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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克诚-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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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2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有七千余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通称“七千人大会”)。这次会议对发扬党内民主、扭转形势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对“左”倾错误的认识上使全党前进了一步。
  会后,除了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点名的彭、黄、张、周及李锐等关连密切的少数人外,其他被戴上右倾帽子的人以及受株连的人,纷纷平反。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彭德怀忍不住要为自己申诉,写了一份八万言书,送给中央和毛泽东。
  不料,政治风云又起变化。
  1962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中全会。
  会议印发了彭德怀的八万言书、被认为是替高岗翻案的小说《刘志丹》和有关邓子恢的材料,供批判之用。
  开始,黄克诚获准参加会议。但会议开到一半,就不让他参加了。
  这虽然使黄克诚从不得不发言表态的困境中解脱出来,但也表明他的处境即将恶化。
  中央决定组织专案组审查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以贺龙为组长。
  这次的专案审查,不再搞过去那样的斗争。黄克诚的日子比363较好过。
  他依旧闭门读书看报,有时与人下下围棋。后来,毛泽东对审查情况批了八个字:不作结论,寄予希望。
  八届十中全会进一步发展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观点,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此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成了人们的口头禅。
  国内形势又变得紧张了。
  1965年9月。北京。黄克诚住处。
  杨尚昆代表毛泽东看望黄克诚。安子文则代表中央组织部找黄克诚谈后,说是毛泽东决定派他到山西省去当副省长。黄克诚长期无所事事,渴望工作,因此十分高兴。安子文对黄克诚说:“你要快走,尽快离开北京!”
  “我可以过了节再走吗?”因国庆节即将来了,所以黄克诚这样问。
  “不行,节前就得去山西。”回答很干脆。
  黄克诚听了,略感奇怪。但是,他服从了组织决定。黄克诚立即准备动身出发。
  他收拾了东西,交出了公物住房。以前保存的革命文物,别人送的字画,他分别送给了有关博物馆保存。几年来余下的一千多斤军用粮票,也都交给了公家。他打算过一年再调动夫人唐棣华的工作,让孩子们仍在京读书,自己一人先去山西。去山西前,黄克诚心情非常愉快。他写了一首七律抒怀:七律抒怀京华荏苒十三年,半是辛劳半是闲。
  愧无建树对祖国,却有遗恨留史篇。
  回思往事皆成梦,纵观万物尽争妍。
  衔命西去无别念,愿尽余生效薄绵。
  到了太原,省政府分工让黄克诚主管农业。他立即提出要到各县看看,熟悉一下情况。
  于是,黄克诚先到晋南,跑了曲沃、临汾、洪洞、安泽等十一个县,了解农业情况和农民生活。
  黄克诚感到,农村已从前几年的灾难中恢复,而且干部群众得到了教训,知道生产是万万放松不得的。
  黄克诚回到太原时,已到了年底。山西省召开了省人民代表大会,黄克诚参加了会议。会上,由省委提名,补选黄克诚为副省长。
  会后,黄克诚又到晋西南运城地区,走了新绛、稷山、河津等九县后,他才回到运城。这一带是山西比较富裕的地方,号称山西的粮仓。来回一个多月,回到太原时,就要过春节了。黄克诚两次共跑了二十一个县。他虽然是六十出头的人了,但由于急于工作,所以并不感到多么疲劳。
  不久,黄克诚听到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
  犯错误的消息。黄克诚感到十分诧异。
  黄克诚不知道,1965年11月,上海《文汇报》突然在显著位置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姚文元捕风捉影地把《海瑞罢官》中的“退田”、“平冤狱”,同1961年所谓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说是同彭德怀问题有关。这篇文章是经毛泽东审阅批准发表的。不久,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推而广之,在整个文艺界进行365了一系列的批判运动,又迅速发展到对彭真于1966年2月3日主持拟定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的批判,以及对北京市委和中央宣传部的批判,从而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实际上,对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同志的所谓错误的揭发批判,从1965年冬就开始了。
  1966年春节后。山西。
  太阳炙烤着干涸的泥土,大地张着嘴。好长时间没有见过雨丝了。
  黄克诚又去太行山区进行抗旱工作。
  到了高平县,黄克诚想到1939年彭德怀从延安到晋东南,黄克诚在高平接待了他,一起研究部署反“磨擦斗争”,不禁有些惆怅,遂作了一首词:调寄江城子忆彭德怀久共患难自难忘不思量,又思量;山水阻隔,无从话短长。
  两地关怀当一样,太行岗,峨嵋岗。
  犹得相逢在梦乡,宛当年,上战场;军号频吹,声震山河壮。
  富国强兵愿必偿且共勉,莫忧伤。
  黄克诚在高平地区进行抗旱工作,从2月一直到5月底,走了沁水、阳城、晋城、平顺、长治、壶关等县。他一路到了不少基层社队,翻山越岭,汽车不通,就骑毛驴。
  此时,《五。一六通知》已经传达。
  《五。一六通知》是在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的。《通知》中说:“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这次会议,还以“反党集团”的罪名加在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头上,并进行了错误的批判。
  《五。一六通知》下发后,作为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文化革命”开始了。
  山西省委传达了中央关于彭、罗、陆、杨问题的文件。
  高平县委王副书记对黄克诚说:“黄老,我思想不通啊!这些都算错误,我们天天犯错误,不知有多少错误呢!”
  对此,黄克诚难以回答,只有沉默。
  这时,还没有揪斗黄克诚,也没有批他的大字报。
  黄克诚以为,他和彭德怀的问题已经受过长期审查,这次可能不再追究了。
  后来,黄克诚到离石、中阳、临县、方山等县去检查农业工作。这次往返个把月,回到太原已是7月份了,已经满街都是大字报了。
  黄克诚不便再去外地检查工作,就天天去看大字报。
  有时,黄克诚与同院的刘副省长下棋消遣,也不议论什么,因为实在弄不清楚。
  国庆节开会时,省委通知黄克诚不要去参加了。
  周围的气氛显得越来越令人不安。
  看来凶多吉少,黄克诚有种预感。
  黄克诚虽然经历过无数次运动、斗争,但对“文化大革命”还是摸不着头脑,对它会怎么发展,心中完全无底。就这样,过了1966年。
  1967年1月。刚过新年的一天。
  太原。省委大院。
  北京地质学院、清华大学、北京航空学院的学生三十多人,气势汹汹地闯进了黄克诚宿舍。
  “走,快跟我们走!”他们对黄克诚又推又嚷。
  “你们要干什么?”黄克诚喝问,一脸正气。
  “于什么?就是要你黄克诚跟我们走!”
  “为什么?”
  “你自己难道不明白?”
  黄克诚见事已至此,便说:“那得通知我的秘书,报告省委、省政府一下。”
  黄克诚抓起电话机要打电话。他们动手阻拦,不许黄克诚打。
  黄克诚故意发脾气,把电话机重重地摔到地上,又大喊大叫:“你们为什么不讲理?”
  这一吵闹,吸引了大院里许多人来看热闹。
  黄克诚想:有这么多人看见,就不会没有人知道我的去向了。再和他们争吵也没有什么作用。
  于是,黄克诚回头对这些学生说:“我可以跟你们走了。”黄克诚在太原被关了一天,第二天就被押上火车。车行一夜,便到了北京。
  黄克诚陷入了沉思。他想,在山西总计呆了一年多一点就又回来了。可笑当初还打算在山西长久住下去呢?想到这里,黄克诚不免大发感慨。
  大街上尽是花花绿绿红红白白的大字报,到处是“打倒”、“火烧”、“炮轰”等字眼。
  黄克诚先被带到了地质学院。有不少学生监视他。黄克诚便和他们聊天,试图了解情况。
  有个学生说:“薄一波也给我们抓来了,是我们抓的。”黄克诚本想通过闲谈,劝他们清醒一些。但是,他们正陶醉于这种“革命”行动中,自然不听黄克诚这个“大黑帮”的话。又过了一天。黄克诚听到他们议论,说是上面不肯收容他。这一下,抓他的人似乎伤了一阵脑筋。
  后来,终于得到了北京卫戍区对黄克诚实行“监护”的决定。于是,黄克诚又被送到一个简陋的营房里,改由北京卫戍区“监护”了。
  当时,黄克诚不知身在何处。直到有一次从一张买东西的发票上,看到五棵松某店字样,才知道是在五棵松附近。此后,黄克诚常常和看守他的人吵架。他们对他有侮辱行为时,黄克诚就反击。
  黄克诚明知自己年老体衰,和年轻小伙子打架是自找苦吃,但他打不过也打,不甘蒙冤受辱。
  这么一来,他们反而感到为难了。他们心里嘀咕:这老家伙找死,动不动就拼命,难办!
  1967年1月,黄克诚前列腺急性炎症发作,异常痛苦。一个军医给他在尿道中插了一根很粗的导尿管。黄克诚十分难受,觉得长此下去总不是办法。
  便写信给中央文革负责人陈伯达,要369求住院治疗。此后,黄克诚住进了二六七医院。3月,黄克诚的病情基本得到了控制。专案人员带来了黄克诚夫人唐棣华来看他。
  此地此景,两人不知说什么才好。于是,他们握握手,相对一笑,然后便坐下来谈病情。
  3月10日,黄克诚出院,监护地点转移到玉渊潭一带。在这里,被监护者每人住间小屋,相互隔离。黄克诚过着失去自由的孤独日子。
  他的住房只有九平方米,除了一张床外,只有一张小桌,一只小凳。此外一无所有,什么也放不下了。
  这时,山西那边黄克诚的秘书把他指定的报纸参考资料等按要求寄到这里,家里也通过专案组送些衣服、食物和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
  黄克诚在这里写诗纪事:七律纪实无端入狱亦寻常,且把牢房作学房。
  日习楷书百余字,细研经典两三章。
  粗粮淡菜情偏好,板床薄褥睡亦香。
  尚有闲情觅闲趣,斗居旋转乐洋洋。
  4月,黄克诚看到窗外一棵桃树上桃花似火,灿烂如霞。但是,不久就被狂风刮得零落不堪。
  黄克诚由此想到多次陪彭德怀等同志被批斗,以及看到大批干部被打倒,便无法控制自己愤懑的感情,又作词一首:调寄蝶恋花桃花满树桃花红烂漫,一阵狂飘,吹掉一大半。
  落地残红何足羡,且待来年看新瓣。
  人间变化千千万,升降起落,犹如急流泛。
  天翻地覆大转换。
  英雄转瞬成坏蛋。
  后来,专案组发现这首词后,如临大敌,一方面要“监护”单位找原因,查明黄克诚为什么有条件写诗填词,同时责令严密监视黄克诚的行动,杜绝类似事件发生。
  黄克诚敢作敢为,毫不隐瞒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他在一份材料中写道:我于1967年5月至12月间,填了一首《蝶恋花》词,题名是“桃花”。
  这首词表达了我在这个时期里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和心情。
  在谁反对“文化大革命”就打倒谁的时期,黄克诚把自己对“文革”的看法痛快淋漓地表达出来,这既体现了他极高的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又充分显示了他一向无私无畏、敢讲真话的品德。
  为此,专案组不但多次对黄克诚进行批判,而且作为一条371“罪状”
  写在黄克诚的“审查结论”中。
  这期间,黄克诚一共被批判了二十次左右。
  从8月起,专案组又重新对黄克诚进行审查。
  审查者先是从他的自传中找矛盾,让他一件事一件事写书面交代。有些问题卡住了,就进行调查。专案组为此曾跑到黄克诚老家两次。凡是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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