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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英东全传-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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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10亿港元。试想,家财雄厚的霍英东,难道会贪图这点小利润而不惜牺牲自己的声誉,拿儿子的前途、生命去赌博?
  据说,后来霍英东花了几十万美元担保霍文芳回港。霍英东一见到他,就劈头大骂,并声称对他在外头惹是生非不再理睬,果然,从此两父子在家庭聚会时,霍文芳虽也偶有出席,但霍英东每次见到他出现,心里总是涌上一股怒火,虽然不再骂他,却不再与他说一句话,形同陌路人,且每次都不会给他好脸色看。
  后来,洪国华因丈夫涉嫌贩卖军火一事,亲自向霍英东提出与霍文芳离婚的要求,霍英东体谅、明白媳妇的心情,当即表示支持。洪国华带着与霍文芳生的儿子单独生活后,曾于1995年年中接受《明报周刊》记者采访,谈及此事:“我提出离婚要求,多谢老爷(霍英东)与奶奶(冯坚妮)都支持我的想法、做法,他们更在生活上照顾我们。得到他们的同意,我终于可以过回自由的生活。”
  第三十五章 又见邓公 回乡寻根问祖
  1977年7月,霍英东率香港足球队赴北京参加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再次见到邓小平,和他谈体育问题。
  不久,霍英东第一次返回故乡——广东番禺去寻根问祖……
  北京又见邓小平
  1976年10月,中国政局发生重大变化,“四人帮”下台,饱受10年“文革”之苦而面貌一新的中国举世瞩目。
  霍英东虽多次自谦“不懂政治”,但这次,他还是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中国将会有重大的变革。
  自20世纪50年代初期,与内地开始做生意后,霍英东与内地一直有生意上的往来,但也只是局限于“代理”,即代理内地的石油和海沙出口,而并没有到内地投资办实业。
  可能是由于与内地关系向来密切,也可能是因为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起,霍英东在香港不太得志,故他曾有过在内地投资、发展的念头。但那时内地天天大谈阶级斗争,大喊打倒“走资派”,而他是海外的资本家,何能到内地投资?
  “四人帮”下台,霍英东感觉到去内地投资的机会可能快来了。
  1977年年中,务实派的邓小平复出,坚定了霍英东的感觉。
  那时,霍英东与内地的往来已十分频繁。自20世纪70年代起,他几乎每年都到内地去。
  1975年9月,霍英东以港澳体育参观团团长的身份,率领30多人到北京,观摩第三届全运会。那时,科威特全国足协主席艾哈迈德·隆敦应邀到京,霍英东还陪他到长城游玩,与他商谈恢复中国在国际足联席位和“驱蒋”的事宜。9月30日,霍英东还收到以周恩来总理名义发出的请柬,应邀到人民大会堂出席国务院举办的国庆招待会。全运会结束后,霍英东还率团到天津、西安、上海、南京等地观光。
  1977年7月中旬,霍英东又率领香港足球代表团和香港足球总会参观团,到北京参与、观摩“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
  参加这次邀请赛的,除了中国队和香港队外,还有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的足球队。香港队在这次邀请赛中表现出色,先后击败了埃塞俄比亚、伊朗和中国一队而晋身决赛。在决赛中,香港队输给年青力壮、整体合作默契的中国青年队,屈居亚军。
  中国政府对这次足球邀请赛极为重视。国家领导人李先念和刚刚重出政坛的邓小平,还一起观看了决赛,并出席邀请赛的闭幕式。
  7月30日晚,邓小平在球场贵宾室,会见霍英东。对于这位中国政坛上的传奇人物,霍英东闻名已久。自1964年国庆节在北京见到邓小平后,这是霍英东第二次与邓小平相见。
  穿着短袖衬衫的邓小平,精神奕奕。他亲切地握着霍英东的手,相互交谈起来。不知道邓小平当时对霍英东个人的情况了解多少,他和霍英东只谈足球,谈体育的交流。由于邓小平本身也是“足球迷”,故谈起足球来,兴趣甚高。会见之后,他们又一起观看了足球比赛。
  当时,霍英东还和邓小平合影留念。这张照片,霍英东一直珍藏着。1992年春天,邓小平南巡到达深圳时,接见了霍英东。霍英东把准备好的这张相片递上,请邓小平在上面签名留念。邓小见到这张照片,微笑一下,就欣然提笔,在照片上写下自己的名字。
  从北京参赛回来后,霍英东对记者谈起与邓小平会面的情形时说:“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的所有职务,这是世界所关心的大事。我个人能在这个时候和他会面,感到十分兴奋!”
  自这次见面之后,霍英东就时常与邓小平会面——这些都是后话了。
  在北京期间,国家体委的负责人王猛、徐寅生等人,都曾和霍英东会面,畅谈甚欢。当霍英东率队回港途经广州时,广东省体委的负责人也在广州泮溪酒楼设宴招待霍英东一行。
  8月2日,霍英东率队回港。一下火车,队伍就受到市民的热烈欢迎,火车站一片欢呼声,场面甚为热闹。霍英东双手高擎起两个奖杯,一个是友谊杯,一个是亚军奖杯,频频向前来迎接的市民致意。
  霍英东曾多次率香港足球队到外地参赛,也曾多次到外地参加有关的体育活动,但这次北上之行,却是霍英东最为愉快、最为难忘的一次。
  相邀何贤回乡寻根问祖
  霍英东密切留意内地政策的变化。
  1977年8月,中共召开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重申周恩来总理在1975年初提出的在本世纪把中国建成现代化强国的口号;1978年2月,中国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再次提出了建设“四化”(农业、工业、国防、科技的现代化)是中国的根本任务。
  眼见内地形势好转,历经磨难的内地同胞可以休养生息,霍英东甚为欣慰。他知道到内地投资办企业、效力祖国建设的日子,已为期不远。
  一天,霍英东与澳门华人代表何贤在一起,谈到内地的新形势,谈起家乡的建设。言谈间,霍英东说起自己很想寻根问祖。
  何贤一听,说:“霍生,你已经是几十岁的人啦,但连自己的乡下都没回过,是该回去看看了!”
  虽然何贤早年已经到港澳谋生,并在港澳开枝散叶,但他生于番禺,青少年时期在番禺生活过,故对番禺有深厚的感情;加之他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就与中共建立良好的关系,所以自那时起,何贤就时常慷慨捐赠钱物给番禺,长期支持家乡的建设,并不时回乡寻亲访友。
  可霍英东的情况有些不同,他祖父辈已到香港谋生,并在香港生根。直到他向何贤提出想寻根问祖时,他尚不确定自己祖籍何方。可是,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有恋乡、思归的情结——即使他不曾在那里出生和生活;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恋乡、思归的情愫会变得强烈起来。
  霍英东就是这样。那时,“回乡”走走、看看的念头,已十分迫切。
  “我可以先和内地有关部门打个招呼……”何贤说。
  “那就多谢贤哥费心劳神了!”
  当即,两个好朋友约定时间,一起回广东。在广东省、广州市有关部门的通力协助下,经过一番考证,最后确定霍英东祖籍是广州市番禺县。
  第一次踏上故土
  1978年夏秋之交的一天,霍英东带领全家大小,由何贤当向导,第一次回去故乡——番禺县。
  内地有关部门很重视霍英东这次回乡观光,出动了代表中国最高礼遇的红旗牌轿车迎送他。回到番禺,有不少人夹道欢迎,令霍英东心里不由得一阵阵发热。
  有关人士向霍英东讲解番禺县显赫的历史:几千年来,番禺一直是岭南首邑;民族英雄邓世昌,爱国诗人屈大钧,民主革命家史坚如、朱执信,著名音乐家冼星海,岭南画派奠基人居巢、居廉、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都为番禺人。以往,霍英东对番禺的情况了解不多,如今听到这么多关于番禺的历史,霍英东第一次以自己也是番禺人感到自豪。
  家乡的历史无疑是值得骄傲的,家乡的风光也无疑是迷人的:一望无涯的稻海蔗林,星罗棋布的桑基鱼塘,明丽清亮的珠江水……但是,霍英东在称赞家乡美丽景致之余,心里也掠过一丝丝惆怅和伤感——因为,当他极目望去的时候,几乎望不到一幢像样的楼房,映入他眼中的全是那破旧的茅屋和低矮的平房……
  “家乡还很落后!”霍英东对自己说。
  在番禺县城市桥镇,霍英东一家人还碰上一件这样的事:儿媳朱玲玲问负责接待他们的一位番禺姑娘:“哪里有洗手间?”这位姑娘二话不说,旋即端来一盆热水,热情地说:“喏,你可以洗手啦!”
  此事惹得霍家大小笑了老半天。但霍英东并没有笑,他心里很辛酸,很难受。
  霍英东原想在番禺住上一晚,但那里连个像样的住宿地方都没有。番禺县委请他们在当地最好的招待所歇憩,他们一推开洗手间,一股尿臊味扑鼻而来;抽水瓷缸积了一层厚厚的黄色污垢,浴缸没有活塞,只用一个木质的热水瓶塞代替。
  吃了顿饭,一家人就去广州,从市桥至广州,路程不到20公里,但车过大石和洛溪渡口时,遇上车辆排队等候过渡,结果用了4个多小时才到广州。
  从番禺返港后,霍英东的心情很沉重。他心里涌起了一股强烈的责任感:一定要为故乡做点事!
  不久,港商张耀宗提议在番禺县建一家具有一定规模的高级宾馆。张耀宗祖籍也是番禺,他的提议随即得到何贤、何添兄弟的支持。霍英东听到此事,非常赞成,主动要求出资参与兴建。
  霍英东不但捐了钱,还亲自审看规划图纸,并且深入工棚,现场参与工程建设,了解宾馆建设进度……不到一年时间,一座园林式的豪华宾馆——番禺宾馆便落成开业。该宾馆占地6万平方米,环境清幽,富有江南园林特色。
  捐款,固然是为了振兴家乡经济,是支持家乡建设的一种善举。但霍英东是一个实业家,不是慈善家;慈善家惟施为乐,而实业家最大的乐趣,不在于做没完没了的捐赠,而是通过兴办实业,既能赚到钱,又能造福于社会,以此体现出自身的价值。在霍英东看来,光靠捐资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一个地方的落后面貌。他始终认为:“送一条肥鱼,不如送一张网。”他只想堂堂正正地回家乡、回内地投资,兴办实业,以带动当地经济的勃兴。
  “华侨和海外资本家回内地投资,向来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一天,霍英东突然间对我谈起一段往事,“以前,港澳同胞和华侨在广东华侨投资公司入股投资,把钱放在那里,可领取定息,这本来是支持祖国建设的义举;其实我们把钱存进去,从来没想过要领回来。我在内地没有任何亲戚朋友,于是经何贤介绍,我把这些入股证交由何贤在番禺的一位亲戚保管。但‘文革’期间,股证放在这个人家里,反而使他担惊受怕,他打电话给我,说他不敢保管这些股证了,问我怎样处理。他说退回给我,但他又来不了香港,而我拿这些股票又有何用呢?于是叫他干脆把股证用火烧掉算了。有些人认为海外资本家到内地投资,纯粹是一种‘剥削行为’。对此,我不能不慎重考虑。”
  霍英东捐资兴建番禺宾馆之时,已是1979年底。当时,内地虽然正在大张旗鼓地宣传“四化”建设,但尚未提出改革开放的政策,也没有外商进入内地投资的先例。所以,对进入番禺、进入内地办实业,霍英东仍然有所顾忌。
  他惟有等候机会。
  但他怎样也没想到,机会,竟然这么快就来到。
  第三十六章捷足先登 兴建高级酒店
  1978年底,霍英东和何贤率先进入内地,洽谈在中山县兴建高级宾馆事宜;1979年底,宾馆破土动工,一年后,中山温泉宾馆落成开张,成为内地第一间中外合作兴建的酒店。
  率先进入广东投资
  1978年12月19日,《澳门日报》刊载一篇题为“中山县翠亨村将辟为旅游区”的报道,称国家决定在孙中山先生的出生地——翠亨村建设旅游区,主要是为了吸引海内外游客,特别是港澳台同胞和华侨回来旅游观光。
  那一天,霍英东正在澳门与何贤商量有关番禺宾馆的建设情况。他看到了这篇报道,第一个反应是:应该到中山县去看看,说不准这是进入内地投资的好机会。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何贤。何贤长期来与中山县有密切往来,时常捐赠钱物给中山县,对中山县有很深感情。听霍英东一说,非常赞成,当即和他一起前往中山考察。
  中山县当时的县委书记是李耀祺。对于两位港澳实业界巨子的到来,李耀祺欢迎之至。听了李耀祺的介绍,霍英东对中山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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