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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罗斯认为自己是一种极不寻常的人，因此，和那些他认为是没有天赋的人在一起，他觉得十分难以忍受，毕竟，他相信自己能看透事物的本质而其他人不能做到。例如，凭他的能力可以理解金融市场，他写道：“我认为我确实懂得了即将发生的这个过程，这个革命性的过程。我比大多数人强，因为我有理论，一套理性的框架，可以运用它。这是我的特别之处，很实在，因为我在金融市场遇到过相同的过程。”
至于其他那些试图探索市场的人，“我对那些职业化的投资者的才智，评价非常低。我认为，他们的决策越有影响，他们作出正确决策的能力越差。”
在80年代中期，吉米·马龟兹在与索罗斯共事时，很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他这种观点深入骨髓，认为自己了解情况的能力要比别人强。我们经常发生争论，这倒不是因为他要把思想从匈牙利语转换成英语，而是因为他总是想教导你。
“他很清楚，他不能很快让你接受他的教导，他有这种感觉，一旦他了解了什么事情，他就好像是在和上帝谈话。对某事的发生他是如此的自信，当事情不是以这种方式发生时，他可能感到极为惊奇。而如果事情是按他的设想发生的话，那就只不过是本来应该如此。”
第十五章 自由的代价
索罗斯决定他将运用他的财富来促进社会开放，促成民族自决，使人们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并追求他们自己的目标。
第一节 慈善观与民主狂想
对于乔治·索罗斯来说，在他的早期商业生涯中，慈善事业是件很遥远的事，一想起“慈善”这个字限，他就觉得讨厌。1993年，他曾对记者说：“在我们这样上个建立在个人利益基础上的文明中，慈善事业是不合时宜的。因为我们这个文明绝非是建立在关心他人利益的基础上的。”所以，索罗斯身边的人记得，他从来没有谈论过安置穷人的重要性。他倒是愿意捐献大笔钱的，但不想捐给私人。他希望自己能造成巨大的社会影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必须将钱捐给社团，甚至社会，而且是大张旗鼓地捐赠。
伦敦的犹太人保护委员会对待他的态度，至今仍令他记忆犹新，它改变了他对慈眷事业的看法。他对记者说：“你应该知道，我实际上是反对慈眷基金的。我认为，弄清建立基金会的目的，即要完成什么事，比基金会本身的运转要重要得多，而基金会也仅可能因此而存在。他相信，任何组织机构，包括他自己的，必然会”发生质变和腐败“，因为机构里的人会追逐财富、权力和安逸。
他一直不厌其烦地告诉人们有关他以前所组织的基金会的憎况，这个基金会叫“中央公园社会基金会”。它的宗旨是重建纽约的中央公园。恰巧，另一个机构“中央公园管理委员会”拥有同样的使命。当索罗斯的基金会恶意攻击这个组织的时候，索罗斯感到震惊，他不仅制止了这种不良行径，而且“枪毙”了这个社会基金会。他事后说，他解散这个基金会比当初建立它更觉自豪。
但是，若他继续想做好事的话，这些情况都是难免的。他无可选择，他还得建立基金会，他只能尽力设法让这些基金会运作得当。
问题是，他该怎样去捐款？既然他是犹太人，那么他捐助他的犹大同胞不是很自然的事吗？
索罗斯从不否认他信仰犹太教，他只是把它放在了一边罢了。他以前一直故意不捐钱给以色列，直至1986年，当他结交了以色列的公共事务评论员丹尼尔·杜荣之后，他才捐了一小笔资金给杜荣在耶露撤冷的智囊团。后来，那路撒冷的希怕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古尔·欧菲尔，努力接近索罗斯，希望他建立一个基金，来收容安置前两年从苏联涌人以色列的50万犹太人，但索罗斯坚持决反对，并中断了这次谈话。
为什么索罗斯如此反对捐助以色列入？臭福尔后来回忆说：“这是因为，他认为以色列大‘左’了，除非以色列改变自己，否则，支援它便毫无意义。在他的思想中，有非犹太复国主义甚至反犹太复国主义的成分，他认为，犹大人应该在他今天生活的社会中安然生活。
当索罗斯寻找一片能够使他成为“成功人士”的天地时，他觉得，他生命中的分水岭便是从他的出生地匈牙利的“封闭社会”中逃离出来并且离开匈牙利以后，他才尝到了什么叫自由，首先是在英国，然后是在美国，为什么不给东欧和苏联的那些人同样的机会来尝试自由？
索罗斯决定运用他的财富来促进社会开放，促成民族自决，使人们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井追求他们自己的目标。
为破坏社会主义，索罗斯一直在提供资金，资助东欧和苏联的叛乱。革命并非是引向防御工事，并非是在街道，而是在平民的思想里，这种革命是和平的、缓慢的、渐进的，但从不间断，并且到最后，它终将会导致在这些国家中民主的诞生。
索罗斯计划要做的事情，阻力是巨大的，共产党人的政府不会自动投入他的怀抱；他也知道，他不能粗暴地对待这些国家，有些努力可能成功，有些努力也可能会失败，他知道他自己能力有限。因而，选择何种角度使他和他的慈善事业产生最大影响才是最重要的，他打算运用他的财富重新修改欧洲的政治版图，就像罗斯查尔德一样。
刚开始，当共产党尚统治这些地区时，在这些地区产生影响倒是容易的，但在后来，当共产党不执政后，就不那么容易了。索罗斯对此说：“当你提出一个变革方案时，它马上会被粉碎，因为，一旦将之与其他同类方案相比，它就会变得似乎虚假了。”
但索罗斯深知，光凭他口袋里的钱，是不能将东欧和前苏联弄垮的，除了用钱之外，他还得向东欧灌输西方的价值观念，毕竟，只有在西方才是开放社会的观念流行的地方。
索罗斯对那些不喜别人到处随便花钱的人很反感，哈佛大学的国际贸易教授杰弗里·萨克斯，他也是波兰、俄罗斯、爱沙尼亚等一些国家的经济顾问，他曾说：“人们从各种不同的多棱镜来观察，乔治·索罗斯在政府领导人当中，人们对他的反应是积极的，比那些反犹大团体、极端民族主义者和其他排外团体积极得多，对后者则是持否定态度。”
实际上，索罗斯在这些东欧国家建立起滩头阵地是相当不易的，罗马尼亚人厌恶他，是因为他是匈牙利人；匈牙利人厌恶他，因为他是犹太人；在斯洛伐克，因他既是匈牙利人，又是犹大人，所以他简直被双重否定。
在西方，索罗斯也不是没有给自己树敌，他被人指责是“现代罗宾汉”，从富裕的西方抽取财富给贫穷的东方。1992年9月，人们愤怒地发现，把索罗斯的全部对东方的支援算起来，等于从每个英国公民身上平均“窃取”了12。5英磅来支援东方。对这一攻击，索罗斯极为幽默他说：“我想西方非常应该为东方做些事，所以我很高兴我能够代表西方人来做。
当然，并非每个不列颠公民都为索罗斯的慷慨行为所叨扰。当内尔，麦克金嫩被问及，他对索罗斯被指控从每个不列颠公民身上搜刮了12。5英镑并把它们送给东欧的事有何想法时，这位伦敦西提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答道：“为了自由，这实属廉价。”
索罗斯投身于慈善事业，实始于1979年，那时他在南非。他认定开普敦大学似是风气开明之地，于是向黑人学生提供奖学金。然而事与愿违：索罗斯发现他的钱多半被用于已注册的学生，仅少许拨给小部分新生。他撤回了对学校的资助。“南非是泪水的渊源，”他后来解释说，“倘若不用与那种体制相容的法子，办什么事都是举步维艰。‘当然，在东欧，他感到自己拥有对抗该体制的筹码：”这是激动人心的英雄事业，回报丰厚，极有趣味。我们在做一桩损毁该体制的事业。我们愿意资助任何事。我们资助众多的项目，但都只提供小额资金，因为任何自治行为都将损害极权主义的教条。
索罗斯一旦专注于东欧，他就感到需要一个样板。他选中了家乡匈牙利。恰巧倒霉的贾诺斯·卡达政府中的一些改革派分子也注意到了索罗斯。他们亟需为窘迫的政府筹集外国资金。
弗伦奇。巴沙，当时是政府经济联系的负责人之一。巴沙和索罗斯于1984年会见之时，索罗斯解释说，他对建立一个慈善机构感兴趣。谈判开始了。代表政府督导他们的是乔治·阿克泽，匈牙利政治局委员中唯一的犹太人，他也是匈牙利非官方的“文化沙皇”，首相卡达的挚友。
索罗斯选了一个令人生畏的匈牙利持不同政见者密科罗斯·瓦萨赫尼依作他的私人代表。1983年瓦萨赫尼伊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变迁研究所工作时，与索罗斯首次见面，在1956年事变时，瓦萨赫列伊是匈牙利首相伊戳·纳吉的发言人，亦是圈内成员。苏联人镇压了反抗，纳吉被绞死，瓦萨赫尼依被开除出共产党并判人狱五年。
瓦萨赫尼依猜想，建立这样一个机构的机会不会超过一半。对索罗斯有利的一面是，匈牙利政府想改变自己在国外的形像，以获得西方贷款和硬通货。不利的一面却在于，索罗斯面对的是一个共产党国家，这个国家没有以回外人管理慈善基金会的经验，没有放任回外人努力鼓励一个“开放社会”的经验。
即使匈牙利政府同意索罗斯建立一个基金会的计划，它也不打算给予他自由行事的权利。从他那方面出发，索罗斯坚持独立行事。“我将来到匈牙利，把钱交给我认为值得信任的人。”他不服他说。政府官员们口应道：“索罗斯先生，把你的钱拿到这里来，我们会为你分配它。
谈判拖了一年之久。索罗斯只肯捐资二三百万美元，但这个数字对政治家们来说实在大小了。政府愿意援助科学研究，索罗斯却宁愿拔给基金会负责人中那些想要旅行、写作或是从事艺术的个人。政府想让基金会资助机器设备，索罗斯却想资助人民。
最后，索罗斯和巴沙似乎克服了分歧。匈牙利人签署了相关文件。其中一人说道：“太好了！你们的秘书处可告诉我们的对外文化部门，它需要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换句话说，匈牙利政府至此仍坚持新的索罗斯基金会要受到文化部的控制。使匈方谈判者震惊的是，索罗斯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走向房门。他不愿签署这些文件。
“很遗憾，浪费了这么多时间和精力却一事元成，”他说。他是个老练的谈判者，说完这句话，他站起来，向房门走去。就在他的手搭到门把上时，匈牙利官员们立即松口了，他们同意给索罗斯基金会以更大的行动自由。
有了这个让步，索罗斯签署了文件。他许诺，在可见的将来每年为基金会的运转出资l00万美元。1993年，这个数字增加到了每年900万美元。
卡达政府的算盆显然是希望通过促进科学研究，索罗斯的基金会或多或少能堵住这个国家科学精英们的嘴。事情的结果完全不是那么回事。那些通过索罗斯基金会的奖学金被派出国留学的学者们，回国时已被市场经济和民主等新奇的西方思想武装起来。
匈牙利的索罗斯基金会的突破性进展，应归功于那次影印机插曲。那一次它赢得了咄咄逼人的改革力量的名声。在这之前，匈牙利当局严密地控制所有可能彼用于地下印刷和颠覆目的的机器。那时匈牙利还极少有人见过影印机。索罗斯决定提供4oo部影印机给匈牙利的自由团体、大学、科研机构，条件是政府必须同意不监控它们的使用。总之他得到了政府的同意和允准，也许这是因为政府需要硬通货。
索罗斯和他的基金会一直面对着政府方面的不信任。在头四年（1984——1988），基金会被禁止在大多数匈牙利媒体上宣传它的工作计划。多数媒体上也不能出现乔治·索罗斯的名字和“索罗斯基金会”这个词，偶而出现过几次，政府便认为这太过份。矛盾在1987年达到了高峰。
基金会给了一个年轻人一笔钱。此·人想写一部匈牙利50年代早期的一位首相马帚亚斯·拉科茨伊的传记。一个关于这部将要写成的传记的题目在《世界经济》杂志上登出了。
这是唯一一家获准刊登基金会广告的匈牙利刊物。现任首相贾诺斯·卡达见了，心想：“这不行。明天索罗斯就会给人奖金，让他们写我的传记了。卡达将对媒体的禁令扩及到《世界经济》。
索罗斯被激怒了，他作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