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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军领导机关和地空导弹部队，再一次悉心研究了U—2型飞机入窜的规律和特点，认真分析了U—2型飞机每次进入大陆的航线，发现敌机几次进入侦察都经过南昌，而且当福建方向有航空兵部队调动时，通常都要飞临侦察。
刘亚楼司令员当即签署命令，决定将某地空导弹营从长沙转至南昌设伏。
为出岂不意，导弹营从装车、行军、到进入阵地，均在夜间进行。
为了诱使U—2型敌机出动，又实施了一系列动作。空军总部9月7日命令南京的一个轰炸机大队空中转场到南昌。8日又从南京出动轰炸机1架，高空飞至南昌地区作佯动，以吸引敌侦察机的注意。
9月9日6时许，夏日的清晨，凉风徐徐吹过，使人心旷神怡。
空军雷达观察所里观测人员正在聚精会神地工作，突然发现雷达显示屏上出现一个熟悉的光点。大家十分兴奋，立即向南昌地区空军指挥所报告：“雷达部队报告，敌空军一架U—2型高空侦察机，从平潭岛两万米的高度进入大陆上空，请准备攻击。”
空军指挥所里，刘亚楼上将亲临督战，他紧握话筒，下死命令：“这回不准放过敌机！”
刘亚楼双目紧盯着显示器。将其他一切事务都抛到脑后。
“报告首长，敌机距离200公里！”
“敌机距离180公里！”
刘亚楼习惯地摘下军帽，解开衬衣的扣子，抓起电话：
“接岳振华！”
岳振华是导弹营的营长，也是执行这次截击任务的指挥。
“报告司令员，看见了。”岳营长站在指挥台上回答。面前的雷达显示屏幕上，隐隐约约有一个比针尖略大的光点回波在游动。
“看准了，给我把它敲下来！”
“是！”岳振华大声回答。
8时29分，这架由国民党少校飞行员陈怀驾驶的U—2型飞机经九江左转，直飞南昌。
果然，他的侵入是有缘由的。最近，中共在南昌一带空军转场频繁，上司派他驾机侦察，想实地察看一下这儿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没想到，他恰恰落入了圈套。
此时，南昌机场的地空导弹营的全体官兵，早已进入作战状态。各战斗分队密切配合，精心操作，反复验证着导弹发射前的各种数据。
指挥所里，身材魁梧的营长岳振华，站在指挥台前，心中百感交集。
打U—2型，这是全军上下的强烈呼声，也是他自己的心愿，更是导弹营成立以来的第一仗，军委首长精心策划，频繁调动部队，已经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现在这决定胜负的最后一锤子，就要有自己来决定了！
8时32分，雷达报告：敌机已进入火力范围。
岳振华抖擞精神，手握送话器，大声发令：
“校正目标！”
“已校正目标！”发射手报告。
“发射！”岳振华下达命令。
“咚！”导弹发射架一声震动，导弹呼啸着冲入高空。
“再发射！”岳振华一声令下。
“咚！咚！……”又有两枚导弹直冲云天。
U—2型飞行员陈怀怡然自得地驾驶着飞机，在空中拍照，他想再有半个小时，就可飞回台湾，心中十分惬意。
突然，他听到空中有异常声响，还未来得及仔细辨别，就听见“咚咚咚”3声巨响，自己驾驶的飞机一头栽了下去。
陈怀此时身上已被飞机残片击伤，鲜血淋漓。现在保命要紧，他不顾一切地弹出机舱，拉开了降落伞。
“打中了！打中了！”南昌机场上一片欢腾。
岳营长跳出指挥台，跑到发射场上，与发射手们拥抱在一起，这位当年在抗美援朝中立下赫赫战功的高炮战士，奋力把军帽抛向空中。
被击毁的U—2型飞机翻滚着坠落在南昌东南15公里的荒丘上。飞机残骸被送进了北京军事博物馆。国民党少校飞行员陈怀，曾因多次驾驶U—2型飞机入侵大陆，被授予“国军克难英雄”的称号。飞机坠落时，他虽然及时弹出弹舱，跳伞成功，但被飞机碎片斜穿心肺，当他降落在一块稻田里时，已经死去多时了，后来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妥善将他安葬，并给他建立了一块墓碑。
历史，将记下这一时刻，1962年9月9日8时39分。中国空军击落第一架美式U—2高空侦察机。
9月15日，首都各界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了万人祝捷大会。坐在主席台上的刘亚楼司令员眉开眼笑，不断给前来祝贺的国家领导人敬礼。祝捷大会开始时，周恩来总理振奋地宣布：
“我们的人民空军，又取得了一个伟大的胜利！前几天，美国U—2飞机入侵苏联，他们还只能提出警告，而我们的空军却把它打掉了！这是空军的胜利，也是人民的胜利，更是历史的胜利……”
9月21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南海听取了导弹营营长岳振华关于击落U—2型敌机情况的汇报，给空军部队以极大的鼓舞。
中央军委发布嘉奖令，导弹营荣立集体一等功。
二、老部长的贡献
第一架U—2型飞机被击落以后，蒋军立刻变得小心起来。通过电子侦察等多种手段，也摸到了人民空军地对空导弹制导系统的控制频率。于是在U—2型飞机上加装了电子预警系统，用以向飞行员发出受地空导弹威胁时的预警信号，只要地空导弹一接近飞机。飞机上的电子预警系统就可以显示报警。从而使飞行员避开导弹的攻击，而安全逃脱。
1963年3月9日至9月25日，敌U—2型飞机深入至西北地区侦察，3次飞入地空导弹设伏地点，均因迫使用预警系统，及时改变了飞行航向，避开了导弹的打击。
四机部部长王诤在一份情况通报中看到这则消息时，立即引起了深思。四机部是电子工业部，集中了全国一大批电子技术专家，看到空军遭这么大的难，遂决定调集精兵强将，为导弹部队攻克难关，在专家的指导帮助下，导弹部队的官兵，制定了一个使U—2型飞机落入“陷井”的周密计划。敌U—2飞机是如何避开地面我导弹攻击的呢？关键是他们的机载雷达接收机在发挥作用。接收机可以根据接收到的我地面雷达发射出的频波特点和各种空导雷达工作的具体参数，准确地判断出我地面雷达的类别、性能和工作状态。敌机在飞行中一旦接收到我雷达电波，便知道已被我雷达或导弹跟踪。于是马上采取措施，逃离这一地区，从而脱离险境。我们的对策是，通过更换电器元件及各种技术手段，改变地空导弹制导站搜索雷达信号的各种参数，使之酷似一个普通的高炮雷达，这就会使敌机丧失警惕。这个“陷井”计划，由四机部的专家协助岳振华的导弹营来完成。
为了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中央军委聂荣臻副主席建议将几个地空导弹营统一部署，集中使用，组成大面积有机结合的火力网。根据这一指示，空军将几个营机动到弋阳至衢州160公里的拦截正面集体待命。
一切都如期完成。
空军副司令员成钧随同部队一起来到设伏地点。
11月1日清晨，成钧副司令员召集各营营长、政委开会，进一步明确作战指导思想，督促落实“近战快战法”。
会议开得活泼、热烈，大家正讨论在兴头上，作战参谋匆匆走了进来，将雷达部队刚刚发现的报告送呈成钧副司令员。
成副司令员立即向与会者宣布：
“一架U—2型敌机于7时43分从温州进入大陆，随后经过衢州以东地空导弹部署外侧，向西北方向飞行。这架飞机是到西北地区侦察的，返航时极有可能再次经过设伏地区。”
他加重了语气，说：
“现在我命令，各营导弹发射架作好伪装，不准暴露目标，抓紧时间准备，一定要抢在敌机返航前打掉它！”
上午7时23分，国民党空军第五联队少校叶常棣驾驶U—2型高空侦察机，从台湾桃园机场起飞，经温州窜入大陆。
叶常棣此行的任务是到大陆西北去侦察中共的核基地。
因为一年来，有情报说中共的核技术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第一颗原子弹的诞生也许是不很久远的事情了。他知道执行这种任务，最怕的是和大陆的导弹“接吻”。因此一路上小心翼翼，稍有异常便调头飞逃，如今已完成了空中照相任务，他无心恋战，只想早些返回台湾。
在返回路线的选择上，叶常棣颇费了一番思量。原路返回呢？还是另辟新路？另辟路有踏进中共导弹火力网的可能，原路返回虽说有暴露行踪之嫌，但来时平安，说明这条航线上没有导弹设伏，在几个小时后，中共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调集兵力。这种思维定势，把自己送进了地狱。
当U—2型飞机沿原航线返回时，衢州的导弹部队各营目标指示雷达在200公里处几乎同时发现目标。敌机过九江后，径直飞向地空导弹营阵地，踏入了死亡的陷阱。为了隐蔽制导雷达频率，岳振华命令先使用炮瞄雷达向导弹部队指示目标，待敌机距离35公里时，打开制导雷达天线，随后岳振华命令全营对准目标，连续发出了两枚导弹。
叶常棣飞临江西上饶地区上空，已经从两万多米的高空隐隐约约感觉到远方的海岸线了，不由得心中一阵轻松。他满以为此次又平安无事了。他操纵飞机准备出海下滑，飞机从750公里的时速开始加快。可是，突然“轰”的一声巨响，飞机像玻璃起被石头击中一样的解体，自己则像其中的一粒小药丸似地被甩了出去，失去了知觉。自由落体的刺激，耳旁的风声气流使他在两三分钟后才醒来，求生的欲望使他迅速打开降落伞……在空中降落的短暂时间里，这位少校已经明白，自己终于与导弹在空中“接吻”了！
叶常棣降落在一个丛林茂密小山丘上。着地后，他企图站起来逃跑，可是动弹不得。他两腿多处飞进弹起，手臂也受了重伤。
“完了，真要让共产党剥皮抽筋了。”他瘫在冰冷的草地上，绝望地唉叹气来，他觉得自己罪孽深重，共产党无论如何也不会宽恕他。
叶常棣原籍广东惠阳，对大陆他是“屡次进犯”，1960年第一次驾RA—101型飞机侦察大陆；1961年又9次侦察大陆。两次受蒋介石的接见，两年均被选为国军“克难英雄”，这是台湾当局对反共有功人员的最高奖赏。1963年2月派往美国接受驾驶U—2训练。回来后，又驾驶U—2到大陆侦察过两次，获飞虎奖章一枚，蒋经国多次邀他到家里赴宴。就在10月份，又受到蒋介石的接见。可是这次……没容他再想下去，解放军和民兵便包围上来，他动了动，只觉得全身痛痛，四肢酸麻，他不再反抗了。
一位解放军战士用闽南话对他说：“不要怕，我们不杀你。”他被用担架抬着，送进了当地医院。
躺在雪白的病床上，叶常棣依然十分恐慌，多少年来，蒋军的反共宣传使他中毒颇深，他总认为不知什么时候自己将被抽筋剥皮，零刀碎剥，医护人员和蔼认真地为他治伤，他也认为是一种欺骗手段。
两天后的一个下午，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副司令成钧来到医院，看望了叶常棣。一听说是中共空军的最高司令官来了，叶常棣十分惊慌，可两位司令员亲切地抚住他的肩膀，叫他不要起来，安心养伤，还熟稔地同他谈话。
刘亚楼问：“听说你是广东人，多大了？”
叶常棣答：“是的，31岁了。”
刘：“你放宽心，我们没有必要杀死你。”
叶：“在台湾听说被你们抓住了要剥皮。”
刘：“哈哈哈，我们像那种人么？你被击中前，可以看到台湾了吗？”
叶：“看到海了，眼看就要回家了。”
刘：“被打时，有什么感觉？”
叶：“一震就被抛到空中，座舱解体了。”
刘：“飞机有防御武器没有？”
叶：“没有。其它的高度优势，你们的飞机对它没办法。
唯一怕的是导弹。知道大陆上到处有导弹阵地，我们的航线想办法避开。“
刘亚楼最后安慰叶常棣：“你这样年轻，参加国民党军队是岂不得已的事情。在那个环境里，你不当飞行员，别人也得当，你只能这样做。你现在不可能一下子相信我们的话。你对我们的政策可以一步一步地看。你以后的事，可以商量。要回去，也可以，等伤养好了，我们送你回去……要等到将来……”
望着两位亲切和蔼、像两位老大哥般的司令官，叶常棣激动地流下了泪水。
台北“中央社”在这架飞机被击落的第三天，发了一则消息说：“我空军高空侦察飞机一架，于11月1日下午在匪区上空执行侦察任务时失事。”对被击落一事采取“不承认主义。
对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