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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因不愿迁徙而逃亡，但服从迁徙命令的人都可以成为我大唐的子民；倘若迁延不决，拖到黄河结冰的季节，臣担心会发生非常之变。”
疏奏，未报；降户跌思泰、阿悉烂等果叛。冬，十月，甲辰，命朔方大总管薛讷发兵追讨之。王引并州兵西济河，昼夜兼行，追击叛者，破之，斩获三千级。
这篇奏疏呈上之后，玄宗未作答复；归降的胡人跌思泰、阿悉烂等人果然发动了叛乱。冬季，十月，甲辰（初二），唐玄宗命令朔方道大总管薛讷调集军队追击叛逃的胡人。王也率领并州的官军西渡黄河，昼夜兼程，追击叛逃的胡人并打败了他们，共斩敌首三千级。
先是，单于副都护张知运悉收降户兵仗，令渡河而南，降户怨怒。御史中丞姜晦为巡边使，降户诉无弓矢，不得射猎，晦悉还之；降户得之，遂叛。张知运不设备，与之战于青刚岭，为虏所擒，欲送突厥；至绥州境，将军郭知运以朔方兵邀击之，大破其众于黑山呼延谷，虏释张知运而去。上以张知运丧师，斩之以徇。
在此之前，单于副都护张知运收缴了归降胡人的所有兵器，命令他们南渡黄河，胡人对此非常不满。御史中丞姜晦正好担任巡边使的职务，胡人便向他诉说因没有弓箭而无法狞猎，姜晦便下令将收缴的武器尽数归还他们。胡人得到了武器之后便发动了叛乱。张知运事先没有防备，与叛军在青刚岭仓猝交战，兵败被俘，叛军打算将他交给突厥。胡人行至绥州境内时，将军郭知运率领朔方军截击胡人，在黑山呼延谷大破胡人，胡人丢下张知运，仓皇而逃。唐玄宗认为张知运损兵折将，便下令将他斩首示众。
毗伽可汗既得思泰等，欲南入为冠。暾欲谷曰：“唐主英武，民和年丰，未有间隙，不可动也。我众新集，力尚疲羸，且当息养数年，始可观变而举。”毗伽又欲筑城，并立寺观，暾欲谷曰：“不可。突厥人徒稀少，不及唐家百分之一，所以能与为敌者，正以逐水草，居处无常，射猎为业，人皆习武，强则进兵抄掠，弱则窜伏山林，唐兵虽多，无所施用。若筑城而居，变更旧俗，一朝失利，必为所灭。释、老之法，教人仁弱，非用武争胜之术，不可崇也。”毗伽乃止。
突厥毗伽可汗收编了跌思泰等人之后，便打算南侵唐朝。暾欲谷谏阻道：“当今唐朝皇帝英明勇武，百姓和睦，粮食收成也很好，尚未出现任何破绽，我们不能轻举妄动。再说我们的部众刚刚聚集到一起，国力还很衰弱，暂且需要用几年的时间休养生息，方可观察唐朝的变化，伺机举兵南进。”毗伽可汗又想修筑城池，并且还要建造佛寺道观，暾欲谷又谏阻道：“不可如此行事。突厥人口稀少，比不上唐朝的百分之一，我们之所以能够与他们抗衡，正是由于我们长年逐水草而居，没有固定的住处，部众均以射猎为职业，人人都谙习武艺，势力强了就发兵南下抢掠财物，势力弱了就逃窜到山林之中，所以唐兵虽多，却无用武之地。倘若我们变更固有的习俗，筑城而居，那么万一作战失利，整个国家就会被唐朝灭亡。况且佛道教义，都教人们仁慈柔弱，而非要人们以武力争夺胜利，因此不能尊崇它们。”毗伽于是打消了这些念头。
＇20＇庚午，葬大圣皇帝于桥陵，庙号睿宗。御史大夫李杰护桥陵作，判官王旭犯赃，杰按之，反为所构，左迁衢州刺史。
＇20＇庚午（二十八日），将大圣皇帝安葬在桥陵，庙号为睿宗。御史大夫李杰总领桥陵的修建工程，判官王旭贪污工程费用，李杰审查他，反为王旭所诬陷，被玄宗降职为衢州刺史。
＇21＇十一月，己卯，黄门监卢怀慎疾亟，上表荐宋、李杰、李朝隐、卢从愿并明时重器，所坐者小，所弃者大，望垂矜录；上深纳之。乙未，薨。家无余蓄，惟一老苍头，请自鬻以办丧事。
＇21＇十一月，己卯（初七），黄门监卢怀慎病情危急，向玄宗上表推荐宋、李杰、李朝隐、卢从愿四人，称赞他们都是太平盛世不可多得的杰出人才，认为他们所犯的过错小，贬黜他们，使朝廷受到的损失大，恳求玄宗对他们给予爱惜和重用。唐玄宗很同意这一建议并予以采纳。乙未（二十三日），卢怀慎去世，家中没有任何余财，只有一位老仆人，请求将自己卖掉换钱为他办丧事。
＇22＇丙申，以尚书左丞源乾曜为黄门侍郎、同平章事。
＇22＇丙申（二十四日），唐玄宗任命尚书左丞源乾曜为黄门侍郎、同平章事。
姚崇无居第，寓居罔极寺，以病谒告，上遣使问饮食起居状，日数十辈。源乾曜奏事或称旨，上辄曰：“此必姚崇之谋也。”或不称旨，辄曰：“何不与姚崇议之！”乾曜常谢实然。每有大事，上常令乾曜就寺问崇。癸卯，乾曜请迁崇于四方馆，仍听家人入侍疾；上许之。崇以四方馆有簿书，非病者所宜处，固辞。上曰：“设四方馆，为官吏也；使卿居之，为社稷也。恨不可使卿居禁中耳，此何足辞！”
姚崇自己没有住宅，寓居在罔极寺中，因身患疟疾向玄宗请假，玄宗屡次派使者询问他的日常饮食起居状况，每日竟达数十次之多。源乾曜上奏言事时，每当他的回答符合玄宗的旨意，玄宗总是说：“这一定是姚崇的主意。”如果有时的回答不符合玄宗的旨意，玄宗就说：“你为什么不事先与姚崇商量一下呢！”源乾曜也常常向玄宗道歉，承认确实是如此。朝中一有大事，玄宗就要让源乾曜到罔极寺询问姚崇的意见。癸卯（疑误），源乾曜请求将姚崇从罔极寺搬到四方馆居住，并准许他的家属入馆照料他的病，玄宗答应了这个要求。姚崇认为四方馆内存有官署的文书，不是病人应当居住的地方，因此坚决推辞。唐玄宗对他说：“设置四方馆本来就是为官员服务的；朕安排您住进来，是为国家考虑。朕恨不得让您住到宫里，您还有什么可推辞的呢！”
崇子光禄少卿彝、宗正少卿异，广通宾客，颇受馈遗，为时所讥。主书赵诲为崇所亲信，受胡人赂，事觉，上亲鞫问，下狱当死，崇复营救，上由是不悦。会曲赦京城，敕特标诲名，杖之一百，流岭南。崇由是忧惧，数请避相位，荐广州都督宋自代。
姚崇的两个儿子光禄少卿姚彝和宗正少卿姚异，平日广交宾客，收受了许多礼物，受到当时人们的非议。主书赵诲受到姚崇的亲近信任，他接受胡人的贿赂被发觉，玄宗亲自审讯，罪当处以死刑，姚崇出面营救，唐玄宗因此不高兴。恰巧赶上因特殊情况赦免京城的在押罪犯，唐玄宗在赦免敕书中专门标出赵诲的名字，另处以杖刑一百，并流放岭南。姚崇因此而感到担心和恐惧，便屡次请求辞去宰相职务，推荐广州都督宋代替自己为相。
十二月，上将幸东都，以为刑部尚书、西京留守，令驰驿诣阙，遣内侍、将军杨思勖迎之。风度凝远，人莫测其际，在途竟不与思勖交言。思勖素贵幸，归，诉于上，上嗟叹良久，益重。
十二月，唐玄宗将要到东都洛阳，任命宋为刑部尚书、西京留守，他日夜兼程赶赴京城，并派内侍、将军杨思勖前去迎接。宋风度凝重深沉，令人难测，在赴京途中居然没有与杨思勖交谈。杨思勖一向深得玄宗宠幸，回京后便向玄宗诉说，唐玄宗慨叹了好长时间，越发敬重宋。
＇23＇丙辰，上幸骊山温汤；乙丑，还宫。
＇23＇丙辰（十四日），唐玄宗来到骊山温泉；乙丑（二十三日），唐玄宗回到宫中。
＇24＇闰月，己亥，姚崇罢为开府仪同三司，源乾曜罢为京兆尹、西京留守，以刑部尚书宋守吏部尚书兼黄门监，紫微侍郎苏同平章事。
＇24＇闰十二月，己亥（二十八日），姚崇被罢免为开府仪同三司；源乾曜被罢免为京兆尹、西京留守。唐玄宗任命刑部尚书宋守吏部尚书兼黄门监，还任命紫微侍郎苏为同平章事。
为相，务在择人，随材授任，使百官各称其职；刑赏无私，敢犯颜直谏。上甚敬惮之，虽不合意，亦曲从之。
宋作宰相，致力于选拔人才，根据才能的不同授予相应的官职，使文武百官人人称职；宋行赏施罚不徇私情，对皇帝也敢于犯颜直谏。玄宗对他也十分敬畏，有时他奏对不合己意，玄宗也往往曲意听从。
突厥默啜自则天世为中国患，朝廷旰食，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灵荃得其首，自谓不世之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竞生心徼幸，痛抑其赏，逾年始授郎将；灵荃恸哭而死。
突厥可汗默啜自武则天时期开始，就对唐朝构成极大威胁，朝廷为此废寝忘食，用尽了全国的人力物力，却始终不能制服他；所以大武军小将郝灵荃得到了默啜的首级，便自认为立下了盖世奇功。宋认为天子好武功，担心好事之徒存侥幸之心刻意邀功，便极力阻抑对郝灵荃的封赏，事过一年才给了他一个郎将的官，郝灵荃极度伤心，痛哭而死。
与苏相得甚厚，遇事多让于，每论事则为之助。尝谓人曰：“吾与苏氏父子皆同居相府，仆射宽厚，诚为国器，然献可替否，吏事精敏，则黄门过其父矣。”
宋与苏相处得很好，苏遇事多谦让宋，宋每提出什么意见，苏也尽力襄助。宋曾对人说：“我与苏父子都一起担任过宰相，苏仆射为人宽厚，实在是国家不可多得的人才，但在对朝政提出建议以及处理政务的精敏程度方面，苏则超过他的父亲。”
姚、宋相继为相，崇善应变成务，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他人莫得比焉。二人每进见，上辄为之起，去则临轩送之。及李林甫为相，虽宠任过于姚、宋，然礼遇殊卑薄矣。紫微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籍，齐浣练习时务，姚、宋每坐二人以质所疑，既而叹曰：“欲知古，问高君，欲知今，问齐君，可以无阙政矣。”
姚崇和宋相继为相，姚崇擅长随机应变以圆满地完成任务，宋则擅长遵守成法坚持正道；两个人的志向操守不同，却能同心协力辅佐玄宗，使得这个时期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在唐一代的贤相中，前有贞观朝的房玄龄和杜如晦，后有开元朝的姚崇和宋，其他的人，则无法与此四人相提并论。姚崇与宋进见时，唐玄宗常常要站起来迎接，他们离开时，唐玄宗便要在殿前相送。等到李林甫作宰相时，虽然受到的宠信超过了姚崇和宋，但得到的礼遇就太微薄了。这一时期的紫微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籍，齐浣则通达时务，姚崇和宋每有疑难问题，都要向高仲舒和齐浣征求意见，得到满意的答复之后感叹道：“想了解往古之制，可以向高君请教，想知道当今之事，可以向齐君请教，这样，处理政事就不会出现差错了！”
＇25＇辛丑，罢十道按察使。
＇25＇辛丑（三十日），唐玄宗下诏废除十道按察使。
＇26＇旧制，六品以下官皆委尚书省奏拟，是岁，始制员外郎、御史、起居、遗、补不拟。
＇26＇朝廷旧制规定：六品以下职事官的任命，均由尚书省拟出具体意见上奏皇帝，从这一年开始，玄宗下令将六品以下职事官中的员外郎、御史、起居郎、拾遗、补阙的任命改由皇帝亲自负责，不再由尚书省奏拟。
五年（丁巳、717）
五年（丁巳，公元717年
＇1＇春，正月，癸卯，太庙四室坏，上素服避正殿。时上将幸东都，以问宋、苏，对曰：“陛下三年之制未终，遽尔行幸，恐未契天心，灾异为戒；愿且停车驾。”又问姚崇，对曰：“太庙屋材，皆苻坚时物，岁久朽腐而坏，适与行期相会，何足异也！且王者以四海为家，陛下以关中不稔幸东都，百司供拟已备，不可失信；但应迁神主于太极殿，更修太庙，如期自行耳。”上大喜，从之。赐崇绢二百匹。己酉，上行享礼于太极殿，命姚崇五日一朝，仍入阁供奉，恩礼更厚，有大政辄访焉。右散骑常侍褚无量上言：“隋文帝富有天下，迁都之日，岂取苻氏旧材以立太庙乎！此特谀臣之言耳。愿陛下克谨天戒，讷忠谏，远谄谀。”上弗听。
＇1＇春季，正月，癸卯（初二），太庙中有四室倒塌，唐玄宗为此身着丧服，离开正殿，到别的殿堂办公。当时玄宗正准备到东都洛阳去，便向宋和苏征求意见，两人回答说：“陛下的三年之丧尚未守完，就急忙前往东都，恐怕与天意不符，因此上天才用灾异来示戒；希望陛下取消巡幸东都的计划。”玄宗听后又去征求姚崇的意见，姚崇回答道：“太庙的木料，还都是三百多年以前前秦皇帝苻坚时候的旧物，只不过是因年代久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