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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4年全年中，促使乔治·索罗斯继续呆在金融业的峰巅上的压力依然在上升。许多投资者在金融市场上对他亦步亦趋。期望自己能够学习到他的一些天才技巧并成为另一个索罗斯。另外，在1994年秋天，在华尔街的内外还传送着这么一个故事：在拉什摩尔（该山山崖上雕有华盛顿、杰斐逊、林肯和西奥多·罗斯福四位美国总统的头像。一一一译注）
对面的那座山上还有着可雕塑四尊头像的位置，而乔治·索罗斯和沃伦·巴菲特（华尔街另一位大金融家一一一译注）的头像已经开始被凿进山石中·了。一位和该故事相关的高级投资经理说道：“山脚下还有许多家伙等着被凿上去呢广
传媒也给索罗斯增添了负担。他们“发掘”出了索罗斯，可不愿让他轻易离去。如果说两年半之前索罗斯还只是一位不太知名的绅士的话，如今他已经被剖析、丈量、评判得仔仔细细。索罗斯在1992年还是一位升起的新星，可两年过后，一些金融传媒目睹了他在1994年的灰暗表现，便宣布他已淹死于水中了。他们开始舞动铁锹来为索罗斯和其他套头基金的领导人们挖掘坟墓，虽然套头基金的时代看来只是刚刚开始。
在早些时候，索罗斯也许不会因受到那么多的注意而厌烦，可现在他不同了。他上升得如此迅猛，他希望好好品尝位于金融世界之巅的快乐。假如1994年对他来说顺顺当当，他或许会抽回身于去照看他的慈善基金会，使自己远离他的投资事业。可是，由于1994年的挫折，索罗斯觉得自己还必须把一部分心思放在投资方面。他周围的人声称，他需做的只是成为斯但莱·德鲁肯米勒的顾问：可事实是，索罗斯依旧觉得一走了之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他还受到如此频繁的注意之时。在整个1994年中，索罗斯一直在寻求上演一出大手笔，他不相信他在1992年 9月针对英镑的行动只是一时的偶然。他干出一回这样的事，就能干第二回，这对他来说只是例行公事罢了。
在过去几年中，索罗斯一直认为英国的房地产市场会十分兴旺。他的观点没有大错特错，不过他从房地产交易中并未大赚一把，收益率只有17％。于是，在1994年11月的第三个星期，索罗斯宣布，他将撤出不景气的英国房地产市场。而在18个月之前，他还答应和“不列颠大地”联手向这个市场投资7。75亿美元。如今，索罗斯宣布量子基金会将把他所拥有的英国地产基金的一半股份卖给“不列颠大地”。后者根据原先协议，享有优先购买权。
索罗斯也会在投资方面犯错误，对此他反而骄做地从不避讳。他愿意昭示于人的是，他的成功的秘决所在就是他比大多数人更善于在较早的时候就将失误大而化小，小而化无。他从英国房地产市场上抽身是否就是该种意义上的行动呢？
索罗斯在1994年中对美元一直持有毫不动摇的信心。尽管这种信心使他在年初时损失了一大笔，但他认为美国经济正渐显活力，相信美国政府会继续采取措施以防止美元地位恶化。索罗斯还颇有信心地认为，美国和日本迟早会解决相互间的贸易争端，而这将促使美元对日元升值。不过，实际情形是，美元看起来并未因各种强化措施而反弹。联邦储备银行和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采取的若干次干涉努力也未见效果。
甚至索罗斯个人针对于此在公共关系方面的努力也归于的败。8月2日，在一次电视节目中，索罗斯为美元进行辨护，断言绝不应允许美元的大幅度下跌，因为这会使美国经济趋于不稳定。他说：“如果你愿意这种货币贬值过多，那会使局势极为动荡，因为这会导致通货膨胀并对债券市场产生影响。”当被问到他是否正买进美元时，索罗斯却含糊其词，他说：“我不打算告诉你。我眼下既可能买进也可能卖出，这我并不能事先确定”。索罗斯在1994年的失败并未使其他交易者们不再跟随他的脚步，不再倾听他的每句话。因此，他们都注意到了10月4 日索罗斯对路透社的谈话。他说他觉得日元对美元很可能要更大幅回落，从99。55日元变动至115至120日元换一美元。
两天之后，在纽约的一次大型金融机构经理们的晚餐会上，索罗斯的美元将大幅升值的预言成了主要话题。那天晚上，宾客们让索罗斯的话弄得惴惴不安，他们期望索罗斯清楚地知道他究竟在说些什么。索罗斯在那么多的时候都是正确的；当人以领袖自居并发布公开谈话时，他的观点看起来都会因其自身的影响而得到证明。自然，索罗斯以前曾栽在美元上，但他会重复同样的错误么？
索罗斯的这次公开评论暴露出了他对于1994年中的通货投机所抱的一种失望之情。10月3日的《商业周刊》登载了一篇对索罗斯的采访及报道。在其中，当被问及年初的挫折使他吸取了关于通货市场的什么教训时，他说：“目前不是一个对进行通货投机来说特别有利可图的时机。如今，过去两三年中存在的紧张状况、导致通货的大规模流动的不平衡都不存在了，最大的未解决的问题是日本和美国之间就收支平衡盈余展开的唇枪舌战。我们认为它将被解决，因为解决它极具意义。这正是我们自年初以来就出错的根源，当时我们觉得这个问题会被解决得很快而不是很馒。非常可笑，我们依然还丝毫不差地这般认为。”
不过，死抱着美元将升值的希望不放看来是一项日益暴露出其不足的战略。到1994年上旬，美元跌至了战后时代的一个低点。
无论索罗斯和德鲁肯米勒努力要让人感到他们对1994年是如何地乐观，《金融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