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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饭问题解决了。想到这一切，内心百感交集，感慨万千，所以，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那个记者一问我，我就流泪了。那个记者还认为我是见到采访才流泪，其实是看到整个国家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才有这么大的感触。”
“这段往事，我从来没有跟别人提过，如果给别人说一个大男人流泪，不是很好听。但是，那时确实是百感交集。我记得，那年春天，邓小平南巡，在中山温泉，我和他见了面，谈改革开放的事；又在白天鹅宾馆请他吃西餐，我记得当时他说了一句话，大概内容是要重点发展长江、珠江和闽南三个三角洲。离开广州后，他又去了上海考察，不久中央、国务院又宣布沿海14个城市为中国重点开放、发展的城市。正是因为有改革开放，国家才有那么大的变化。那时，我还在治病，身体还较差，但看到国家一天天好起来，人民的吃饭问题解决了，内心真是好欢喜……”
霍英东多次向我述及这段他“从来没有跟别人提过”的往事，当然不是为向外人宣扬、昭示他的爱国之心。他的上述话，既是他蕴藏于心底的家国情怀的一次自然流露，也是他心中一个强烈的信念的强烈宣示。
第四十三章纵横捭阖 俨然体育大使
继1974年解决中国加入亚洲足联的问题之后，霍英东继续充当“中国体育大使”的角色，于国际体坛展开斡旋，最后在国际足联、国际自行车协会、国际篮联、国际妇联等组织，解决中国的会籍问题……
霍震霆与中国台湾代表“扎马”荷兰
20世纪80年代初期，除了到内地捐赠和大举投资办实业外，霍英东还时常到世界各地奔走呼吁，以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世界各单项体育组织中的合法会籍。
虽然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已经被联合国承认，取代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但由于中国台湾仍然与一些国家和国际体育组织保持关系，故除了亚洲足协等个别体育组织接纳中国为成员外，中国重返大多数的国际单项体育组织，则是在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让中国取代台湾成为会员之后的事。
1979年10月，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在日本召开大会，中国也派代表参加。当时，台湾仍在国际奥委会占一席之位。中国代表向大会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既是国际社会承认的唯一代表中国人民的合法政府，则应该取代台湾，重返国际奥委会；若台湾要继续留在国际奥委会，就必然作为中国的一个地区组织，要改名、改旗、改歌。
中国的提议被国际奥委会接纳为议案，并付诸表决。结果，提案获得大多数支持，台湾被赶出了国际奥委会，中国在国际奥委会被剥夺了30年的合法权利得到恢复。
消息传来，霍英东欢欣鼓舞。他想：中国既然已经重返国际奥委会，则中国要重返其它单项体育组织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每次中国要重返单项体育组织，还是阻力重重。
1980年，霍英东的长子霍震霆代表香港自行车协会，远赴荷兰参加国际自车协会的年会。会前，两父子已经“密谋”一番，商量如何协助中国加入国际自行车协会。霍震霆联合其他代表，向大会提出议案，要求台湾改名“中国台湾”或“中国台北”，不能使用“国歌”和“国旗”，同时接纳中国参加国际自行车协会。
霍震霆这次赴荷兰，同行者只有他新婚不久的太太朱玲玲。因为是他单枪匹马与台湾方面较劲，所以对这段往事，他仍然记忆犹新。
“我和我太太到荷兰，一住下酒店，就有7个台湾特工在那里等候我们，查看我们在酒店登记的资料。其实，每次到外国参加体育组织会议，总是这7个台湾佬和我们周旋，我们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吃饭他们也跟着。我现在都希望有机会再见到他们。”一次，霍震霆向我回忆说。
霍震霆又说，每次，这7个人都对他说这样一句话：“我们是台湾，是中华民国，国际体育的每一个会，我们都是创始国。”
而每次，霍震霆也总是这样回敬他们：“次次开会，都是你们这些人，都是假货。我是运动员，来自香港，我可以代表香港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参加比赛、进行体育交流，我觉得你们不应该利用体育搞政治。是呵，你们的‘国旗’很漂亮，‘中华民国’的名很好听，但你们的运动员不能到英国、香港……最简单的办法，是不要坚持扯你们的旗，不要坚持用‘中华民国’这个名，这样，明天你们就可以去香港、去英国，去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比赛。而中国也可以做会员，全世界的运动员都可以在一起……”
正式开会了，台湾方面联合一些支持者，反对霍英东等人起草好的方案。台湾代表发言说，台湾与其它会员是一样的，权利是均等的，若要改名、改歌、改旗，就是对台湾的歧视。
霍震霆在会上对议案据理力争，极力反驳台湾代表的观点。
支持和反对的声音此起彼伏，现场气氛非常紧张。
最后对议案进行表决。结果，以一票之差通过议案，中国得以加入国际自行车协会，而台湾也被要求改名、改歌、改旗。
邀国际足联主席访问北京
霍震霆开完国际自行车协会大会回到香港，霍英东来不及与他好好长谈，就动身到外地参加国际足联会议。他是以亚洲足协副会长和香港足球协会会长身份参加这次会议的。
这次会议，将会对中国加入国际足联的问题进行表决。
自1974年，中国取代台湾参加国际足联的申请败北于德国法兰克福之后，霍英东并没有就此罢休，他仍然想方设法，在世界足球界斡旋，为中国加入国际足联奔走呼吁。
法兰克福会议之后不久，国际足联主席和秘书长应霍英东的邀请访问北京。霍英东邀请他们来，是为了加强沟通，帮助中国解决在国际足联的会籍问题，但那时中国某些部门对他们很冷淡。他们晚上9点钟到北京机场，但没有人接机。他们到了北京饭店，发觉给国际足联方面安排的客房很小，见到霍英东父子住的房间比他们的大些，有点不愉快。在饭店，也没有人陪吃饭，只有霍家父子和他们一起吃冷盘。霍英东觉得很不好意思。第二天大家开会，国家体委派两个副司长参加，负责接待。谁知，一开会，北京方面就把人家骂了半天，骂他们是“资本主义的走狗”，搞得霍英东极之尴尬。后来，副总理陈锡联、国家体委负责人庄则栋出来会见他们。霍英东还陪他们游览了长城、颐和园。那次北京之行，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阿维兰热当国际足联主席之后，霍英东与他的接触比较多。1976年，霍英东和女儿丽萍到加拿大蒙特利尔参加国际足联会议。之前，父女俩已到巴西找过新会长阿维兰热。阿维兰热不会讲英语，霍英东的女儿会讲法语，霍和阿就通过丽萍交谈，大家达成一个协议：蒙特利尔会议上用简单多数表决的方法，表决中国的入会问题。但国际足联秘书长亲台，且与阿维兰热关系不是很好。开会时，他想出了很多办法，最后使得由霍英东主持策划、以非洲一个国家名义提出的关于中国入会之议案无法以足够票数通过。
中国重返国际足联几经周折
两年之后，1978年5月，世界杯足球赛在阿根廷举行，国际足联也选择那个时候在阿根廷开会。
之前，霍英东为了在这次大会上解决中国入会问题，在背后进行了大量的斡旋和策划工作。他联合科威特足协代表沙东和来自伊朗的亚足联代表会长ATABAI等人，以伊朗的名义起草了《恢复中国在国际足联合法席位及驱蒋提案》，提交阿根廷大会讨论。另外，霍英东又分别在香港与意大利驻港领事MR。PISANI，在罗马与意大利外交部大使ROMUALDO、国际足联副会长MR。FRANCHI（法兰西）、意大利足球总会秘书ANTONIOLI，在巴黎与ADIDAS总裁HORST DASSLER（荷斯）等人会面，向他们游说并得到他们的支持。
阿根廷会议从上午9点钟开始。谈起那天大会的情况，霍英东回忆道：“会议一直开到晚上9点钟，中间没吃午饭、晚饭，也不喝水，大家激烈辩论，个个精疲力尽、喉干口渴，欧洲代表始终不同意用简单多数表决方式表决议案。那时的政治气候对中国有利，于是阿维兰热下了决心，最后说：”我认为这件事，并不是开除谁的问题，而是这个位让给谁坐的问题，谁是代表中国的唯一政府的问题。‘讲完，他按照我们的要求，用简单多数方法举手表决我是亚洲足球联合会的主席，我一举手，一些国家、非洲国家代表纷纷跟着我举手，结果以简单多数通过。这时，一些欧洲代表涌上主席台，抗议这个结果，把事情弄得很大，最后中国入会问题又再一次失败了。阿维兰热当时很不高兴，说什么这样下去他就辞职。他要求大会授权给他，或者执委会授权给他，在两年之内，一定要解决中国的会籍问题。“
1979年5月，霍英东赴瑞士苏黎世出席国际足联75周年纪念及国际足联执委会议。他在会上要求阿维兰热在处理中国入会问题时态度一定要坚决，并且到表决时以简单多数票方式。会上，阿维兰热发表声明：希望能在1980年解决中国入会问题，并且希望下次执委会在中国举行。3个月后，霍英东、霍震霆、朱玲玲就陪阿维兰热率领的国际足联访问团到北京，与中国洽谈中国入会的问题。阿维兰热一行返国途经香港时，霍英东还特意请他们到家里做客。那时，正巧香港足球总会新会址落成，阿维兰热还应邀为新会址主持开幕式。
按阿维兰热所言，1980年内要解决中国入会问题；加上自己事前已游说不少代表支持，故而霍英东原先也觉得他主持起草的议案会顺利被表决通过。
但几天前的国际自行车协会，仅以一票之差通过中国入会，霍英东由此得知台湾仍然有不少支持者，不能对他们掉以轻心。国际足联基本上是欧洲人掌权，会议代表也以欧洲人居多，故欧洲代表是各方面都力争的对象。
中国台湾代表向欧洲代表游说，认为台湾方面可以改“中华民国”的名称，但无必要在议案加上“不能挂国旗、奏国歌”这一句话。欧洲代表也大多表示同意。
霍英东闻说此事，甚为担心，他很清楚，不加上“不能挂国旗、奏国歌”一句，客观上就是仍然承认“两个中国”。他向大会建议：台湾既不能沿用“中华民国”之名，当然也不能沿用以往的“国旗”和“国歌”，这在国际奥委会已有先例，台湾只能仿效奥委会做法，另制一旗，另选一歌。
经霍英东据理力争，欧洲代表也觉得言之有理。最后由国际足联负责人亲自出面，与台湾代表讲清楚，台湾代表无话可说，只好眼巴巴看着自己的“国名”、“国歌”、“国旗”被国际足联修改。
中国加入国际篮联的情况，与加入国际足联的情况甚为相似，也经历了不少风波。霍英东曾为此四出斡旋，纵横捭阖，当中经历的每一件事、每一个细节，霍英东仍然记得一清二楚。他介绍说，有一次，国际篮球联会秘书长威士特钟士（音译）到香港来，他盛情邀请威士特钟士到家里做客，但对方却说：“你请我吃饭，这没问题。但有一个条件，你不要叫我把台湾踢出会！”霍英东就说：“好，大家就不要谈台湾问题！”
威士特钟士向来是亲台反共的，但在霍英东等人的游说下，最后还是帮助中国解决了国际篮联的会籍问题。但台湾方面不甘心，为此策动一些国家的代表，另搞了一个篮球单项的亚洲组织，推举韩国代表为会长，意图与国际篮联对着干。
霍英东闻讯后连忙赶去韩国，向韩国有关人士提出，若要成立这个新组织，必须得到亚洲各国、各地区代表的支持，并须以投票方式表决。韩国方面迫于各方压力，不得不接受霍英东的提议，但却要求用通讯投票方式表决。霍英东担心有人会借口收不到票，制造新的麻烦。于是，他亲自出马，到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地，向各地代表游说，并把投票收集起来，直接送往韩国。在一张张反对票面前，韩国方面理屈辞穷，只好放弃这个组织。
中国台湾入禀英国法院告国际羽联
霍英东俨然一个“体育大使”，为中国加入世界体育组织问题，在世界体坛纵横捭阖。
在国际足联解决中国和台湾的会籍问题后，1981年，霍英东又邀请世界羽联和国际羽联的代表到香港来，就这两个国际羽毛球组织谁是谁非、或分或合的问题进行谈判。
其实，这两个国际性羽毛球组织同时存在，霍英东就是始作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