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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初见邓小平
1964年，3年困难时期已经结束，国民经济正在逐渐复苏；加之那年正是国庆15周年，故国庆活动搞得较为隆重。10月1日那天，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北京70万人的盛大游行队伍；晚上，这些领导人又和来自80个国家和地区的贵宾们，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一齐观看节日的焰火，同天安门广场上载歌载舞的百万群众一起欢度国庆之夜。
国庆期间，正是金秋时节，北京天高气爽，气候宜人，街上彩旗飘扬，节日气氛洋溢全城。霍英东第一次到中国的首都北京，作为一个海外华人，不知他置身于宽广的天安门广场，望着五星红旗随风飘扬时，感受如何？
我曾问霍英东：“这次北京之行，最难忘的是什么？”
“我想，最难忘的应该是与邓小平、廖承志等国家领导人的会面。”霍英东回忆说，“有一天，我们香港观礼团成员出席国务院 国庆招待会，邓小平、廖承志等领导人就站在会场门口，欢迎我们，和我们一一握手问好，我这是第一次见到邓小平，好像他当时是总书记……”
当时邓小平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廖承志是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的负责人。
“我记得，廖承志当时还与我们港澳观礼团座谈、讲话。”霍英东说。
“廖公主要谈些什么？”我问。
“我那时普通话听不懂，所以也不知道他讲什么……”
“廖公是广东人，他是会讲广州话的……”我说。
“是会讲广州话，但那时是在北京、在中央，他怎么会跟我们讲广州话呢？”
“还记得不记得，那次观礼团，谁是团长？”
“不知道是杨光，还是其他人，记不清楚了。”
杨光是香港资本的左派工运领袖，当时是“工联会”的负责人。
这次北京之行，中国领导人除了向霍英东一行介绍内地的情况之外，是否还谈到其它问题？中国领导人是否向霍英东面授一些什么？这些我们虽然不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通过此行，霍英东与中方走得更近……
第二十四章团结同侪 创建地产商会
在华资银行发生挤提风潮，地产市道处于低潮时期，霍英东提议并主持筹建香港地产建设商会，团结香港各地产商共同发展。他还出任该会第一届会长，成了香港地产界的龙头大哥。
傲立于汹涌的地产浪头上
霍英东自北京观礼回来不久，香港出现了一次空前的华资银行挤提风潮，给香港社会造成极大的震荡。这次银行挤提风潮，可以说是祸起于地产业。
20世纪60年代初，香港经济蓬勃发展，加之有大批内地居民涌入香港，香港的住宅楼宇和工商业楼宇的需求量剧增。另外，为改善社区环境，港府于1962年对建筑条例进行修改，规定从1966年起，同样面积的一块地皮将比过去少建20％的楼宇，地产商于是抢着在1966年之前建楼，地产市场十分繁荣。而一些华资银行也相互竞争，竞相把存款利息提高，盲目贷出巨款予炒家和地产商炒地皮、建楼宇，甚至自己也动用资金参与投资地产，以致香港的地产投资热潮风起云涌。
但是，好景不长，由于银行对地产业的贷款过度，从1965年1月26日至2月8日，明德银号、广东信托商业银行、恒生、远东、广安、永隆、道亨、嘉华等华资银行，相继发生挤提风潮。后经港府和汇丰、渣打两家银行出面支持，风潮才逐渐平息下来。汇丰银行答应“无限量”支持恒生、远东、永隆三家银行，最后还因此“换取”恒生51％的控股权；渣打银行则宣布“无限量”支持广安道亨。而明德银号却由银行管理处接管，广东信托商业银行则由财政司向高院申请清盘。地产的投机活动导致华资银行出现挤提风潮，这自然也殃及地产业，不少地产公司破产，地产市场陷入历史低潮。
20世纪60年代初期，霍英东虽然介入澳门博彩业，但他并不参与娱乐公司的内部事务，这就使他得全力以赴发展地产业，并保持50年代的凌厉势头，在香港地产市场叱咤风云、领尽风骚。1962年，他和汤于翰合资500万港元，每人250万，购入中环毕打街的毕打行；1963年，他投资兴建浅水湾花园大厦、皇后大道西大楼、上海街313号西环大楼；1964年，又兴建联发街、汀九。
由此可见，在华资银行挤提风潮出现之前，霍英东投放在地产上的资金很大。但由于他的实力雄厚，向银行借贷不多，长期奉行稳健经营原则，稳扎稳打，所以当银行风潮出现，不少地产公司相继破产的时候，他仍然丝毫不受影响，傲然屹立于汹涌之地产浪头上。
创建香港地产商会
华资银行挤提风潮虽被平息了，但地产市道的低潮却刚刚开始。香港的地产业何去何从，成了行内人士关心的问题。那年3月份的某一天，霍英东和胡汉辉、何鸿燊等一些地产界的朋友聚会，谈论近期的地产市道。
言谈之中，霍英东提议：有必要团结本港的地产商，尽快组成一个代表行内人士的团体，以谋求地产商的共同发展和香港地产市道的繁荣；如今地产市场很低迷，成立这样一个业内团体，更为迫切。
他的提议，得到在座各位地产商的响应和支持。
据胡汉辉回忆，霍英东和其他一些地产商有意创建一个业内团体，始于1964年7月。他在一篇谈到香港地产商会筹备过程的短文中写道：“……7月间，我们一部分地产界人士，在一次欢宴中聚首一堂，谈论到有关业务上的种种问题，大家都就自己的实际经验，交换了不少宝贵意见，一致认为本业人士应该有一个团体，能加强团结，共谋发展，使地产业成为更有建设性的稳健事业。”但这次聚会，大家只是有个想法，之后也没有什么实际行动。
直到1965年3月间，霍英东再次向地产界的朋友提议之后，创建业内团体的工作才正式展开。
4月6日，霍英东又邀请地产界的热心人士到位于中环的恒生银行总行大厦，召开第一次筹备会议。那时，霍英东旗下的公司已从铜锣湾的蟾宫大厦搬到恒生总行大厦的7楼办公。筹备会议就在霍氏集团写字楼的会议室举行。出席会议的有27人，全是地产界的活跃人士，他们一致认为有从速成立地产团体的必要，并正式把团体定名为香港地产建设商会。该会筹建处设在霍氏集团写字楼，聘请的近律师楼的摩亚律师为法律顾问，进行注册事宜。
与会者经过一番讨论，最后还推举何鸿燊作为筹建处的临时主席。
成立香港地产建设商会的消息传开，在地产界反响很大，香港的各大地产商闻风响应，倾巢出动。参与筹备工作的地产商共有69人，他们是：曹绍松、关启明、李康节、梁燊、高庆余、郑裕彤、郭得胜、顾乾麟、范文豹、杨之深、张子璇、周义中、陈曾焘、胡应湘、康立卿、欧阳森、胡汉辉、崔雨川、吴多泰、李兆忠、陈光中、王宽诚、伍树荣、林本固、陈悦来、许维桢、林本典、杨志云、香植球、郑翼之、庄道权、李文举、叶文山、张基、罗鸿兴、郑镜泉、陈泽富、徐培根、吕高华、郑翼雄、方显扬、刘锦茂、陈继承、郑桂生、方润华、湛兆霖、潘锦溪、余仲强、严明、邓树椿、屈崇浩、文洪磋、陈泽儒、李赐豪、陈泽恩、桂华山、叶正平、刘志文、胡忠、卢永广、孙秉枢、方汉华、凌达镗、钟明辉、林继振、李福兆。
这69名地产商，全是香港地产界的活跃人士和中坚力量。霍英东能够一下子就把他们集合起来，足见他在地产界一言九鼎的号召力、影响力。
出任地产商会首任会长
到了6月3日，筹建处召开第一届同业会议。那时，申请加入香港地产建设商会的商号和个人会员已有300多个，几乎所有香港有影响力的地产建筑商和地产建筑公司都加入了这个商会。这次会议还选出地产建设商会第一届会董25名，他们是：霍英东、屈武圻、何鸿燊、胡汉辉、胡应湘、郑翼之、曹绍松、杨志云、李康节、王宽诚、方润华、钟明辉、吴多泰、欧阳森、香植球、李兆基、陈泽富、郭得胜、许达三、桂华山、湛兆霖、孙秉枢、严明、吕高华、陈曾熙。另外，还选出叶正平、郑桂生、郑锦茂、叶文山为候补会董。商会还聘任何善衡、何添、利荣森、邱德根、梁昌、梁球琚、陈德泰、陈弼臣、廖烈文、关启明等32名香港富豪出任名誉顾问。
6月8日，地产建设商会举行第一届会董会议，会议顺利推举霍英东为第一届会长，屈武圻、何鸿燊为副会长，胡汉辉、胡应湘、郑翼之、曹绍松、杨志云、李康节、王宽诚、方润华为常务会董。霍英东在名义上成了香港地产商的“龙头大哥”。
我曾问霍英东：“从一些资料可以看出，成立地产商会，大家都很踊跃，成立过程也很顺利，但对于由谁当首届会长，是否有什么争议？”
霍英东说：“没，大家都支持由我做，完全没有争议。那时，正是地产界低潮时期，只有我一个人还有力量，资金较多。海军船坞27亩地拍卖，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有能力下标。地产商会成立时，找了几个爵士做名誉会长，都算很难得。”
“我看过第一届地产商会的名册，那时香港的大地产商当中，似乎只有冯景禧没有加入地产商会？为什么呢？”
“没有？冯景禧那时好像还在与郭得胜、李兆基合作经营‘新鸿基’，他们三人是三位一体的。”
“但郭得胜、李兆基加入了，惟独没有冯景禧，是否有什么原因？”
“这就不太清楚了，但冯景禧后来也加入了。”
7月15日，香港地产商会假座位于中环的香港大会堂举行成立大会暨第一届职员就职典礼。除了地产界人士出席之外，霍英东还特别请来港府行政局首席议员利铭泽，为第一届会董颁发就职委任证书。
利铭泽当时是港府中官位最高、影响力最大的华人，自50年代中期，霍英东向他买楼、买地之后，两人成了莫逆之交，时有往来。据霍氏集团一名职员说，在60年代，利铭泽还叫霍英东的有荣船厂为他订做一艘游艇，那时，他几乎每周都亲临有荣船厂一次，与霍英东常常在船厂碰面。
那天的成立大会，政要、名流、富豪云集一堂，杯盏交错，其阵容和场面，堪称一时之盛。
身为会长的霍英东，在成立大会上发表了演说。有感于地产市道萧条，一些地产公司相继陷入困境，不少地产商对发展地产意兴阑珊。霍英东在演词中强调对香港的地产市场前景非常乐观。他所持的理由，一是市民对居住的过量需求，二是经济发展的必然需要。他说：“香港是世界各地人口最稠密的地方，战后本港由几十万人，增至300多万……地产业与其它各行业有不可分离的密切关系，比如工业，每每大部分资金先投资于购买地皮，及建筑厂房；如经营旅游业，亦必须投资于自建酒店及商场；其它如银行业，投资于地产自置行址，大小百货商业，亦以自置铺位，以稳固其生意前途。”
霍英东在演词中说到香港地产建设商会除了联络本会会员感情，交换有关意见，以收集思广益之效外，还将沟通官商桥梁，并订立严密的售楼制度和解决管理问题，保障顾客利益。
在演词中，霍英东还指出，香港地产行业有义务和责任，“使本港市民将省俭积蓄所得，自购屋宇，达到住者有其屋，使大家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
据说，在香港，这是第一次有人提出“住者有其屋”的计划，而后来港府大力推行的照顾中低下阶层的置屋计划，其名称“居者有其屋”也由此而来。
霍英东提出的“住者有其屋”之想法，即时就得到利铭泽的高度赞赏。利铭泽在贺词中说：“……正如霍会长刚才所说，使‘住者有其屋’，既能安居，自能乐业，则对于市民生活安定，促进社会繁荣，当有莫大之裨益也。”
创建地产商会是否另有目的？
香港地产建设商会创建之时，地产业已和工业、旅游业，并称香港的三大经济支柱。在1965年度的政府税收预算中，来自地产业之卖地、差饷、物业税等收入，超过总预算17亿港元的1/3。近10年间，政府出售土地所得收入，相当于过去历年港府出售土地所得收入之总和。
所以，那时在香港成立这样一个齐集各地产商及其公司的商会，其意义、作用之大，自不待说。但是，霍英东在那时成立这个商会，除了联络地产商感情，集思广益，以及沟通官商，订立严密的地产买卖制度，以促进香港地产市场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