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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克诚-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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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克诚给邓子恢发电井报告中央说:湖南执行中央决议以来,杀的反革命人数已不少;目前已个别出现了逮捕范围扩大,处理方式简单的情况:我们拟即收缩,停止大捕杀,转入经常工作,限制范围,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斗争。
  中央很快同意了以黄克诚为首的湖南省委的意见。1951年3月30日,毛泽东在电报中回复说:我认为黄克诚3月23日的意见是正确的。镇压反革命,无论何时,都应是准确的、精细地、有计划、有步骤地、并且完全应由上面控制,……各地如有“逮捕范围扩大,处理方式简单”的情况者,应立即加以收缩。……运动尚未展开者,则应当推动运动的尽快展开……
  在向中央发电的同时,黄克诚已决定在省内加强控制,收缩范围。下令不许随便杀人,没有省委的批准,一个人也不准随便杀掉。
  然而,收缩也不是那么容易的。群众运动是很多人的运动,各有各的主观随意性,杀戒既开,又有点停不住了。
  黄克诚亲自过问此事,严令禁杀,过了一个星期,才使运动完全停了下来。
  停杀之后,计算总数,已经超过了黄克诚估计的数目。由于控制及时,湖南杀的反革命绝大多数是该杀的,是人民赞成杀的,可杀可不杀而杀了的,为数很少。
  镇反打击了敌人的气焰,鼓舞了群众的斗志,清醒了干部的头脑。
  中央决定“镇反”是完全正确的。湖南下决心这么一镇压、杀了一大批反革命,治安情况完全改观。肃清了土匪,镇压了反革命,湖南就太平了。
  连湘西这个历史上最不太平的地方,也从此平安无事,政府可以正常工作,法令通行元阻,人民可以安居乐业了。
  总起来看,湖南的镇反运动,起先是推不动,后来慢慢动了,以后越动越快。真正动手开杀戒,不过二十天左右。由于黄克诚密切注视着运动,一看有过火迹象,便立即下令刹车,这才免于发生扩大化。
  “镇反”运动之后,黄克诚又领导开展了湖南的“三反”“五反”运动。
  “五反”运动,主要是清除工商业者的“五毒”行为。由于湖南工商业不太发达,较易处理,这方面问题不多。
  问题比较难办的是“三反”运动。
  “三反”运动主要是整肃党和政府内的腐败分子。毛泽东主席早在七届二中全会就告诫全党要警惕糖衣炮弹。
  自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毛泽东便特别注意资本主义通过和平演变的方式,在我国搞复辟,特别是注意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思想上、生活上,影响、腐蚀我们的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所以,他便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地来打击他认为危险的倾向,于是,防右、反右成为他的主导思想。
  反贪污运动被称为“打老虎”。大老虎即指大贪污犯。这个运动对黄克诚来说,比镇反还要难于开展。
  镇反的对象是反革命,难在开杀戒这个政策问题上。中央下了决心就好办了。“三反”则是在内部清除贪污分子,一是难于找准对象;二是难于下手打击自己的同志。
  “三反”运动,中央决心很大,为了避免下面走过场、敷衍了事,一方面惩治贪污从严,枪毙了两个地级党员干部刘青山、张子善以作示范;另一方面下达了数字指标,以便督促各地,认真查找,进行斗争,把贪污腐败分子挖出来。
  对于中央的指示,湖南试行了几天以后黄克诚就感到有问题。
  镇反是敌我矛盾,目标明确,根据情况可以估计一个大约数字。在国家和党内“打老虎”,目标和数字都不易搞清楚,采用限定数字的办法,会使一些单位,一些群众,为了完成任务而硬找对象,为了完成任务,而搞变相的逼供信。这样就会扩大化,搞出冤、假、错案。
  于是,黄克诚召开省委会研究,决定县里不搞三反,以免控制不了,搞出许多错误来。县里和区、乡不搞运动,基层就稳定了。基层稳定,大面上就不乱了。“三反”只有上层搞,省委比较容易控制。
  陈钧,省工业厅副厅长。
  黄克诚一向认为,陈钧为人正派,是个好同志,可是,在“三反”运动中,他被告发为贪污分子,省委决定他离职审查。审查结果证明,告发不实,完全是个冤案,陈钧虽在查清后,宣告无罪,但一经离职审查,他就难于回原单位工作了。对此,黄克诚深感歉疚。
  当时,黄克诚正奉命调离湖南,行前匆匆,没有顾得上向陈钧当面赔礼道歉。
  三十多年后,在提到此事时,黄克诚曾经自责说:陈钧不能回原单位工作,完全由于我们失于慎重,行动轻率的过失。我是书记,首先负这责任,理当面见陈钧,认错、道歉。此事未办,心中很是不安。到北京后,我曾就此事向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说及:过失在我,希望中组部在给陈钧分配工作时,照正常调动处理,将弄错了的所谓贪污问题,不存档案,不留痕迹,以免影响到他的将来。
  黄克诚就是这样一个勇于自责的人,一个善于改过的人!1952年8月。
  北上的列车上。
  黄克诚坐在车窗边,透过车窗,黄克诚看到铁道两旁的田野里,正翻滚着喜人的麦浪。他那饱经沧桑的脸上,不禁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嘴里喃喃地自言自语道:“真是一派丰收的景象啊!”
  此次北上,乃是黄克诚奉中央调令,离湘赴京工作。三年前,黄克诚回到湖南,回到自己的家乡,从国民党统治者的手中,接过了这个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烂摊子。三年之中,黄克诚兢兢业业,不辞劳苦地工作,稳定物价、湘西剿匪、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土地改革、工业建设等等一系列繁重的任务,都在黄克诚的努力下顺利地完成了。
  三年里,湖南的生产事业得到了很大的恢复和发展。统计资料表明:湖南省工农业总产值1950年为二十三亿多元(按现行人民币算),1951年即达到二十七亿多元,一年就约增加了百分之十八。农村的大宗经济作物,如棉花,1950年为一万一千吨,1951年增加到三万吨,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六十八点八,农业的增产,搞活了农村,也搞好了城市。
  黄克诚在湘三年,把一个百废待兴的烂摊子变成了百业俱兴的新局面。
  当中央调黄克诚回京工作时,他很有点恋恋不舍。黄克诚到京之后,于10月奉令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副总参谋长和总后勤部长兼政委。
  黄克诚先到总后工作。
  那是一个铺开不久的大摊子。除抗美援朝的战勤工作仍需继续进行外,已面对着统一全军后勤的重担。每天都有许许多多急待解决的问题潮涌而来,应接不暇。
  原来的总后负责人是杨立三同志,他那时最繁重的任务就是战勤。抗美援朝虽有整个东北地区的支援,总后的任务仍极繁重。
  黄克诚到总后时,朝鲜战争已近尾声,但全面组织建设全军后勤工作的任务己迫在眉睫。黄克诚看到工作那么忙乱,就和杨立三及其他领导成员研究,要迅速改变这种状况。
  会上,黄克诚声音洪亮他说:“我一向认为,领导任何工作,都必须掌握主动,决不能被工作推着走,搞成被动应付的局面。无论事情有多么杂乱、困难,我们都要把局面迅速打开,我们应当有这个自信。”随后,黄克诚就以他那一贯的作风,雷厉风行地展开了总后工作。
  在具体工作中,总后有一道难题,就是修建营房的问题。
  全国战争结束时,数以百万计的军队借住了许多民房,时间长了,群众有意见,军队也不方便。
  建设营房成为急务,而实际上却进展缓慢,麻烦甚多。当时,我们正学习先进经验,一切建筑都要先做设计,批准预算后才能动。在当时,设计是个新事物,得请工程技术人员来做,又没有一定标准,这就差异甚大,不好平衡。预算要列举大大小小各项建筑材料、设备、工价等等,很难审查。审查没有力量,不审又是失职;不批下面要骂,批了大家又吵不公平,本来好办的事,弄得非常难办,下面不满,上面头痛。
  黄克诚在了解了情况后,认为:建设营房和农村建设民房,并无很大区别,没有很特殊的技术要求。农民盖房都是自己动手,请个有经验的师傅指导就行,我军战士多是农民出身,又是年轻力壮,又有组织领导,条件优越,何不自力更生?
  于是,黄克诚提出了“包干”的办法,得到军委同意就实行下去。包干的办法是按不同情况,规定营房每平方米造价,提倡自烧砖瓦、自出人工。
  造价包干后,超过不补,节余归己。
  这样一办,问题就简单了。部队自力更生造营房的积极性很高,盖得又快又好又节省。军队住迸营房,退还民房,群众也感到高兴和方便多了。
  黄克诚在总后工作了没有几个月,大约在1952年12月,聂荣臻代总长要黄克诚到总参去上班,帮助处理日常工作。于是,黄奉命前去,但那时仍兼总后的工作。
  到1953年,黄克诚把总后的实际工作交给了洪学智,黄克诚向中央作了总后工作的报告,正式结束了他在总后的工作。此后,黄克诚便把全部力量放在了军委、总参的日常工作上去了。
  1952年底,彭德怀住处。
  朱德、彭德怀、聂荣臻、粟裕、陈赓、肖华、肖克、肖向荣、赖传珠、徐立清、杨立三以及刚到总参工作的黄克诚,一起开会,主要内容是研究军队的改革和建设工作。此后,这个会就形成常会,开过多次,当时也被称为军委会,因为它实际上是做这个工作的,再向上就是报中央、毛主席批示了。
  但是,它并不是中央任命的军委会,只是个适应急需的工作组织。
  1953年7月,朝鲜战争结束,彭德怀正式回国。
  1954年9月,全国人大任命彭德怀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聂荣臻离开了总参。粟裕任总参谋长。黄克诚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仍兼副总长,负责军委。总参的日常工作。当时,军委和总参是一个办公厅,还没有以后那样详细的分工。
  1954年11月,中央正式任命以毛泽东、邓小平和后来受衔的十位元帅,共十二人组成军委会,毛泽东为军委主席。
  随后,毛泽东召开了第一次军委会议,正式把军队工作交给彭德怀主持,彭德怀成了常务副主席,重大问题则由军委开会决定,报中央及主席批示。
  黄克诚虽然不是军委委员,但因工作需要,实际上早就担任了秘书长的职责,帮助彭德怀做日常工作,成为彭德怀抓军事的主要助手。
  1958年6月,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讲话时曾说过:“我四年未管军事,一切推给彭德怀同志……不是军事工作都搞坏了,基本上搞得好……讲责任,第一是我,第二是彭德怀,第三是黄老,因为他是秘书长……”
  毛泽东的这番话,就是针对上述情况而言的。
  处于开创时期的军委、总参,工作问题多得不得了。
  那时,我们的各军、兵种都在初建,领导者都是身经百战的将军,魄力大、个性强、工作积极性非常高,都要在新岗位上作出新贡献。他们都向军委、总参、总后强调自己这个部门的重要性,争取多拨一些经费。他们要钱要物资、要外汇,争论得不可开交。这只能由军委、总参会同总后解决。这样,黄克减就成为协调各部门关系的主要人物之一。
  在一次会议上,黄克诚曾经苦口婆心地劝导各部门的负责人说:“我们要顾全军队全局,只强调某个局部是不行的,平均主义的分配也是不行的。我们都是高级将领,都懂得战时不能平均使用兵力,必须从全局考虑,有主次、善配合,才能打胜仗。规在建设也一样,要全面考虑,区别缓急,先抓重点、急需的工作。比如:海军要建设舰队,当然是合理要求,但费用大、时间长,不是我们目前力所能及的,就应把它当作长期任务来考虑。海军目前重点是海防,可以先抓急需,搞那些既能加强海防、又能建设较快、费用较低的。空军在建军中是当务之急,我国因没有空防,抗美援朝时牺牲极大,建设空军队伍比海军舰队费用要少一些,而需要更急一些,所以,我们应考虑重点先建空军……”
  像这样摆情况、讲道理,同时虚心倾听并吸收大家合理的意见,问题一般就比较容易解决些。
  当然,也有一些高级干部坚持己见,甚至对负责这方面事务的干部大吵大闹乃至大骂。使这些干部感到很苦恼,甚至不愿干这个工作了。
  对此,黄克诚耐心地劝说他们:“我们不要怕挨骂,当面骂就和他讲道理,背后骂就只当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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