以成此一编，岂非以经世之枢要，具在斯乎？
△《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三十八卷康熙三十八年奉敕撰。初，胡安国作《春秋传》，张栻已颇有异议。朱子编《南轩集》，存而不删，盖亦以栻说为然。至元延祐中复科举法，始以安国之《传》悬为功令，而有明一代因之。故元吴澄作俞皋《春秋集传序》，称兼列胡氏以从时尚。明冯梦龙作《春秋大全凡例》，称“诸儒议论尽有胜胡《传》者，然业以胡《传》为宗，自难并收以乱耳目”，岂非限於科律，明知其误而从之欤？
钦惟圣祖仁皇帝道契天经，心符圣义，於尼山笔削，洞鉴精微。虽俯念士子久诵胡《传》，难以骤更，仍缀於三《传》之末，而指授儒臣详为考证。凡其中有乖《经》义者，一一驳正，多所刊除。至於先儒旧说，世以不合胡《传》摈弃弗习者，亦一一采录表章，阐明古学。盖以圣人之德，居天子之位，故能荡湔门户，辨别是非，挽数百年积重之势而反之於正也。自时厥后，能不为胡《传》所锢者，如徐庭垣之《春秋管窥》、焦袁熹之《春秋阙如编》，响然并作，不可殚数。衮钺之义，遂皦若三光。维风维草之效，诚有自来矣。臣等缮校之馀，为《春秋》幸，并为天下万世读《春秋》者幸也。
△《御纂春秋直解》·十五卷乾隆二十三年奉敕撰。以十二公为十二卷，庄公、僖公、襄公篇页稍繁，各析一子卷，实十五卷。大旨在发明尼山本义而铲除种种迂曲之说，故赐名曰《直解》，冠以御制序文，揭胡安国《传》之傅会臆断，以明诰天下，与《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宗旨同符。考班彪之论《春秋》曰：“平易正直，《春秋》之义也。”
王充之论《春秋》曰：“公羊、穀梁之《传》，日月不具，辄为意使。平常之事有怪异之说，径直之文有曲折之义，非孔子之心。”苏轼之论《春秋》曰：”
《春秋》，儒者本务。然此书有妙用，儒者罕能领会，多求之绳约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细缴绕，竟亦何用？”朱子之论《春秋》亦曰：“圣人作《春秋》，不过直书其事，而善恶自见。”又曰：“《春秋》传例多不可信，圣人纪事，安有许多义例？”然则圣《经》之法戒，本共闻共见；圣人之劝惩，亦易知易从。自啖助、赵匡倡为废《传》解《经》之说，使人人各以臆见私相揣度，务为新奇以相胜，而《春秋》以荒。自孙复倡为有贬无褒之说，说《春秋》者必事事求其所以贬，求其所以贬而不得，则锻炼周内以成其罪，而《春秋》益荒。俞汝言《春秋平义序》谓传经之失不在於浅而在於深，《春秋》尤甚。可谓片言居要矣。是编恭承训示，务斟酌情理之平，以求圣《经》之微意。凡诸家所说穿凿破碎者悉斥不采，而笔削大义愈以炳然。学者恭读御纂《春秋传说汇纂》以辨订其是非，复恭读是编以融会其精要，《春秋》之学已更无馀蕴矣。
△《左传杜解补正》·三卷（通行本）
国朝顾炎武撰。炎武一名绛，字宁人，昆山人。博极群书，精於考证，国初称学有根柢者以炎武为最。李光地尝为作《小传》，今载《榕村集》中。是书以杜预《左传集解》时有阙失，贾逵、服虔之《注》、乐逊之《春秋序义》今又不传，於是博稽载籍，作为此书。至邵宝《左觿》等书，苟有合者，亦皆采辑。若“室如悬罄”，取诸《国语》。“肉谓之羹”，取诸《尔雅》。车之有辅，取诸《吕览》。田禄其子，取诸《楚辞》。千亩原之在晋州，取诸郑康成。祏为庙主，取诸《说文》。石四为鼓，取诸王肃《家语注》。祝其之为莱芜，取诸《水经注》。
凡此之类，皆有根据。其他推求文义，研究诂训，亦多得《左氏》之意。昔隋刘炫作《杜解规过》，其书不传，惟散见孔颖达《正义》中。然孔《疏》之例，务主一家，故凡炫所规，皆遭排斥。一字一句，无不刘曲而杜直，未协至公。炎武甚重杜《解》，而又能弥缝其阙失，可谓扫除门户，能持是非之平矣。近时惠栋作《左传补注》，纠正此书“尨凉”一条、“大司马固”一条、“文马百驷”一条、“使封人虑事”一条、“遇《艮》之八”一条、“豆区釜锺”一条。然其中文马之说，究以炎武为是。栋又摘其引古《春秋》左氏说但举《汉书·五行志》之名，又摘其“礼为邻国阙”一条用服虔之说而不著所自。案徵引佚书，当以所载之书为据。栋引《世本》不标《史记注》，引京相А锻恋孛凡槐辍端ⅰ罚謇妒琛罚纯煞醇パ孜洹Ｖ练惶酰庇膳纪龅洹６白⒄压拍辍案辰还奶保ひ酝跛唷都矣镒ⅰ罚嗝鞣胧笨芍滴幢晔笨芍病�
是固不以掠美论矣。
△《春秋稗疏》·二卷（湖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夫之撰。夫之有《周易稗疏》，已著录。是编论《春秋》书法及仪象典制之类仅十之一，而考证地理者居十之九。其论书法，谓《闵公元年》书季子、仲孙高子皆不名，乃闵公幼弱，听国人之所为，故从国人之尊称。然考襄公之立实止四岁，昭公之出亦非一年，均未闻以君不与政书事或有变文，何独闵公见存，反从国人立议。其论《春秋》书戎皆指徐戎，斥杜预陈留济阳东有戎城之非。且谓曹卫之间不应有戎，证以《费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