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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晴明的上午我挟了一本Whitman底诗集从树林中散步归来，接到了一封经过西伯利亚来的信，这是我大哥从成都寄的。信里充满着感伤的话，大哥是时常这样地写信的。
我一字一字地把信读了。我不觉回想到从前做孩子的时候我和他在一起度过的光阴。我爱他，但我不得不永久离开他。我底苦痛是很大的，而他底被传统观念束缚着的心却不能够了解。我这时候苦痛地思索了许久，终于下了一个决心。我从箱子里翻出了那一部未完的小说稿，陆续写了第七，第九，十三，三章。因为那时我已经译完了《伦理学》底上卷，送走了那些古希腊的哲人和罗马的圣徒。我有时间来写小说了。
后来根据一个住在南方的朋友的来信，我又写了《灭亡》底第八章《一段爱情的故事》。这朋友是我所敬爱的，他底爱情里的悲欢也曾引起我底共鸣。我很抱歉我把他底美丽的故事送给了像《灭亡》里的袁润身那样的人。所以回国以后我又把那故事改写成了一篇题作《初恋》的短篇小说来献给他。
以后这工作就没有间断了。每天早晨我一个人在树林里散步时，我完全沉溺在思索里。土地是柔软的，林外是一片麦田，空气中弥漫着甜蜜的麦子香，我踏着爬虫，听着鸟声，我底脑里却现了小说中的境界，一些人在我底眼前活动，我常常思索到一些细微的情节。傍晚在和朋友们散步谈话中，我又常常修正了这些情节。（下午的时间就用来译书和读书。）夜静了，我回到房里就一口气把它们写了下来。不到半个月的工夫我就写完了《灭亡》底十九，二十，十五，十四，二十一这五章。
这样我底小说就差不多完成了。在整理抄写的时候，我加进了一章“八日”（即第十六章），最后又添了一个结尾。我用五大本硬纸面的练习簿把它们容纳了。我底两个朋友中的那个研究哲学的很高兴地做了我底第一个读者。他给了我一些鼓励，但我还没有勇气把这小说稿寄给国内的任何书店去出版。我只想自己筹点钱把它们印出来给我底两个哥哥翻阅，还送给一些朋友，恰恰这时候国内一个朋友来信说愿意替我办理这件事情，我便在稿本前面添上一篇序，慎重地把它们封好挂号寄给那朋友去了。
稿本寄出后我也就忘了那事情。而且我们三个人又同车回到巴黎去过那热闹的生活。过了两月上海那个朋友底回信到了。他说稿本收到，如今正在翻阅。我也不曾去信催促他。
直到一九二九年初我回到上海，才在那个朋友处看见《小说月报》上面的预告，知道我底小说被采用了。那朋友违反了我底意思把它送给《小说月报》底编者，使它有机会和一般读者见面，我觉得我应该感谢他。然而使我后来改变了生活方式，使我至今还陷在文学生活里而不能自拔，使我把青年的生命浪费在白纸上，这责任却也应该由他来担负。
一九二九年我住在上海，译了几本书，翻译《伦理学》下卷底工作又使我不得不去叩斯宾诺沙，康德，叔本华诸位底坚硬的铁门。这样弄昏了我底脑筋。我没有写小说，而且我也不想写小说了。
第二年我才写了一本《死去的太阳》，和那一个叫做《房东太太》的短篇，那是根据一个朋友底叙述写成的，自以为都写得很不如意，有些扫兴，而且那些时候又忙着读书，觉得我这人不宜于写什么小说。但是一件偶然的事情改变了我底心思：在一个七月的夜里，我忽然从梦中醒了，在黑暗中我看见了一些痛苦的景象，耳边也响着一片哭声。我不能够再睡下去，就爬起来扭燃电灯，在寂静的夜里我写完了那题作《洛伯尔先生》的短篇小说。我记得很清楚。我搁笔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我走到天井里去呼吸新鲜空气，用我底模糊的眼睛看天空。浅蓝色的天空里正挂着一片灿烂的云霞，一些麻雀在屋檐上叫。我才回到床上睡去。
我这样开始了短篇小说底写作以后，在这一年里我又写了《复仇》，《不幸的人》，《亡命》，《爱底摧残》……等九篇。
这些文章都是一种痛苦的回忆驱使着我写出来的。差不多每一篇里都有一个我底朋友，都留着我底过去生活里的一个纪念，现在我读着它们，还会感到一种温情，一种激动，或者一种忘我的境界。
其中《亡命》和《亚丽安娜》两篇是我所最爱的，它们表现着当时聚集在巴黎的亡命者底苦痛。亚丽安娜，这个可敬爱的波兰女革命家要回到华沙去。那一天我和吴替她提着箱子把她送到一个朋友家里，我们带着含泪的微笑和她握手，说几句祝福的话语，就这样分别了她。当她底背影在一个旅馆底大门里消去的时候，我底精神被一种崇高的感情沐浴着，我底心里充满着一种献身的渴望，但愿我能够有一千个性命用来为那受苦的人类牺牲，为那美丽的理想尽力。我底眼里贮满着这青年女革命家底丰姿，我和吴进了圣母院这古建筑，登上了那高耸的钟楼。站在那上面，我俯瞰着巴黎的街市，我看那赛纳河，它们变得很渺小了。我想起了刚才别过的异国女郎，我想起了华沙的白色恐怖，我想起了我们底运动，我想起了这个大城市在近两百年间所经历过的一切，我不觉感动到流下眼泪来。我颤抖地握着吴底手诚恳地说：“吴，不要失望，我们底理想一定会胜利的。”这时候他正用着留恋的眼光看那躺卧在我们下面的巴黎，他便掉过头来回答我一个同志底紧握。他忘记了他自己和亚丽安娜一样，也是因了国际大会底事情被法国政府下令驱逐的人。
以后因了驱逐令延缓了一些时候的缘故，我们还和亚丽安娜见过面，吴和她过往得很亲密。后来吴回了国。她也离了巴黎。我就再没有得过她底消息了。
直到前年我在北平意外地从一个朋友那里知道一点她离开巴黎以后的消息，我便带着悲痛的怀念续写了《亚丽安娜·渥柏尔格》。甚至到现在我每想起和她分别的那一天的情景，我还感到心情的高扬。我感激她，我祝福她，我愿把那小说献给她。
翻过来就是一九三一年。连我自己也料想不到，我竟然把这一年的光阴差不多完全贡献在写作上面去了。每天每夜热情在我底身体内燃烧起来，好像一条鞭子抽着那心发痛，寂寞咬着我底头脑，眼前是许多惨痛的图画，大多数人底受苦和我自己底受苦，它们使我底手颤动着，拿了笔在白纸上写黑字。我不住地写，忘了健康，忘了疲倦地写，日也写，夜也写。好像我底生命就在这些白纸上面。环境永远是如此单调的：在一个空敞的屋子里，面前是那张堆满了书报和稿纸的方桌，旁边是那送阳光进来的窗户，还有那张开始在破烂的沙发（这是从吴那里搬来的）和两个小小的圆凳。这时候我底手不能制止地迅速地在纸上动，似乎许多许多人都借着我底笔来申诉他们底苦痛了。我忘掉了自己，忘掉了周围的一切。我简直变成了一副写作的机器。我时而蹲踞在椅子上，时而把头俯在方桌上，或者又站起来走到沙发前面蜷伏在那里激动地写字。
在这种情形下面我写完了二十几万字的长篇小说《家》（《激流》底第一部），八九万字的《新生》（《灭亡》底续篇）和中篇小说《雾》以及收在《光明》里面的十多个短篇。
因了这些文章我又认识不少的新朋友，他们鼓励我，逼迫我写出更多的小说。
第四辑：无边黑暗中的灵魂呼号
谈《新生》及其它
我一九二八年八月初在法国沙多—吉里城邮局寄出《灭亡》的原稿以后，有一个短时期我完全忘记了写小说的事情。
当时我和两个中国朋友在本地中学里过暑假。我已经在这里住了一年了。那个学哲学的安徽朋友比我来得早。另一个朋友是山西省人，以前在这个学校里念过法文，后来在巴黎一家上等玻璃灯罩工厂里作绘图的工作，因为神经衰弱，到这里来休养几个星期。整个学校里冷清清的，人都走了，只剩下看门人老古然和他的妻子。古然夫人早已过了六十，可是身体健康。假期中她还要为我们准备每日的三餐。我们在传达室（也就是古然夫妇的小客室）里坐得舒适，吃得愉快。那一对整天劳动的夫妇是非常和善的人，他们待我们十分亲切，就像待亲人一样。从巴黎来的山西朋友不曾见到我的小说。学哲学的朋友却是《灭亡》的第一个读者。我最初在袁润身教授的故事里用了一个不适当的字眼“幽会”，还是接受了安徽朋友的意见才改成“约会”的。一年来他一直在我隔壁的房间里朗读中国古诗，陆游的《剑南诗稿》经常在他的手边。我和他都住在大饭厅的楼上，我住的是一个较大的房间。山西朋友则住在学监宿舍旁边的阁楼上。学校前面有一个大院子。
后面也有一大块空地，种了不少的苦栗树，篱笆外面有一条小路通到河边。整个学校里大概只有我们五个人。校长全家到别处去了。总学监住在这个小城里，每隔七八天到学校里来看看。我们对他没有好感。他就是我的短篇小说《狮子》里的总学监。那个中学便是我住了一年的沙城中学。我初期的好几个短篇像《洛贝尔先生》等等都是以这个可爱的又安静又朴素的法国小城作背景。这里的人和这里的生活，我返国后多年回想起来，还有如在眼前的感觉。
在那三四个星期里面，我们起得早，睡得早。早晨，天刚亮，我们三个中国人先后走到学校后院空地上，在那里散步聊天。吃过早饭，我们便走出校门，有时走到古堡脚下，有时在街上逛逛，有时顺着河岸，走到田畔小路，有时便走上古堡，在那里喝瓶啤酒……我们回到学校以后，便回各人的房间，看书写信。晚饭后我们又到河边田畔，散步闲谈，常常谈到夜幕落下，星星出现的时候。路上我们又会遇到一些熟人，互相道一声“晚安”。我们走到校门，古然夫人已经在那里等候，听到她那声亲热的“晚安”，我仿佛到了家一样。
那位好心的贫苦老太太，她今天不会在这个世界上了。可是我写到她的姓名，还像听见她的声音，见到她的面颜，虽然有些模糊了，但是“麦歇李”这两个字（两个法国字）和满是皱纹的十分和善的瘦脸仍然鲜明地留在我的脑子里。她那慈母似的声音伴着我写完《灭亡》，现在又在这清凉如水的静夜里伴着我写这篇回忆。愿她和她那位经常穿着围裙劳动的丈夫在公墓里得到安息。
桥头一家花店和正街上一家书店是我们一年来常去的地方。我和那位安徽朋友过一些时候便要去买一束花，或者买几本书。在校长夫人和小姐的生日，我们也要到花店买花束送礼。校长姓“赖威格”，他那个十二岁的女儿叫“玛丽—波尔”。我后来在短篇《老年》里借用过校长的姓，还把“玛丽—波尔”这个名字写进了另一个短篇《洛贝尔先生》。书店里有些什么人，我记不起来了。花店里有一个十七岁的金头发、苹果脸的姑娘，名叫曼丽，是我们的熟人。我们走过花店门前或者在路上遇见她，她总要含笑地轻轻招呼一声：“先生，日安”，或者“先生，晚安”。
在巴黎，我们作为中国人不止一次地遭受人们的白眼。可是在这个小城，许多朴实、善良的人把我们看作远方来的亲戚。我为了那一个时期的安静而愉快的生活，至今还感激、怀念那些姓名不曾上过报章的小人物。在那种友好的气氛中，我写完了我的第一本小说，又在正街格南书店里先后买到十本硬纸面的练习簿，用整整五本的篇幅抄录了它。《灭亡》的原稿早已毁掉，可是那样的练习簿我手边仍有两册，我偶尔翻出来，它们仿佛还在向我叙述法国小城生活的往事。
我在沙多—吉里最后两三星期安静的日子里，看了好些小说，我在这里不用“读”，却照我们的老习惯用个“看”字，因为我当时的确是匆匆地翻看，并非逐字细读。此外我和那两个中国朋友在一起聊天，虽然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但是我们谈得最多的还是小说。那个山西朋友在法国住得久，看过不少的戏，他还向我们介绍那些戏的内容。有一次他谈起根据左拉的同名小说改编的《酒馆》，他讲到柔尔瓦丝的丈夫，那个盖屋顶的锌板匠，听见女儿在人行道上叫“爸爸”，失脚从屋顶上摔下地来，他讲得有声有色：幕怎样轻轻地落下，报告灾祸的音乐还在观众的心上回响……好像那个惨剧就发生在我们的眼前一样。我以前读过两三本左拉的小说，这时又让朋友的谈话引起了兴趣。下一天我就到格南书店去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