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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英东全传-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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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家人所收受的股息之权益。这样的安排虽然很少有,但用意却很明显,霍英东并不是要放弃对霍兴业堂的控制权,而是利用Beaulieu遥控霍兴业堂的业务和资产,而那5个新股东,充其量只是他的代理人而已。
  那么,霍英东为什么对家族集团之旗舰做出如此异乎寻常的改组和部署?其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
  虽然,1967年2月,主要是由于受内地时局的影响,“文革” 式的工潮在香港已偶有发生,香港隐现了时局不稳定之征兆。但一般而言,若时局不稳定,前途不明朗,投资者会对商业活动持谨慎、观望的态度,而犯不着对自己的公司大动干戈,更换股东和重组股权结构。故而霍英东有此一着,应该与时局没有太多关系,倒是有可能与他当时的处境及由此生发的心境有关。
  港英方面对霍英东在朝鲜战争时期的商业活动有看法,始终是他的一块心病。1955年传被递解出境,使霍英东从此对自己的前途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忧虑,自己可能遭不测的阴影一直困扰着他。1965年竞投海军船坞应得而失,使霍英东更清楚看到港英当局对自己的歧见之深,也明白到港英当局不满他在香港工商界坐大,且要限制他的发展。既然有了这种心境,那霍英东改组公司、对公司权益进行调整,只不过是迟早的事情。
  那么,显而易见,霍英东在1967年2月对霍兴业堂之改组,其目的是为家族生意和家族财产安排一个妥善的退路;也就是说,那时,霍英东已做了最坏的打算:若自己一旦遭遇不测之祸,其家族生意和家族财产就可以因其公司已不在自己名下,而不受任何影响。这也可视为霍英东淡出商界的第一步。
  由此可见,那时,霍英东于商界隐退的想法已十分强烈。
  果然,两个多月之后,他又做出了隐退江湖的第二步行动……
  第二十六章离港半年观望香港前途
  踏入1967年,香港出现一连串“文革”式的工潮,时局不稳定,前途不明朗。彷徨中的霍英东最后决定远走高飞,远赴英国、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地旅居半年,避过了香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社会动荡。
  匆匆离港赴英国
  1966年,内地爆发声势浩大的“文革”,各种造反组织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揪斗“走资派”的恶浪,全国出现了“打倒”一切的大动乱。
  霍英东本是一介商贾,向来对政治并不感兴趣,但那时也异常地关注起时局的发展,这可能是因为他那时已和内地方面建立一定的关系,自然关注内地的政局;另外,还因为内地的“文革”风潮已波及到他身处的港澳两地,置身其中,自然也不能不闻不问。
  在澳门,1966年底,左派澳门平民上街游行、请愿,被澳门警方殴打,引起市民骚动,酿成警方枪杀8人、伤100多人的“一二·三事件”。民众遂罢工罢市,澳门出现开埠400多年最大的一次内乱,外地人视澳门为畏途。霍英东名下的赌场生意也一落千丈,赌场冷冷清清,门可罗雀。
  在香港,受内地“文革”浪潮之影响,也出现一连串的工潮,这些工潮是由渣华邮轮公司、南丰纱厂、四间的士公司、香港人造花厂、红勘青洲英泥厂的劳资纠纷引起的。其中,牵涉工潮之中的的士公司老板胡忠、胡应湘、何添还是霍英东的朋友,故他对这些工潮极为关注。
  这些劳资纠纷,最初都是由工人自发采取行动的,后来一些“左派”工会介入其中,行动突然变得激烈起来,每日都有人罢工罢市,在街头静坐、张贴大字报、派发传单的景象随处可见,与内地如火如荼的“造反”浪潮并无两样。
  一连串的工潮,影响到了香港的商业活动和社会生活。作为商人的霍英东,当时有一些楼盘正在兴建和出售,从自身的商业利益着想,当然希望工潮平息。但是,工潮却愈演愈烈,尤其是人造花厂的工潮,最后竟演变成了大骚乱。
  1967年5月6日下午,在人造花厂九龙新蒲岗分厂门外,对立的两派工人发生冲突,警方出动200余名武装警察和“防暴队”,用武力驱散工人,当场殴伤多人,拘捕21人,酿成流血事件……
  霍英东在家里透过电视和广播,看到、听到了事件的经过后,思绪如潮,心情很复杂。经过一番考虑,当天晚上,他做出了一个决定:暂时离开已经出现混乱和动荡的香港。
  第二天一大早,他顾不上通知公司的要员,只和家人简单打个招呼,就草草收拾行李,匆匆赶赴九龙启德机场,临时买票搭上飞往英国的客机,行踪非常神秘和迅速。
  多年之后,谈起这段已经过去了28年的往事,霍英东告诉我:“那时,真是好笑,我连钱都没有准备,只带了几万元港币在身上……”
  到英国住了一段时间后,霍英东又前往加拿大、美国等地,周游列国半年之久……
  而在霍英东离港之后,事态进一步恶化,“左派”人士每日都排队到港督府抗议、张贴大字报、示威游行,霍英东属下的有荣公司的淘沙工人和运输工人,也参与大罢工。5月22日,游行队伍遭到警方武力镇压,200多人受重伤,多人被捕。之后,港府和“左派”力量展开长期的对峙,先是工人大罢工,交通一度陷于瘫痪,尔后发展到城市游击战式的对抗,满地真假炸弹。其中最激烈的一次,警方出动逾千名警察,动用直升机,携带先进武器,围攻北角华丰国货公司。当时,霍英东的好友利铭泽,不满港府暴力镇压中国人,愤然辞去行政局首席议员等一切公职。进入8月,骚动扩大至边境地区,在沙头角一带,大量民众与英军多次发生武装冲突。
  “六七风暴”,有51人死亡,800多人受伤,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大的社会动乱,它既使中英关系处于最低潮,也使香港经济陷于瘫痪状态,资金大量外流,港人大量移民。
  出走外国乃因信心动摇
  霍英东出走外国半年这回事,除了公司职员和家人知道外,外界并不太清楚,故我所搜集到的大量报章、书刊资料,对他的这段经历也只字不提。至于他当时的心情、思想如何,则更是只有寥寥几个知心的人才知道,因为霍英东极少向人提及这段经历。
  1995年7月,我才第一次听说霍英东曾经出走半年的事,而且还是无意中听到的。有一天,我和霍英东等人一起坐船从香港赴番禺南沙岛,途中,我们聊起“六七风暴”的事。
  “‘六七风暴’中,有一个‘斗委会’,曾经有人传你参加,有没有这回事?”我问霍英东。
  霍英东断然否定:“没有,我当时已离开香港……”
  “为什么离开香港?”我接着问。
  “那夜塑料花事件一发生,第二天我就即刻去了英国……”霍英东欲言又止,答非所问,似乎不想深谈。
  这时,坐在一旁的一位霍英东的助手说:“当时,内地正在搞‘文革’,不少人被剃头发,被迫下跪,一些从香港回去内地的知名人士也首当其冲,红线女被人剃头发,邓荣超也挨斗……见到这些情况,霍生思想受到一些冲击,担心香港也会这样,于是就到世界各地走走、看看。”
  后来,在霍氏集团办公室,我又向霍英东提起这些问题。
  “内地搞‘文革’,你认为与你有什么关系?”我问。
  霍英东摇摇头:“那时‘文革’的一些做法,比如游行示威,批斗别人,剃发,下跪,要读毛主席语录,这些我并不太理解。当然,并不是害怕什么,但总是有一些担心‘文革’会波及香港……”
  霍英东的担心并非多余。事实上,“文革”发生不久,港澳两地就受其影响,一些“左派”工会组织工人上街示威游行,“文革”式的造反动荡已隐然可现。
  “是什么直接的原因,促使你匆匆决定出走外国?”我又问。
  “当然,并不单单是一件塑料花厂事件,在这之前,已经爆发了一些事。”霍英东开始侃侃而谈。
  “较早前,澳门发生‘一二·三事件’,搞到何贤在街上晒了几个钟头,搞到英国领事馆的官员也晒了几个钟头。结果,英国撤走领事馆,到现在还没人恢复。一个‘一二·三事件’,澳门就成了一个死城,没有人敢去。
  “胡应湘和他父亲胡忠的中央、上海的士公司事件,也搞得很大。胡应湘解雇一个工人,一些司机就天天坐在车棚门口,不肯走,工人起来造反,最后搞到胡应湘要壮士断臂,几乎把所有的士都卖给工人,平息事端。
  “何添那家好像叫银龙的的士公司也一样,卖了一些的士,解雇工人,最多拿钱出来遣散他们,但工人不肯,一定要复工。不久,恒生银行门口 坐着一些人,最初坐10多个人,后来静坐的人越来越多,好像银行要挤提那样……”
  胡应湘当时打理他父亲胡忠创建的的士生意,是香港最大的的士公司——中央和上海的士公司的董事总经理。他当时还兼任香港地产商会副会长,与霍英东较为熟络。而何添当时是恒生银行的董事总经理。那时,霍氏集团的写字楼就设在恒生银行总行大厦里头,故每天上下班,霍英东都目睹工人静坐、抗议的情景。
  这一连串的工潮,霍英东虽然不尽明白个中详情,但他却隐隐约约地感觉到香港将会像内地一样,时局动荡不定,出现大的混乱。
  我们可以想像得到,这个时候的霍英东,心情一定很复杂,他虽然无从预测香港出现大动荡将会给市民带来什么影响,但他却不能不为自己的生意、事业是否受到冲击而顾虑,更不能不为自己的安危而担忧。眼见香港时局动荡不定,对香港前途的信心自然动摇;倘若这时又联想到港英当局向来对自己的歧视,那么对事业、对香港意兴阑珊,也是自然不过的事。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在动荡的时局中彷徨、迷茫的霍英东,于是决定暂且告别香港,远走高飞,避避已经逼近的风头。
  半年的海外生活
  谈了出走外国的原因,我们又谈到霍英东在外国半年的生活。
  “你第一站是先到英国,住在什么地方?”
  “我记得,起初好像是住在伦敦的一间叫做爱嘉顿的酒店。那时,在英国有很多笑话,用电灯、淋浴用热水,好像我们现在在香港打公共电话那样,要向一个小孔里扔进硬币,如果不及时把硬币扔进去,电灯会熄灭,淋浴时也会突然间没有热水。住酒店,样样都觉得不习惯,衣服没人洗,放着一大堆脏衣服。早晨要冲开水、饮茶,样样不方便……”
  “在英国一直住在酒店吗?”
  “不是。那时我有个儿子在英国读书。他们读书很头疼,他们在学校住宿,一到假期,学校一定叫他们搬走,连行李也要搬,没地方放;学生住酒店当然不太好,而一些出租屋一般不会租给学生,因为学生是短期居住。他们有时扮大人去租屋,但业主也不租给他们。我儿子假期起初住在同学家,但不方便,10多个同学住在一起。那时披头士正风靡全球,他们就模仿披头士,个个留长头发,日日去唐人街玩。我担心他学坏,于是干脆花了5000多英镑,在伦敦买了一栋半别墅式的房子。我后来就到自己的房子住下来。”
  “半年间,一共去了几个国家?”
  “去英国之后,又去了日本,最后一站是经加拿大去美国。那时,我还有儿子在美国、加拿大读书。那么多地方当中,在英国和加拿大住的时间最长,差不多有半年。”
  “那在加拿大住在哪里?”
  “在加拿大最初也是住酒店的,后来也买了房子。其实,本来并不想买的,我有一个同学很热心,一定要带我到温哥华去看一间屋,看完之后,不讲价也不好意思,于是随口还了一下价,不想买。但我去了美国,我儿子打来电话,说对方同意卖给我。当时,那间屋只是几十万港元,小数目,但买了以后又怎样?于是,我叫儿子叫人去装修一下。”
  “半年间,你都是一个人独来独往?”
  “起初是,后来我老妈子也出来,我顺便带她到处去游埠……说起来,我跟董浩云真是有缘分。他是‘船王’,我是做小船的‘船仔’。讲起来真凑巧,那次,我第一次去美国,的是‘伊丽莎白皇后二号’客船,这是当时世界最大的客船。船到纽约,董浩云接待我,请我吃饭,陪我参加一些应酬。之前,我和他没有来往过。那时我陪老妈子游埠,环游世界还去了法国、英国……不久,董浩云买下‘伊丽莎白皇后二号’客船,但不久就发生火灾,他还租我们将军澳的船厂仓库拆这条船……之后,还一度想合作发展货柜码头。”
  当然,霍英东与董家的缘份也不止于此。8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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