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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11月底，何贤和霍英东同时应邀上京，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民主协商会，对加强全国人大常委权力机构作用问题提建议。
1981年12月，他们两人又同时上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霍英东在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时发言指出，国家利用外资应该通盘考虑和量力而行，必须多了解投资者背景，充分考虑投资者的条件和可靠性。他还谈到他和何贤捐资、投资兴建的番禺宾馆和中山温泉宾馆，说这两个项目的设计施工都是靠国内的力量，设计的完好和建设速度之快都令人满意，故利用外资的同时也应该充分利用国内的力量。
一位与霍英东、何贤都十分相熟的人士曾对我说及他们两人的关系：“何生和霍生是很要好的朋友，何生除了好赌以外，各方面都很受人尊敬，他帮过霍生，比如带他回乡下寻根，为霍生回内地投资拉线；但何生经济状况不好时，霍生也帮不少忙，比如他和霍生一起给内地捐赠或投资，他那部分有时是霍生帮他出的，大家关系很好！”
在1978年至1983年，何贤是霍英东最亲密的合作伙伴，他们之所以在那段时间走在一起，正是因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当他们同时患上癌症的消息传出，有人称这回他们是“同病相怜”了。
霍英东和何贤虽然“同病相怜”，但最后的命运却并不相同。
霍、何都是中方的老朋友，过去，中方在港澳的工作，对他们倚重很深。这些年，他们率先回内地投资，为内地的建设出钱出力，更为中方敬重。内地方面得悉他们患上癌症，甚为关切。
据闻，内地方面当时曾建议何贤去北京接受治疗，表示中央和国务院会给予特别关心。但何贤仍然决定按原计划到美国接受治疗。
何贤到美国治疗后，病情未见好转，后又转回香港治疗。1983年11月15日，何贤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就要求回家乡番禺一次。11月24日，何贤在家乡住了10天后，要回香港继续治疗，当经过他和霍英东捐助正在兴建的大石大桥时，泪流满面，舍不得离开家乡。12月6日，何贤病逝于香港，终年75岁。国家领导人李先念、叶剑英、彭真等发来了唁电，当时的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人在参加何贤的追悼会后，还亲自为他扶灵。
中方建议霍去北京理疗
关于霍英东治病的情况，前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人在他的香港回忆录中提及：“霍英东去北京治疗前，我给中共中央、国务院发电报报告这件事，并派专人去卫生部、港澳办交涉安排。党中央、国务院的负责人在接到我的申报后做了专门的批示，卫生部因此十分重视，集中了全国的名医到北京为霍英东治病。不久，霍英东康复了，回香港后，他对我表示感谢，用了四个字：”再生之德‘。我表示不敢当，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对霍的关心，我们应该做的。“
霍英东曾对我谈及他患病、治病的事，但他所讲的情况却与这段回记录所写的有较大出入。
“当时，我这里有一块东西，我初初认为是鼻咽癌。”霍英东指着自己的鼻子对我说。
“何鸿超是香港治疗癌症方面最有名的专家，我找他检查，原来是患了淋巴癌，同我老窦（老爸）当年患的病症一样。那是1983年5月。接着就在香港做了切除手术。给我做手术的都是香港最好的医生，一个是陈鸿章，一个是何鸿超，还有一个港大的教授，这个教授是梁智鸿（立法局议员）的老师，梁智鸿当时也参与手术。切除之后，最关键还是要理疗，理疗得好，病症就不会复发，这是最重要的。于是，后来就决定到北京进行理疗。”
“去北京理疗，是不是由那位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人联络和安排的？”我问。
“可能不关他的事，他是1983年7月1日到香港任职的，我8月份就启程去北京接受治疗，但五六月份就已经着手安排好了。
“最初，我到广州中山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找李振权医生，李振权是国内治疗肿瘤的权威。那时内地的肿瘤医院设施很差，广州医科大学肿瘤医院的电梯是没门的，我见到一些纱布与饮茶的杯混在一起，医院的空气很不好。李振权建议我到美国一家肿瘤医院治疗，他说那是美国治疗淋巴癌最权威的医院，他儿子当时就在那家医院读医学。去哪里治疗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时，中方已经帮我联系好北京的医院。”
“你当时打算去哪里医？”
“我也是犹豫的。那时，李振权已帮我在美国那家医院订好床位，约了医生，他总是强调美国的医疗水平高、设备好。何贤那时也去了美国治疗。但我觉得应该尊重中方的意思。他劝我别犹豫了，还是去北京吧，我就决定去北京。”
“其实，决定去北京治疗，除了是尊重中方的意见外，是否也对内地的专家信心足一些？”
“不完全是。一个病人，自己去选择医生是很难的。当时，所有的朋友都劝我到美国，当中何鸿燊和我的子女还劝我：”其它事可以爱国，治病的事不同的，一定要相信科技！‘但我最后还是下了决心，听从何生的安排。“
据说，霍英东当时决定不去美国治疗还有这样的考虑：不知美国方面欢迎他的程度，对他是否很友好？
祖国救了霍英东一命
“内地方面是不是从全国各地抽调专家为你治疗？”
“不是的。我是到北京中科院肿瘤医院理疗的。那间医院搞了10年才开业，我刚去时，几乎是第一个接受治疗的病人。”
“北京方面有没有对你特别照顾？”
“没有的。”
“在北京治疗的情况怎么样？”
“放疗、化疗总共用了一年多时间，六个疗程，每3个月一个疗程，每次做14日，将那些癌细胞杀死，以免复发。每次疗程之后，就要休息，恢复体力。”
“那么，那段时间什么事也干不了了？”
“那一年多时间，可以说是处于半退休状态。那时，白天鹅刚开业，一些活动照样参加，8月到北京，接着9月到上海参加全国运动会。在上海那次，很担心出事，我住在锦江饭店，冷气12点关掉，刚睡着就没冷气，很热，全身冒汗，很容易感冒……”
“是不是到那公干，要随身带医生？”
“没有，哪里有医生带？那时没有的。最紧要的是吃多一些蛋白质的东西。理疗很重要，就是要根除，不给复发，一复发就很麻烦。”
“你的病属于晚期还是早期？”
霍英东似乎不想回答这个问题，他话题一转，说：“那时，听说每一千人有一个人有机会患上癌症。我当时想，怎么这么不幸，自己竟然是这一千人中的唯一一个……”
“化疗期间，你的生理反应大不大，比如有无掉头发？”
“医生给我说，可能会掉头发，我也因此准备了一顶假发，但结果并没有掉……”
当时有人认为霍英东患这种病可能只能捱3至5年，因为这种病往往是隔3年5年或7年就复发。据说给霍英东治疗的北京肿瘤医院院长，也患了淋巴癌，却医治无效。但霍英东接受治疗已经12年，至今依然无恙，有人说，这和霍英东的身体基础和心境有关。他长期坚持锻炼，身体基础好，加上对病情想得开，四周走动，不当自己是一个病人。
可能是为了报答内地方面对自己的“救命之恩”，霍英东后来捐赠了848万港元给中国癌症研究基金会，并于1987年和王宽诚、胡汉辉等香港富商共同出资塑造一尊“战癌女神”铜像，矗立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内，以激励研究人员战胜癌症、造福人类。
而后，对于内地的医疗事业，霍英东慷慨捐献，比如捐资100万美金，兴建心血管病研究所心脏中心；捐赠2200万港元，兴建广州暨南大学华侨医院门诊大楼；1988年，他到北京解放军总医院检查身体，了解到这所很有名望的医院新成立了泌尿外科体外碎石中心，但却缺少先进的体外碎石机，于是主动捐赠一台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西德产品HM…4型体外震动波碎石机，价值150万美元。他还捐资2200万港元给广东省人民医院，兴建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门诊医疗中心。
对于何贤这位多年的好朋友、近年最亲密的合作伙伴不幸病逝，霍英东极之悲痛。1984年11月，在广珠公路四座大桥全部通车典礼上，霍英东充满感情地对数千名来宾说：“在庆祝广珠公路四座大桥全部通车的日子里，我们十分怀念何贤先生，何贤先生是建筑广珠公路四座大桥的积极倡导者和资助者之一，他生前十分关心和支持四座大桥的建设，可惜在一年前他已离开了我们！”
在北京接受治疗期间，内地的一些医学专家曾建议霍英东坚持冷水浴，说冷水浴对身体有好处。从那以后，霍英东买了一套冷水设备，放在家里。每天上午一起床，他就把游泳池的水温调到摄氏10度左右，在里面游半个小时之后，又到一个水温只有三四度的冰水池里游，跟冬泳并无两样。
至于饮食习惯，则仍然没有改变。凌汉伟介绍说：“饮食方面，他这些年也是一样，从不讲究。白天几乎不吃东西，平时请人吃饭，鱼翅、鲍鱼总是拿给别人吃，他宁愿叫酒家烧两只乳鸽让他带回家，晚上吃宵夜，或者叫家里煮好饭，煎条鱼，等他回家吃，吃饱就睡觉。有时喜欢吃牛肉，就餐餐吃牛肉；有时喜欢吃鱼，就天天吃鱼。改革开放以前，他到内地去，总是自己带炉、带锅，带一些粟米、芋头。现在好了，可以不带锅了，好像到中山、广州，酒店知道他要吃这些，就预先准备好……”
在采访霍英东期间，有一次，我们几个人在中华游乐会吃饭。霍英东也在座，但他并没有叫东西吃，只是吃了一些自己携带来的用小纸盒装着的似是麦片的东西。我问他所吃何物，他说：“这些东西，喂猪，猪都不吃，很难吃的，但有些纤维，对肠胃好。人生并不是因为有很多钱，就有很多享受。”
第四十二章捐资廿亿支持祖国建设
1984年，霍英东出资10亿港元，成立“霍英东基金会”，致力于中国的投资和捐赠。近10多年来，不少香港巨富纷纷捐款给内地兴办各种事业，如“影视巨富”邵逸夫、“香港超人”李嘉诚等。至于霍英东，可能是对内地捐款最多的华人资本家，他作为爱国资本家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
在广东架金桥
近10多年来，霍英东可能是在内地最广为人知的香港资本家，有人曾以古诗“天下谁人不识君”来形容他在内地的知名度。霍英东在内地的知名度，除了来自他大举在内地投资办实业外，主要还是因为他对内地的庞大捐资。
1982年，霍英东曾和香港另一富商李兆基等人发起建立以育才树人为宗旨的培华教育基金会，霍英东出任监事一职。为了配合市场经济的发展，培养高级经济管理人才，10余年来，培华基金会在全国各地组织了大量的教育与培训活动，仅组织赴港考察的干部就数以千人计，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霍英东自身患癌症之后，有较多的时候躺在床上休息，思考问题。久而久之，他的人生观、价值观有了很大的改变，似乎突然间大彻大悟起来。这场病给了他最大的启迪是：人活着，就要回馈社会。正如他后来在一次演讲中所说：“……对人生祸福得失，我不敢说看得很透，‘人生易老，天难老’，‘人寿几何’，能毫无所感？个人生活的需要，老天爷是有尺寸，不能多占多用，不管心里怎样想，生理有个极限，真是‘万顷良田一斗米，千间房屋半张床’，我的胃纳还算不错的了，自问一顿吃不下一斗米。到我这样年纪的人，人世间许多事都看过，今天虽然事业薄有所成，也懂得财富是来自社会，也应该回报于社会。社会的进步发展，是一代人一代人奋斗积累的结果，从个人来说也希望为桑梓造福，为子孙积德，历史长河就是这样延续发展向前的。”
有了这个觉悟，霍英东致力祖国改革开放和社会公益事业的心情更加强烈，对钱财问题看得比以前更淡。1984年，他宣布出资10亿港元，成立“霍英东基金会”，通过投资和捐赠形式，参与中国内地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福利事业。而在此之前，霍英东已经捐了不少钱，在内地兴建了不少项目。
在家乡番禺县，霍英东除了与何贤等人共同捐资建番禺宾馆、大石大桥外，还捐款1000万港元，兴建洛溪大桥。洛溪大桥横跨珠江航道，全长1900多米，是沟通广州市和番禺的主要通道。该桥通车后，广州至番禺县城市桥只需一个小时，比以前减少了一个小时以上。
继大石大桥和洛溪大桥后，霍英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