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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港台流行歌曲对改变内地观众的审美趣味、文化思维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尤其冲击了传统的音乐观念。但是港台流行歌曲最成功的地方还是它的商业操作，在没有春节晚会电视直播前，港台流行歌曲虽然在广州、深圳等沿海地区有所传播，但辐射面非常有限，而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不仅为港台流行歌手提供一笔可观的入场费，更重要的是春节联欢晚会这个带有政治色彩的特殊形式的巨型晚会，还是一个极好的新闻发布场所，港台歌星在晚会的演出也成了一次极佳的广告宣传。这是由于春节联欢晚会在老百姓的心中有着绝对的美誉度，因为各个地方政府、各个文艺团体总是将最好的演员、最好的节目“进贡”到中央电视台，就像《人民日报》在百姓中有红头文件效应，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更容易产生这种“效应”。春节联欢晚会所拥有的巨大的商业效益最初恰恰为港台歌手所挖掘、利用，也就是在春节联欢晚会火了之后港台的歌星们才纷纷通过种种方式前来内地淘金。
应该说，在1985年之前，中国人的市场意识。商品意识、经济意识也是比较淡薄的，虽不像70年代末期耻于言商，但为富不仁的教育还是根深蒂固的，人们对晚会的概念还是“文娱”的范畴。“文娱”虽是文化娱乐的简称，与我们今日流行的“娱乐”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那时“文娱”是非商业性的，是繁忙工作的一种调剂，是配给制的，观众是不可能选择，更不可以挑剔的，也是计划安排的。春节联欢晚会的产生，最初也是基于这样的思路来设计的，但电视这个产生于20世纪后半叶的与商业结盟的魔鬼，一旦将它从所罗门的瓶子里打开，便难以收回。春节联欢晚会由电视媒体来传输也就决定了它必然会以商业化的面目出现，也必然会走向市场化。当然，这也是由整个中国社会改革进程决定的，春节联欢晚会也生动地记录了中国社会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轨迹。我们在春节联欢晚会看到越来越浓的商业气氛，看到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形象。
但是，由于春节联欢晚会本身产生于计划经济时代，它的经济运作又带有更多的政府行为和官办商业的色彩，比如某省政府在晚会上向全国人民拜年是何意，答曰：提高该省的知名度，简直可笑之至。全国就那么几十个省，上过初中的人都能说出包括台湾在内的各省省名，各省的特点也都了解。这样的钱花得很不值得，与其说是提高省的知名度，还不如说是为了提高省政府和省领导的知名度，这不是糟蹋纳税人的钱吗？我的邻居著名诗人忆明珠曾说过春节晚会讨债的故事。这是一个有趣的真实的故事：他的一个亲戚是南京一家公司的总经理，他和东北一家企业合作，那家企业欠了南京公司近一百万元，起初南京公司与东北那家公司索款还有音讯，到后来电话。手机、公司地址全变了，忆明珠的那位亲戚急得团团转，因到岁末年底，账上那么大一个窟窿，除夕夜，便跑到诗人家换换情绪，喝喝酒，聊聊天，没想到一打开电视，春节联欢晚会的嘉宾席上，居然出现了那张面孔：他四处寻觅而不得的债主——东北那家公司的法人代表，南京公司的那位又惊又喜，喜的是债主找到了，惊的是这么一个“骗子”居然堂而皇之地驻进嘉宾席“向全国人民拜年了”。当即与中央电视台联系，通知东北那家公司，尽快还清南京的这笔债务。后来，那位在晚会上“向全国人民拜年”的嘉宾装作忽然想起这事似的，拍拍脑袋说“把这小事给忘了”，很快便把钱如数还给了南京的这家公司。这个让人哭笑不得的故事，说明其中间杂许多可疑的商业欲望，由此前的劳模、英模人物转为商界的骄子也无可非议，但是这些商界人士中又难免鱼龙混杂，有些是价有所值，而不小的比例是花钱买来的“嘉宾”，这些商人们深知春节联欢晚会的广告含量——政治的、广告的，他们自然愿意花这个钱买一张昂贵的门票。但其中难免会混进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位债主，这是被南京讨债方一不小心发现的，而若没有在春节联欢晚会现场的发现讨债方又何时能找到他，讨到债呢？
这只是极其个别的例子，但它充分说明春节联欢晚会对商业欲望的刺激。明星们更是深明晚会对他们经济生命是何等的重要，她（他）们几乎不惜代价、不惜手段到晚会亮个相露个脸，因而每年春节晚会的“星”们是越来越多，有人戏称为“流星雨”，一些不能独唱的，就二重唱，其次就联唱，再其次就唱一句歌词露几秒钟的脸，因而有“一等独唱二等重，三等联唱四等龙（龙套）”的顺口溜。因为没有出名由晚会一举成名，已经出名的还要将“出名”进行到底。春节晚会几乎每年都捧一首好歌一个新星，很快也就火遍大江南北，有的一下子成为“腕级”人物。张明敏、费翔、孙悦、潘长江、毛宁等差不多是一夜走红，而赵丽蓉、宋丹丹、赵本山、黄宏等虽然在圈子里颇有名气，但春节晚会让他们红得发紫，前不久去世的赵丽蓉原本是唱评戏的，后来因为演了电影《过年》得了奖，让她客串小品，没想得到了巨大成功。从此以后一发而不可收，风头与小燕子赵薇差可媲美。去世后，怀念如潮。有些节目会被人们反复议论，《虎口脱生》、《超生游击队》、《冬天里的一把火》、《祝你平安》、《常回家看看》等，都曾经是人们整整一年的话题或流行语。春节晚会的影响力还表现它的“封杀”的冷凛和有效，有很多媒体想“封杀”某某歌手，但真正成功的经典还是春节晚会对青年歌手李春波的“封杀”。90年代初期，李春波以《一封家书》打动了千千万万游子和父母的心，李春波的名字也为人们所热衷，他被当年的春节联欢晚会选中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李春波也有大腕的脾气，参加彩排时竟然不服从分配，并以退出晚会作要挟，没想到晚会组织者根本不吃这一套，中央电视台下令“封杀”。李春波原以为是件很可笑的事，“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本是在广州走红的李春波也就是准备放弃北方市场而已。可是谁也没想到，李春波竟真的蔫了，待CCTV对他开禁时，他已经人到中年，神情也颇为凄惶。或许李春波的成名只是偶然的，他并不是真正的实力派，他在歌坛过气也是迟早的事，但春节联欢晚会对他“封杀”更加速了他的“速枯”。新千年的春节晚会那英因不愿与人合唱而退出，可能发了几句牢骚，被媒体透出之后，那英又赶紧辟谣，说愿意与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合作。大牌如那英之流也只能乖乖俯首称臣，其他小辈又敢逞能？这些成名歌手看重的还是那份商业利益，在春节晚会露脸就等于稳住了一大把钞票。当年晚会的导演曾劝赵忠祥、倪萍让贤，后来又让赵、倪以老态龙钟之势，出现于众人面前，这一设计虽有戏剧效果，但对赵、倪二人却有逼宫之嫌，因而赵、倪乘机将导演“孙子”谐谑了一把，也算出了口气。赵、倪二人刚刚出书，便匆匆退出“历史舞台”，光是图书市场的损失就有多少？
春节晚会某种程度已经变成了文化产业的新歌展示会，新人推销会，新品包装会，至于遍布每个角落的企业宣布更是无孔不入，而这些都是以“向全国人民拜年”方式“奉献”出来的，它的诚意让你不得不笑纳。春节晚会的商业行为一直延续到对节目的“XX杯”评选，可谓深入到骨髓。当然，它也会被人们反利用。比如近日在徐州地区风行“精神陪护”行业创始人就是受到今年春节晚会赵本山与宋丹丹演的小品启发，而当地工商部门也是因为春节晚会都演了而予以批准的。这肯定是晚会的编导者们没想到。
一种事物，当政治欲望与商业欲望构成同谋之后，就会产生奇异的吸引力和顽强的生命力，相互纠缠，难以分割。
2001年l月10日改定于朝阳门
第6节 悲剧·无厘头·综艺节目
1。18年前，一个被遗忘的话题
80年代的中国文坛是一个风云人物竞相涌现的时代，也是一个话语和思想极度活跃的年代。因为风云变幻，也因为极度活跃，难免泥沙混杂，难免相互覆盖，大浪淘沙。留下的不全是金子，冲走的也不会是泥沙。历史的冷酷之处在于遗忘，不仅昔日的受众和看客已经遗忘，连当事人也已经遗忘。曾经有人嘲笑80年代的一位青年评论家是狗熊掰玉米，掰一个扔一个，最后一个也没拿住。这仿佛是一个寓言，成为80年代文学思潮和文学人物的一个象征。都说新时期文学十年浓缩了西方文学近一百年的进程，可十年的文学中能够与西方文学对话、抗衡的作品却为数甚少。浪潮消失之后，理论家和评论家们的激情也逐渐冷却，思维的活跃也随之打了折扣，人们开始为80年代的暴饮暴食而懊悔，那么多有意义的话题和理论在表演的快餐中匆匆吞咽，消化不良的后遗症至今仍困扰着理论界和文学批评界。
我现在或许是扮演80年代文学思潮大海岸边的拾贝者，或者这样说，作为80年代文学思潮的参与者、亲历者，怀旧的本能与反思的惯性常常让我对过去的事情念念不忘，有时想探寻个究竟，有时想评定个是非，或者，有时则迷恋其中精彩的场景和闪烁的警句。2003年的春节，也就是现在，我在书柜中收拾、清理书刊稿件时，忽然发现一个笔记本中夹杂着几页从刊物撕下的文章，我原以为是自己的作品，可拿起来一看，却是李洁非、张陵的《再论什么不是悲剧》。原来，当时曾准备就这个话题作一篇文章发表自己的想法，不知什么原因耽搁下来了。时过境迁，李、张的《再论什么不是悲剧》最早发表在1985年6月的《当代文艺思潮上》，18年过去了，我的心头还是“嗡”的一声，当初阅读这篇文章的震动和感慨仿佛重现出来，联想起近年来所思考的问题所表述的观念，更觉得有必要来言说这个被人们遗忘甚至被作者已经抛弃的话题。
2。“悲剧”的诞生
《悲剧的诞生》是德国哲学家尼采19世纪70年代初的一部名著，一百多年后在古老的中国所引起的巨大反响不仅会让哲学界吃惊，连出版者三联书店也始料未及，《悲剧的诞生》第二版的印数就达到10万册。这对今天的出版业来说无疑是天方夜谭，作为一本哲学译著，在今天正常的发行量不应该超过五千，而《悲剧的诞生》10万册的发行量却可与《蜡笔小新》、《谁动了我的奶酪》这类畅销书等量齐观。我查了同是1986年出版的钟阿城的短篇小说集《棋王》，印数只有一万册，如果你知道当时钟阿城在文学界有多红火，就发现这个印数与《悲剧的诞生》是如何不成比例了。尼采著作热销的本身，说明西方哲学思想在中国拥有广阔的文化市场，是80年代文化启蒙的一个表征，只有这样你才能明白80年代为什么被称为“批评的时代”，也只有这样你才能明白“启蒙”具有怎样的大众效应。而面对70年代“文革”文化废墟遗留的诸多历史禁锢和文化障碍，80年代的改革开放和解放思想，再一次把目光投向了西方。有趣的是当初很多的西方哲学、文学思想是以“美学”的名义进入中国的，比如周国平翻译的这本《悲剧的诞生》，就有一个副标题——“尼采美学文选”，今天我们发现以“美学”这么狭小而又似是而非的名目来概括尼采博大精深的思想和理论是何等的可笑而又可爱。“悲剧”热的背后不仅仅是一个哲学和美学的问题，还是一个文化取向的问题。对于习惯于大团圆格局的中国审美文化来说，“悲剧”虽然不是第一个光临，但就当时的文化语境而言，“悲剧”更具有强烈的刺激性和针对性。《再论什么不是悲剧》的作者这样概括西方的文学的悲剧历程：“从第一个戏剧诗人埃斯库罗斯到最后一个浪漫主义文学巨人罗曼·罗兰，所运用的思想都是悲剧思想；从第一个美学体系亚里思多德体系到最后一个思辨美学体系黑格尔体系，都是悲剧美学体系。”对于这种概括的武断和偏激我们可以看作是为了强化行文的气势，对于“第一个”和“最后一个”以及“都是”这种不尽准确的描述我们可以看作是一种个人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