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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鹅宾馆与霍英东方面签署的《合作经营协议》写明：“合作期限为15年，从宾馆开始营业之日算起，合作期满后，广州白天鹅宾馆的一切产权全部归中方所有，本协议即终止；在合作期满时，如乙方（霍英东一方）所得的总收益资金不足4000万美元，甲方（白天鹅宾馆）同意延长合作期限，直到乙方除所得税总收益达到4000万美元。”
按此协议，若以正式营业时间1983年2月为计，霍英东与“白天鹅”终止合作的时间为1998年2月；若以部分开业时间1982年10月为计，则终止合作时间为1997年10月，那正是香港回归祖国3个月后。据闻，双方最近已经就这个问题开始磋商。
合作经营15年之后，霍英东在白天鹅再扮演什么角色，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只有一个要点：在这15年间，霍英东一方是否已按规定得到4000万美元的收益？
据霍英东自己所言，他从没自“白天鹅”提取利益，“白天鹅”赚到的钱都是用于捐赠和再投入宾馆——那这部分资金，是属于中方（白天鹅）应得的呢？还是霍英东应得的？如果不是霍英东应得的部分，那问题倒很清楚：霍英东没有提取他应得的利益，15年之后霍英东若有意继续合作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但倘若是属霍英东所得的，则问题就较为复杂：这笔钱是用于捐赠和投进“白天鹅”去的，实际上并没有到霍英东手里，那是否将它算为霍英东应得的4000万美元之中去呢？
另一方面，何铭思先生有一次与我交谈时，却提及了关于此事的另外一种说法，他说：“……白天鹅赚的钱，他（霍英东）抓住一部分，但这些钱到现在还抓在手里没用过。”
由此看来，霍英东实际上是否拿到4000万美元收益这个问题，还是相当复杂的。
“白天鹅”的“九七”问题
现在，我们假设在15年间，霍英东获得的利润已超过4000万美元，那双方合作的可能性是否还存在呢？现在看来，虽然协议写明会终止合作，但由于多方面的因素，实际情况可能未必这样。
我曾经就此问题问过霍英东，但他一直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霍生，‘白天鹅’的合作期满之后，你们将怎样处理？”我问。
霍英东答道：“协议写明是按年息，将来还4000万美元给我的，作为偿还。当时我还给刘田夫、梁威林写信，说将来若赚到这些钱，我一分钱也不拿，作为国家的其它用途。”
“很多人都关注，15年期满后，你是否退出。这件事怎样处理？”
“不是退不退出的问题。国内有些事情很头疼，开始合作的时候，什么也无所谓。但现在搞不清楚，是旅游局还是……搞不清楚。国内的国有资产分配，归谁，这问题相当复杂，比如一个旅游局，上面有经委……以前搞宾馆是个包袱，如果白天鹅每年亏1000万美元，人人都会甩手不干。这个问题，最好不要谈……自己的想法，只有自己最清楚……”
霍英东欲言又止。很明显，现阶段，双方尚没有就这个问题达成共识。他说“自己的想法”是怎样的呢？我曾经无意中听到一些接近霍英东的人透露说：“如果内地方面要他放弃，他当然没办法，但他的意见，当然是希望合作下去。照理内地方面会知道怎样处理这件事，主要是内地会不会处理的问题。”
就此事，我也曾问过震霆，他还是“白天鹅”的7个董事之一。
我问他：“合作15年之后，‘白天鹅’怎么办？”
霍震霆说：“霍生（霍英东）很少考虑这个问题。这么多年来，中方没出过钱。如果大家合作，应该是风险共担。若酒店亏本，可能会把责任推给我们，让我们来搞，有钱赚就不同……借钱也是用我们的名义担保的。”
“一句话，15年后，你们有没有份？”
“我倒是反过来问：中方有没有份？基本上你一分钱都不投入。我的看法是，霍生（霍英东）纯粹是为国家，他最初不想管的。我当时还对他说：”霍生（霍英东），你不管不行的！‘“
对分分合合应是淡然以对
在霍英东投资、经营“白天鹅”的过程中，有一件事确令人匪夷所思。
“白天鹅”其实就是霍英东、彭国珍的香港维昌有限公司与广东省旅游局共同合作、合资兴建的，也就是白天鹅应该是合作双方共同拥有的。但是，在1982年10月5日，签署《合作经营白天鹅宾馆协议书》的双方中的甲方，却不是省旅游局，而是白天鹅宾馆，乙方却仍是维昌公司，这就变成白天鹅宾馆是投资合作的一方，而不是原先广东省旅游局和维昌公司共同兴建的项目，这就造成白天鹅只是投资一方，而维昌公司一开始就不拥有白天鹅的表面效果。
一般理解，这样的协议，对维昌当然是很不公平的。霍英东纵横商界几十年，不可能不知道这样签署协议有悖常理，有悖商业规则，于自己不公允。其实，稍有常识的人都不会这样签合同。
那霍英东为什么还是在这份协议上签名呢？唯一可以解释的是，霍英东一开始就不计较利益问题。事实上，第一，他最初与广东省有关方面洽谈建白天鹅是在1978、1979年，那时他对在中国搞酒店并不是抱很大的信心，对旅游业的前景并不是很乐观；第二，当时，投资回报如何不是他主要考虑的问题，他甚至已经做好了把投进去的资金当作捐赠给国家的打算。
后来，在这本书稿快将定稿时，我和霍英东谈到这个问题。可能对此问题有所保留，但简单的几句话证明了我以上的分析。
霍英东淡然说：“没野 （没事）的，那时，协议……如果捐资肯定大家都说好。”
“问题是，这给协议签得有些离谱？”
霍英东想了一下，说：“那时，我们对宾馆信心不是很足，几十元一个房，那时的价格就是这样，怎么经营？所以，我说道绝对没有想过要靠宾馆来发财，但当时又不能说自己是支持改革开放……”
“但表面看来，似乎你们吃亏？”
“都不是的。”
由此还可以推测，霍英东在当初决定投资兴建“白天鹅”乃至“白天鹅”落成开业，签署那份协议时，他并没有15年后再合作下去的打算。在整件事中，他始终关心的只是：兴建、经营“白天鹅”能否给国家带来什么好处？能否为改革开放事业创造出一种可供借鉴的模式？如此说来，霍英东投资经营白天鹅，早已达到了原先设想之目的，无论他后来的想法有什么改变，也无论以后的情况如何，他已经是一个成功者，收获已非常之大。试想，这10多年来，外商进入中国内地投资经营酒店者不乏其人，但像霍英东这样屡创新猷，探索出一种被内地旅游业所广为推广的酒店管理模式者，又还有哪一位？
我不是很清楚霍英东对此事的真切想法。但倘若霍英东现在真的有意合作期满后仍然合作下去，而却不能如愿以偿，那我想他的心态应该是极之坦然的。投资、经营白天鹅，原先想得到的东西全部得到了，原先没想得到的东西也意外地得到了，那放弃它还有什么好可惜和留恋的呢？
我曾经和“白天鹅”的一些员工闲聊，他们个个都是言必说霍英东，口口声声把“我们老板”挂在嘴上。我感觉到，在他们心目中，他们只有一个老板，那就是霍英东。所以，我甚至认为，即使霍英东有朝一日退出“白天鹅”，他的威望和影响力也绝对不会因此而消失。做人如此，夫复何求？
套用一句极之流行的话来说，对此事，霍英东的心境应该是：“不在乎天长日久，只在乎曾经拥有！”
2003年2月6日，中国首家中外合作的五星级酒店——白天鹅宾馆合约正式到期，按协定，合约期满后的白天鹅宾馆资产收归广东省政府所有。霍英东的公司将以承包的形式继续经营白天鹅宾馆，这是中国首例由外资来承包经营酒店业国有企业。
20年来，白天鹅宾馆树立了广受海内外各界肯定和赞赏的民族品牌，为中国的饭店业争得了一项项荣誉：1985年7月被“世界一流酒店组织”接纳为首个中国成员；2002年被亚洲酒店网评为“中国最佳酒店”。2000年，白天鹅宾馆注册的“白天鹅”商标被国家工商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成为中国酒店业至今惟一使用在宾馆服务上的驰名商标。
截至2002年12月31日，白天鹅宾馆共实现营业收入53亿元，上缴各项税金5亿元，利润总额也达到5亿元。
“20年来，白天鹅宾馆的经营发展十分成功，我也倾注了许多心血，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今天的白天鹅已经不仅仅是一座宾馆，更是一个响当当的民族品牌。”霍英东说。
霍英东用“一二三四五”概括了白天鹅宾馆的特色：一马当先——它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落成的中国第一家中外合作的五星级酒店；二十年——从1983年2月6日开业到如今走过整整20年的光辉历程；三自——它是中国第一家“自行设计、自行建设、自行管理”的现代大型中外合作酒店；四门大开——中国第一家敞开大门允许老百姓参观游览的高级酒店；五十佳——两度蝉联“全国五十佳星级酒店”榜首。
第四十一章身患癌症 祖国倾力抢救
事有巧合，霍英东和他的好朋友何贤，几乎同时患上癌症。我国政府对这两位为祖国建设出过大力的港澳巨商极为关怀，建议他们到北京治疗。何贤去了美国治疗，霍英东去了北京。结果，霍英东闯过了鬼门关，何贤却不幸病逝。
与何贤同时患上癌症
1983年年中，也就是白天鹅全面开业之后，霍英东感觉身体有些不适，一经检查，原来是患了癌症。
“这是生死问题，一听到这个消息，相当绝望！”霍英东对我说。
霍英东曾经说过，自年青时踏入社会工作起，他几乎没有休息过一天；几十年如一日，每天都忙于商务。平日虽然繁忙，但生活甚有规律，除出差外地，他每天的生活几乎是自成一律的。
虽然天天忙于工作，但由于霍英东长期来坚持体育锻炼，故向来身体都不错，极少有什么大小毛病。凡见过霍英东的人，都说他身体硬朗，精神矍铄，目光犀利，思维敏捷，精力过人。自年过花甲之后，即使每天连续工作10多个小时，仍然毫不现倦容。
所以，得知他身患癌症，他的家人、朋友都觉得很突然。霍英东身患癌症，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遗传，其父当年也是患癌症去世的；二是与他那几年操劳过度有关。在中山温泉宾馆和白天鹅宾馆兴建期间，霍英东时常在内地香港之间奔波，为这两个项目劳心劳力，以致心力交瘁，积劳成疾。
而霍英东自己也多次对我说，他那时患癌症，是与他那几年为了“中山温泉”和“白天鹅”的事操劳过度有关。他说：“这两件事，自己花的钱虽然不是很多，但我知道这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作用很大，所以那几年是自己最辛苦的几年。中国大酒店有七个财团在搞，花园酒店也是几个财团，只有‘白天鹅’，是我一个人孤军作战，结果‘白天鹅’开张后，我就病倒了，自己还认为这次没命了……”
“当时，有没有后悔呢？”我问。
“绝对没有。”霍英东不假思索地说，“那时真是没后悔。为什么到现在自己还那样搏命做，个个礼拜都要上内地，没有别的，只是……当然，爱国的形式各有不同，你说谁不爱国？但自己确实是想为国家做点事。”
可以称作巧合的是，几乎在同一时间，霍英东的好朋友何贤也患上了癌症。
自1978年何贤邀霍英东首次回故乡番禺县之后的那几年，他们两人的名字时常是相连在一起的。他们时常一起回内地，为家乡的建设、为内地的改革开放事业，出谋献策，出钱出力——1979年，中山县小榄镇菊花展览会开幕，何贤和霍英东应邀一起到小榄参观。
1981年2月底到3月初，同为港澳区全国政协常委的何贤、霍英东，一起到北京列席全国人大五届十七次会议，并一起出席由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的座谈会，就调整国民经济计划和政府工作问题出谋献策。
除了一起捐资兴建番禺宾馆和投资兴建中山温泉宾馆外，霍英东和何贤还积极为家乡修桥铺路。1983年初，两人捐资兴建番禺大石大桥。在此之前的1981年8月，两人也共同倡议和资助兴建广州至珠海公路上的四座大桥——沙口大桥、细滘大桥、三洪奇大桥、容奇大桥。
1981年11月底，何贤和霍英东同时应邀上京，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民主协商会，对加强全国人大常委权力机构作用问题提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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