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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聂荣臻和薄一波报告空军不参加阅兵的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飞行队组建，这是人民解放军中第一支有升空作战能力的战斗机群。
仅仅半个多月时间，就决定空军也参加阅兵，是不是苏联军事顾问的建议，已无从知晓。
但是，空军既然能出动飞机撒传单，参加阅兵恐怕问题也不大。此事就这样拍板了。
“你们能出多少架飞机？”聂荣臻问军委航空局局长常乾坤。
“最多20架吧。”常乾坤咬着牙说。
“要保证安全，要搞好，按时通过天安门。”
常乾坤十分认真地点了点头。
第二天，聂荣臻又把常乾坤和有关阅兵的空军同志请到自己家中，研究空中受阅的具体安排。
金秋9月的北平，进入了一年之中最美丽的季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在热烈进行。
此时，周恩来正在大会主席台上发言。
“轰隆隆隆……”
震耳欲聋的引擎声霎时传入怀仁堂会场，正在聚精会神听讲的代表们，顿时交头接耳起来，有点儿坐不住了。
飞机？敌人的飞机？
周恩来非常敏感，他立即感觉到会场上的惶惶不安。
他微笑了。
“这是我们自己的飞机，他们在为我们会议站岗放哨。”稍稍停了一下，周恩来又用洪钟般的声音说：“同时，他们也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作阅兵准备。”
一阵欢呼声似乎掀开了怀仁堂的铁皮屋顶，座位上不少白发老人也像孩子似地拍起巴掌。
南苑机场上，集中了来自五湖四海的飞行员和来自五湖四海的飞机。
飞机不仅旧而且杂，有P—51战斗机，有蚊式轰炸机，有C—46运输机，还有几架老牛破车式的教练机，这些飞机，除了起义的外，几乎全是国民党遗弃的趴窝飞机，只能算是一堆零件，能展翅的早飞走了。
飞行员呢，也是各有各的传奇故事，有起义的，有被派到新疆去学飞行的教练，还有老航校培养的第一代飞行员。
临时凑起来的飞机和临时凑起来的人员开始了受阅前的编队飞行。
领队邢海帆提出，机种复杂姑且不说，飞机又破又旧，人员彼此陌生，心里实在没底，能否在天安门试一下。
那时，北平刚刚和平解放，局势还不稳定，中国版图上还有一大片掌握在国民党手中。解放军炮兵在城外训练，都要在《人民日报》上登个广告，安民告示一下。如果飞机横穿市区，更不是儿戏。
周恩来，这位开国大典筹委会主任连夜请示了毛泽东。毛泽东指示：可以。
从天安门试飞回来，华北军区航空处江油处长打电话给邢海帆：
“周副主席把你们参加开国受阅的消息告诉了政协代表，全场掌声特别热烈。”
邢海帆握着电话机的手微微颤抖着，没有说话。
1949年5月4日，国民党空军的6架飞机轰炸了南苑机场，8月15日人民解放军组建了第一支飞行队，从9月5日起，战斗飞行队首先在北平执行防空任务，同时必要时协助陆军部队解放长山列岛。
从此，南苑机场每天都有4架随时准备腾空的战鹰，天一亮就处于临战状态，直到日落。机场工作人员来回走动全是一路小跑。就是睡觉，飞行员的靴尖也是朝着停机坪。
每天，与东方天际的鱼肚白一同出现的是一片轰隆隆的沉雷声，寂寞的南苑机场落下一起喧闹。发动机试车的声音在宁静的早晨一传几十里，北平的老百姓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神，最后竟成了南苑机场卧着几百架飞机呢，飞行员们听后笑笑，并没谁去认真辟谣。
似乎这样更好，让敌人害怕去吧。
也奇怪，自从国民党空军从青岛起飞轰炸了南苑机场后，再也没有来过，再也没有“公鸡母鸡”在北平上空下过蛋。
外电报道，中共空军出动了以野马式战斗机为主的36架飞机参加大典。
大典前的常乾坤十分为难，当时我们的飞机太少，在天上飞忽啦一下子就全没了，又不可能像坦克那样来些慢动作，群众不满意怎么办？执行战备任务的飞机不能再挪动了，那么，再从什么地方搞几架战斗机呢？
“叮呤呤！”常乾坤接过电话。
唐延杰在电话中说，聂司令员讲指挥部希望你们飞机再飞一次，怎么样？
空中阅兵方案送到了苏联顾问手中，这位苏联派来的空军顾问是一个中将，他曾参与了中苏民航第一条航线的开辟工作。他看了方案后，连说不行，飞第二次出了事怎么办？
常乾坤、江油坚持再飞一次的方案。
苏联顾问的意见是对的，飞第二次实在是外行人的意见，太冒险了！
然而，我们的飞行员做到了。
9架P—51野马式战斗机飞过之后，绕一个圈再续上慢腾腾的运输机，第二次通过天安门。
这无疑给自己增加了难度。
邢海帆同战友们彻夜不眠地研究着方案，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受阅，就是旧中国也没有搞过。更何况五花八门的飞机，各有各的高度，各有各的速度。野马式的P—51翅膀一甩，就窜出400多公里了，而最慢的运输机，才爬行几十公里。就是同一型号的飞机，速度也因零件拆换而不同。除了速度，高度也是一大难关，必须精确计算高度，谁在第一层，谁在第二层，差之毫厘将会失之千里。
空军参加检阅的计划图交到大会筹委会了。四种飞机三个高度，通过检阅的时间精确到秒。航图规定所有的飞机在通县双桥铁塔尖会合，分出高度，编好队形，再飞向天安门。
40年后，《当代中国·空军卷》专门撰定开国大典的空军这一章的陆文至大校坦率地说，开国大典的空中阅兵是个奇迹。别说当时，就是现在也做不到。建国35周年阅兵时，提前一年通知了空军。而那时，只有一个月的提前量。
他们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由于几架P—51战斗机飞了两次，17架飞机就成了26架。
4时35分，开国大典阅兵式的分列式开始，17架飞机分成6个分队，在空中队长邢海帆的号令下，各分队保持规定的高度差、速度和时间，由东向西依次进入航线。
接近东单时，从空中可见地面上的人流和红起，再往前是解放军的坦克部队，铁流滚滚，浩荡前进。
人民解放军的空中机群轰鸣着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30万群众的欢呼声和飞机马达轰鸣声汇合在一起，响彻古都北京，广场上成了欢呼沸腾的海洋。
“我们的飞机编队飞过来了！”
人们凝目向蓝天眺望。只见排列成“人”字型的战斗机、轰炸机、运输机、教练机的机群，在震耳欲聋的引擎声伴随下，展翅出现在天安门广场的上空。
让飞机和坦克同时出现在阅兵场上，是苏联顾问的主意，这是显示人民解放军强大军威的最佳时机。苏联的红场阅兵就是这样的。苏联军事顾问站在观礼台上，不住地点头。
此刻，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主席，缓缓抬起右臂，将手掌搭在了前额上，凝目仰视着天空。周恩来用手指着空中，同毛泽东主席谈笑着。
当17架银白色机翼上染有鲜红“八一”军徽的机群起缓地掠过毛泽东主席的头顶时，他笑了，红润的双颊透出一股令人钦佩的刚毅。
共和国的武装编制中，应该有能展翅跃上云霄的兵种。
在场的外国记者惊呼：中共一夜之间有了自己的空军。
邢海帆第一个驾机通过天安门，他似乎什么也没有想，又似乎想了很多很多。
在这支精干的飞行队中，还有一个被周恩来称作国民党空军旗义的带头人——刘善本将军。自他起义后，国民党空军又先后有43架飞机、100余人投入人民的怀抱。单是刘善本原来所在的大队，7年间就有十几人驾机起义。
就在前几天的9月24日，毛泽东主席宴请傅作义、刘善本和海军的邓兆祥等国民党起义人员时说：“由于国民党军队中一部分爱国军人举行起义，不但加速了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的瓦解，而且使我们有了迅速增强的空军和海军。”
1964年，经毛泽东亲自提名，授予刘善本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
开国大典后的当天下午，飞行员们刚刚返回南苑机场，就接到参加国庆盛大宴会的通知，邢海帆和战友们来不及换下飞行服，就兴高采烈地乘车赶到北京饭店。
盛大的国宴上，周恩来副主席和朱德总司令来到飞行员席前举杯祝酒。
周副主席高兴地说：“你们飞得好！飞得好啊！我们要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希望你们努力。”
朱德总司令，举着斟满了酒的酒杯，边与大家碰杯，边高兴地大声说：“我代表毛主席向大家敬酒，现在我这个总司令，是名副其实的陆海空三军总司令了！”
三、陈毅想到了手下的虎将
1949年10月25日，中央军委正式任命刘亚楼为空军司令员，肖华为空军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王秉璋为空军参谋长。11月11日任命原军委航空局局长常乾坤为空军副司令员兼训练部部长，原军委航空局政治委员王弼为空军副政治委员兼工程部部长。
当日，中央军委通告各大军区，各野战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现已成立，原军委航空局着即取消，原军委航空局所有干部及业务移交空军接收。”
后来，中央军委确定，1949年11月11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成立日。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1949年至1950年2月，各军区先后组建了航空处。中央军委赋予航空处的任务是：接收、清理和保管各地国民党空军遗留的航空气材，接收航空技术人员，保护和修建各地的机场和航空修理厂、气象站等，管理各区范围内有关航空运输事宜。
随着空军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从1950年8月到1951年9月，各军区司令部航空处陆续扩建为华东、东北、华北、西南、中南、西北等6个军区空军司令部，其机构由调入的陆军部队机关和原航空处组成。
上海解放以后，聂凤智当了两个月被他自己说成是“简直是遭殃”的卫戍司令。于1949年的9月到当时刚刚成立的华北军政大学出任了教育长。
1950年7月28日，晚上8点钟，聂凤智等正陪着陈毅在军政大学的游泳池内游泳，一名工作人员急急忙忙地跑来叫喊：
“陈老总，请您接个电话！”
“什么电话这么要紧，打到游泳池来了！”
陈毅一边朝池边游，一边问。
“北京来的。！”
北京？陈毅的心头闪了一下。不是刚从北京回来么？
今天上午，陈毅风尘仆仆地在北京参加完几个重要会议后刚刚回到南京。
陈毅是个大忙人，他身兼华东军区司令、上海市长等党、政、军数个要职，还兼任了华东军政大学的校长和政委。平时，他得不断地上海、南京两头跑。这次到南京，可以说是路过，马上还得到上海去。军政大学的领导向他请示汇报了一整天，立国之初，大事小事，新鲜事陌生事太多了，陈毅简直被“围攻”得喘不过气来。
“我说你们副校长嘛，副政委嘛，大主任大教育长嘛，该作主就作主嘛，怎么一来就抓住人不松手？告个饶，你们招待我游游泳，放松一下，什么事边走边说吧。”
副校长陈士榘、副政委钟朝光、政治部主任余立金、教育长聂凤智当然都求之不得，于是一边继续请示汇报，一边就簇拥着陈毅来到军政大学的游泳池。
游泳可是陈毅从三四岁就学会了的颇为自负颇为得意的一手。尽管这游泳有点像国家元首的“工作午餐”，他还是确实一入游泳池就完全“放松”了。
谁知这劲儿刚上来，却来电话了。
北京来的电话，当然事关重大。他来不及披条毛巾，就朝电话间跑去。
接完电话回来，陈毅的脸色陡然变得不好看，方才的勃勃兴致好像已被扫荡殆尽。谁也不知道电话里说些什么。只听他挂了电话还重重自语：
“怎么搞的嘛！这是组织决定嘛！说好了又不来，朝三暮四！”
回到游泳池边，陈毅找了条大毛巾披着，依然神色不乐。
他凝思着站在那里呐呐自语：
“我就不信华东找不出一个空军司令来！华东有的是人才，很好的人才！”
神态间，似乎有许多沉重、不满和不快。
事后得知，电话是罗荣桓从北京打来的，他告诉陈毅：原定到华东来担任华东军区空军司令的某某人不愿来华东，原来的安排只好改变了，让陈毅立即在华东军区范围内物色一个人选报军委批准。
陈毅站着冷静了一会儿，把目光投入游泳池内。池内，聂凤智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