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硌莺妥鲂愕摹癝HOW”，且有了代替和乱真的功用，他们和真的中国足球队出现在同一时空。第三，也是最大胆刺激的，就是《足球》报将模仿秀这样纯粹的娱乐、纯粹的搞笑用到“实战”之中。中国足球这一次冲击世界杯是硬任务，对队员来说已不是一项竞技运动，有了更多的文化色彩和政治色彩，中国足球进入世界杯决赛圈，与中国加入WTO一样引人注目。为了让足球能顺利冲进世界杯，中国体育界元老、乒乓球理论之父徐寅生也不顾廉颇老矣，披挂助阵，足见其重视的程度。可以说，2001年除了申奥，中国体育最大的“政治”，便是中国足球冲击世界杯。在这样的亿万双眼睛瞩目的大事面前，仿造出这么一支似是而非的仿真中国队来，可见媒体对娱乐性新闻的钟爱。
第10节 “三高”与真声艺术（2）
另一方面，也可见在高度发达的科技时代，“仿真”（其实是造假）会不由自主地左右我们的思维逻辑，“仿真”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娱乐，它已经成为一种文化资源和文化模式，真和真实因此被置疑和论证。试想一下，如果中国足球队在十强赛上过关斩将，冲击世界杯，这支仿真中国队肯定也会因此享受英雄的机遇，也会因此被电视镜头反复呈现，成为另一种明星。当然，如果中国足球队再度铩羽而归，这支仿真队会遭受比真队员更多的唾沫和臭（又鸟）蛋，甚至球迷暴力的袭击，因为真的球员可能被警察保护免遭此罪，愤怒的球迷只好“打假”拿假球队出气了。
但愿十月的沈阳五里河体育场不要出现仿真中国队被球迷围攻甚至殴打的事，祝福他们像凯旋的英雄那样被球迷抛向空中，空中是胜利的礼花，身边是美丽的鲜花和醉人的香槟。
影视之死：反仿真的呼唤
我在紫禁城听“三高”音乐会时，有一种看社戏的感觉。鲁迅的短篇小说《社戏》以童年的视角展现了儿时看绍兴家乡戏的记忆，那种氛围因童年的视角变得真切感人。或许紫禁城“三高”音乐会是露天的缘故，或许我的座位偏后的缘故，三高音乐会的主人公形象我看得并不真切，我借助望远镜还是只能看到三位大师模糊的身影，更多的时候我和在家里看现场直播的电视观众一样看的是电视屏幕，只不过屏幕比家里大一些，但不如家里清晰。尽管如此，还是有一种文化感觉上的兴奋，知我在现场观看演出的朋友还是很羡慕我，他们甚至希望在电视上能看到我。散场之后，我回到住处就看电视录像，应该说电视的声像效果比我在现场要好。经过电子传输的声音和图像于耳朵和眼睛比现场要舒服，不像我在现场要伸着脖子去寻找最佳视角，也不受周围杂音的干扰（比如身边有人打手机）。但是，电视不能给你紫禁城的空气，不能给你实在的触摸感，虽然我和帕瓦洛蒂、多明戈、卡雷拉斯相隔甚远，不借助望远镜无法看清他们的面目，但是我依然能在空气里捕捉到他们的气息、他们的嗓音，而那种气息仿佛可以用手触摸到似的。因此，尽管影视媒体非常发达，“三高”的CD、VCD也广为畅销，但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位举行音乐会都是一件盛事，都会有无数的发烧友去扑票。
虽然如此，传统的艺术还是受到了冷落。这几年最为明显的是文学的轰动效应的失去，影视媒体的崛起。在过去的年代，影视往往因改编文学名著受到人们的关注，收视率和上座率因名著而得到保证。但90年代以来二者之间发生了逆转，一个作家、一部作品往往因为影视改编的成功而名噪起来，似乎影视有点石成金的神奇功能，以至出现了出版社先运作电视剧，然后再出版根据电视剧改编小说的怪模式。
这种逆转说明电子时代文学印刷文本地位的下降，文学的仿真效果远不如电子仿真的具体、真切和随心所欲。高科技的发展为影视艺术带来了全新的活力，影视的仿真比文学的再现有着不可企及的优势。《泰坦尼克号》的成功，就在于高科技对影视创作的巨大冲击。这本是一部重拍戏，因先进的科技手段强化了再现的功能，电影轰动了全球，那首《我心依旧》也随之成为金曲。另一部由乔丹和卡通拼贴起来的新电影《灌篮高手》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真的乔丹和假的卡通混合在一起，煞是好看，但电影的本质却受到腐蚀，因为电影的美学特质在于用镜头去拍摄由真人表演的情节和故事，当真人和假人一起表演时，这是电脑高科技还是电影艺术呢？
电视的出现可以说宣布了电影的死亡，因为电影的存在是以电影院的播放为条件的，而电视却把电影院放到了家庭的客厅、床头和洗手间，电影院自然门前冷落车马稀了，虽然现在电影通过VCD、DVD的方式得到苟延残喘，但无论是VCD、DVD本质都是电视的灵魂、电影的外壳。正当人们欢呼电视的黄金时代到来时，电脑和互联网却悄然进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文化空间。电脑是电视的延伸和发展，动手只是电脑的初级阶段，电视只是一个播放根据，它是电影院的家庭化处理，电视台放什么节目，观众只能收什么节目，虽然频道多了，但遥控器还是在有限中进行选择。VCD、DCD的出现，让观众有了更多的选择余地，但观众是不可能参与到影片的创作过程的，他仍是一个被动的受众。但电脑游戏的出现，使观众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受众，他可以介入到剧情中扮演角色，他可以通过键盘和鼠标来改变剧情、改变人物命运，他能成为故事的主宰。
而网络的出现又将这一游戏推到了另一个层次，从虚拟的人物走向了真实的世界。电脑游戏再精彩，总是虚拟的产物，它总是模拟某个人物和故事，游戏者也是用一个虚拟的角色去承担某种游戏规则。而国际互联网的出现，则打破了虚拟世界的虚幻性，将游戏者带入另一个看似虚幻实质真实的世界。当你进入到聊天室，与你聊天与你共同“表演”已不是一个冰冷的没有生命力的虚拟人物，而是一个和你一样的高级灵长动物，是一个有着呼吸、有着体温的血肉之躯。这时候你们通过互联网的平台碰到了一起，你们在虚拟中可以充分展示在真实世界的想像力。这时候，你们的命运便有了无限的可能性，而不像电子游戏软件规定的那么几种程序。
不难想像，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及电子软件开发水平的提高，像《灌篮高手》那样的制作方式将会飞入寻常百姓家。要制作一部电视剧，根本不用像今天这么兴师动众、劳民伤财，它只要一块小小的芯片就能完成。因为无论是电视剧的剧情，还是演员的选择和人物的表演，都可以通过软件压缩处理，制作者只要点击点击菜单就可以完成一部电视剧的制作，然后再邮给自己的亲朋好友或者一家电视台。这种个人著作的电视剧也有高下优劣之分，但演员的神话和导演的神话随之破灭了，因为演员的表演软件化之后，制作者可以挑选任何一个大牌的明星来“担任”剧中角色，而不必像现在这样花费巨资去请大腕且有“档期”的冲突。
到那时，人们就很难划分影视之中明星的真伪，就像我们今天很难判断歌星在舞台上到底是真唱还是假唱。仿真到了极致的时候，虚拟到了极致的时候，仿真就有了生命和市场。
新穴居时代：真声艺术
有人把正在到来的电子时代称为新穴居时代，因为电脑和网络的出现让原先在写字楼办公室上班的人回归到家庭之中，这些E时代的上班族将不再为交通和坐班烦恼，一台台电脑像一座座洞穴一样遮蔽了他们的形象。而网上购物、网上恋爱、网上娱乐让他们成为真正的穴居族，秀才不出门，不仅能知天下事，而且能做天下事。
这正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历史总是螺旋式地上升。人类的生产方式也是按照合、分、合的规律进行的。在原始社会的游牧时代，人类是具体的合作的生活方式，因为个人不仅不能捕获猎物反而会成为猎物的猎物。进入农业社会之后，家庭出现了，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让人类由群分为独立的家，中国西周时期的“井田制”便是穴居时代的标志，那个时代的人的交流往往通过集会、社戏、庙会这样的公众聚会方式来进行。大工业生产方式出现之后，把穴居的人赶到车间、赶到流水线、赶到了写字楼，人们交往、娱乐生活又像游牧的方式。同住一个小区，同坐一辆班车上下班，同在一个食堂用餐，用马尔库塞的话说，人都成了“单向度的人”。未来的电子时代，人类可能会再一次返璞归真，人们会像农耕时代一样守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电脑或网站），向社会提供资源索取报酬。那时候，交通不是问题，写字楼会改成幼儿园，地铁或许会成为文物，人们的生产方式和工作方式更加个体化，更接近自然。
于是，“真声艺术”便成为新穴居时代的主流。所谓的“真声艺术”是与“仿真艺术”相对的概念，既不是复制的作品，是真人表演和演唱的作品，而不是用任何电子制作的任何产品，因为电子时代的仿真能力将使一切仿真艺术变成垃圾，而有唯真人的现场表演艺术才会吸引更多的观众和读者。因此，未来的艺术可能是歌剧、话剧、京剧的天下，这些农耕时代的优美艺术又会回到我们的生活之中，人们不再停留在家里看碟或网上冲浪，人们对那种虚拟世界已经厌烦，而要到歌剧院、话剧院、京剧院去欣赏真声艺术，去听作家、诗人的朗诵。
让电子之声见鬼去吧。
2001年8月10日于北京东王庄
第11节 阿哲的歌与东方不败的绣花针（1）
a。不识张信哲唐诗里送别的名句：“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被识显然是一种幸运的事，被识是一剂无价的心理良药。一个人能认识多少人，按照人的记忆能力来说，一万个是没有问题。但这种“认识”有时候只是字面上的，也就是说通过媒体来认识的。比如通过报纸、电视、电台、网络等载体我们都认识了克林顿这位美国前总统，甚至能知道他的绯闻和私生活，但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真实的面貌是什么样的，并不是第一手掌握的，能见到克林顿并和克林顿相识的人（相识的基本要求是至少克林顿也知道他的名字）的是很少的。当然这并不妨碍我们认识克林顿。所谓知名度，就是指人们对一个名字的熟悉程度，也就是多少人知道你的名字。
在商业社会里，知名度可能是一笔财富，也可能是一笔资源，但知名度是可以造出来的。所谓虚荣，大约与知名度是分不开的。中国人初次见面，常说的客套话是“久仰久仰”，意即说是早就知道你的名字。如果对方说不认识，你心里会有隐隐不快。人的浅薄的虚荣心往往因知名度而得到满足。记得我第一次到江苏作协去办事的时候，一位我不认识的人叫出我的名字，我非常高兴，对他充满了好感，这种好感一直保持到现在，这位朋友后来因经济问题莫名其妙地吃了官司，开庭时我到庭表示对他声援，他也很感动。我到现在为止，还没弄清他是怎么认识我的。当然，也有误解的之后产生隔阂的。一位青年作家找到我，声称看过我的很多评论，并说如何如何有影响，但过了不久，发现他根本没看过我的文章，他阴差阳错地把“二王对话”当成“二王之争”，以至我觉得这位作家很虚，对他的小说至今也没好感。认识不认识还会成为一种武器。有一次在文友的聚会上，一位出道不久的女作家遇上一位知名的评论家，我在一旁很热心地介绍她和他，没想到评论家说了实话，第一次听说女作家的名字，要强的女作家随之投桃报李说，没听说过这位评论家的大名。由于他和她的“以前”不相识，这顿晚宴吃得有些尴尬。其实，当晚在座的几位作家事先也毫无印象，只不过装作认识而已。但硬说不认识则不是蔑视就是无知。
今秋，北京工体开张信哲的个人演唱会，有朋友邀我去听。我说，我不认识张信哲。朋友当即表示惊讶和不快，你怎么不认识张信哲呢？太有名了！大歌星！我说香港的歌星我知道得很少。朋友说，阿哲是台湾的，不是香港的。我说，怎么那么亲切，好像阿哲是你老弟似的。朋友说，阿哲就是阿哲，大家都这么叫。张信哲何许人也，对我来说很显然。我知道有张承志、张伟、张抗抗、张辛欣、张梅、张欣这样一些张姓作家，港台的流行歌手还知道有一个叫张惠妹的女孩子，她是“雪碧”的形象大使，因为在台湾唱了不该唱的歌在大陆被封杀了。后来我查了一些资料，张信哲果然是大歌星，有一家网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