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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者先是从他的自传中找矛盾，让他一件事一件事写书面交代。有些问题卡住了，就进行调查。专案组为此曾跑到黄克诚老家两次。凡是黄克诚到过的地方，都要一一调查。这样，一直到1968年3月，一共审查了8个月。
他们着重查黄克诚的入党问题，逼他承认是假党员。这令黄克诚哭笑不得。黄克诚想，自己在党的领导下参加武装斗争，出生入死几十年，怎么会是假党员呢？
原来，黄克诚入党时的证明人，都在战争中牺牲了。只有一个介绍人活着，而这个人却说他不记得介绍黄克诚入党。此人确实是当时湖南第三师范学生运动的负责人之一。但是，黄克诚入党情况特殊，是和另一同志一起先与特委接头，得到同意后，再请第三师范的同志担任介绍人的。
黄克诚入党时，和他谈话的同志是由特委派来的，入党后又由特委和他直接联系，所以和第三师范的介绍人反而没有多少接触，也没有在学校过组织生活。这样，湖南第三师范的同志忘记了，不足为怪。
但是，根据这一点，就认为黄克诚是假党员，简直毫无道理。
专案组不顾黄克诚说明的情况，对他大搞逼供信，甚至采取车轮战法，通宵达旦，不许他休息。有时，甚至采取打骂等侮辱手段。
这一段时间，通常总是十几个人围攻。
一天，忽然来了二十多人，威风凛凛地摆出要打人的架势。先由两个人抓住黄克诚的膀子，使他动弹不得。黄克诚一看情况不妙，不愿受辱，便使劲挣脱出一只手，抓起桌上的茶杯猛砸自己的头。于是鲜血直流，黄克诚马上休克了。
这帮人没有料到会出现这种情况，只好僵旗息鼓而去。管理人员请医生给黄克诚包扎了伤口，又让他休息了一天。对此，黄克诚十分气愤。他马上给林彪写信反映情况。信中说：我入党四十余年，历史长得很，要找碴，可找之处甚多。他们根本不懂历史，不懂旧社会，不能理解我们的路是如何过来的，一味瞎纠缠搞下去，搞到我八十岁也搞不究。这种逼供方法，势必逼得人乱说，牵累许多无辜者。
这个教训历史上已经有不少。固主席事忙，只好写信给你，请考虑一下。
黄克诚请傅崇碧转交此信，后来知道林彪收到了此信。黄克诚不仅写信揭露专案组的迫害，而且还当面对专案人员不顾事实的逼供和谩骂给以义正辞严的回击。
一天晚上，专案人员见黄克诚伤势已无大碍，就重整旗鼓，又来围攻。
整整逼了黄克诚24小时，仍旧一无所得。
这时，一个装腔作势的家伙用手指着黄克诚，骂道：“你这个混进党内的反革命，这么顽固！”
黄克诚大怒，忍不住骂道：“你他妈的懂个屁！”这下子，他们几十人围了起来。
“好啊，你骂人，气焰那么嚣张，真是现行反革命！”有人吼道。
黄克诚想：你们可以换班，我可必须争取休息，留点精神对373付你们。
于是，他说道：“好吧，我骂了你，你是革命造反派，骂你就是骂革命造反派，就算是反革命吧！”
他们听了这句话，觉得取得了初步胜利，这才罢手而去。
第三天，他们又来逼问“假党员”问题，准备仍用上次的方法来达到目的。
但是，黄克诚已想好了对策。黄克诚不等他们开口，就不慌不忙地说：“我要发表声明：从你们开始对我逼供的那一天起，凡所有你们逼我写的检查材料、交代和讲话中被迫说的话，我现在宣布一律无效。今后，你们逼我再讲、再写的东西，也同样一概无效。特此当着你们大家，郑重声明。”
黄克诚的声明使专案人员大出意外，他们目瞪口呆，好长时间什么话也没说。
过了一会儿，他们又改问黄克诚：“你为什么写信给林副统帅，不经过我们？”
“经过你们，这信就转不到了。我对你们有意见，写信给你们的上级领导，为什么一定要经过你们？”黄克诚理直气壮地回答。
从此，专案人员的态度有所改变，“提审”、“批斗”的方式平和多了。
那彪形大汉的打手也不来了，他们对黄克诚改用说教、劝供的方式。
他们连续劝说了一个星期以后，问黄克诚：“你听进去了没有？”
“有那么一两句我听进去了。你们王组长说，我是因为参加革命，才得到党和国家的任用，担任了重要职务。这句话说得对，我听进去了。其余的话，你们全白说了，我一句也没听进去。”黄克诚瞪了他们一眼说道。
以后，专案人员就让黄克诚写详细的自传。他们这些人头脑冷静了一些，可以听得进一定的道理了。
于是，在这次自传中，黄克诚写了上次没有写的一件事。
1929年，黄克诚奉命从井冈山回湘南开展游击战争，失败后遭到敌人通缉。黄克诚无法藏身，便来到长沙。经当时在国民党二师工作的同学介绍，化名当了该师三个月的图书管理员。后来，他把此事向组织作了报告。
当时，处于白色恐怖时期。为了隐蔽力量，党规定经过组织同意，可以自谋职业。因此，黄克诚虽然事先来不及征得组织的同意，但随后即作了报告。
专案组左调查右调查，也没有查出什么事。
后来，1984年整党时，当调查人员向他了解“文革”中专案人员的问题时，他说：“1975年专案人员给我写的‘结论’，不能看成是诬蔑。1929年，我在国民党军队当过三个月的图书管理员一事，虽然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战初期曾向组织报告过，但延安整风就没有交代。那时搞‘抢救运动’，怕交代后没完没了。这是事实，我认错。”
黄克诚光明磊落，泾渭分明。
1968年8月，黄克诚又被转移到公主坟一带。
1970年，黄克诚仍旧被监禁。冬天冷得很，手臂疼痛，黄克诚采取了自我疗法，用强力按摩疼处，倒也颇有效，以后，他就经常进行自我按摩。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国事件发生后，监管人员的态度大大改变。
1972年，黄克诚从广播中得知老上级陈毅逝世，极为难过。后来，又听说刘少奇、贺龙、陶铸等也都在“文革”期间逝世，但不知详情。
不久，准许家属探视了。一次，黄克诚的夫人带着子女来看黄克诚。他们除了谈家里的情况外，主要是谈社会经济情况。这是黄克诚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此时，监管越来越松，只是需要写检讨应付差事。到1973至1974年，管制更加放松，问也不大问了。
1974年，黄克诚因病住院。他得知彭德怀也住在这个医院，但两人都在监护之中，仍是不通消息。彭德怀因病逝世，黄克诚一点也不知晓，后来才听说此事。
1974至1975年，周恩来总理病情加重。“四人帮”幸灾乐祸，以为总理病重，他们便可取而代之，没想到毛泽东选择了邓小平主持中央的党政日常工作，着手对各方面进行整顿。
1975年1月，黄克诚因前列腺炎急性发作，在邓小平的批示下，住进三○一医院。一个时期后，病情渐渐好转。
黄克诚夫人又给邓小平写信，请求解除黄克诚的监护。专案组说在他们的材料上签字后，就能上报解除监护。此事因专案组和黄克诚在材料签字上有不同意见，拖了很久。
后来，黄克诚夫人对他说：“这个材料其实与庐山会议的结论无大区别，你将来如能解除庐山的冤案，一些附加的罪名不辩自消。”于是，黄克诚勉强在材料上签了字。
专案组如释重负，马上对黄克诚宣布：中央决定给你解除监护，仍回山西任省长。
黄克诚出了医院，在招待所住了几天，就回山西去了。1975年秋，黄克诚刚到太原时，省委还有让他参加工作之意，但不几天就变了，说黄克诚身体不好，还需休养，市内不宜居住，要他搬到市外晋祠去住。
原来，此时情况又发生了变化。
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对各方面进行整顿，各条战线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景象。但是，当邓小平要系统地有步骤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时，事情起了变化。
1975年底，在江青集团煽动下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炮制了“老干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荒谬理论，把斗争矛头指向老干部，把各方面的整顿诬为“全面复辟”，揪邓小平的代理人。
邓小平又一次被整下台。黄克诚等一大批老干部未得到解放。
全国再度陷入混乱之中。
第十四章 平冤案尽心力 晚节称典范
“四人帮”垮了台，黄克诚被解除了“监护”，从外地回到了北京。
黄克诚住在西郊的一家招待所。没有人来看望他，陪他的只有一位不大爱讲话的战士。黄克诚觉得很寂寞。
这天，他拄着拐杖，穿过车水马龙的大街，到对面的总后勤部看一个老部下。
他们很熟悉。但是从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他们就再也没有来往过。
老部下还不知道他回来了，黄克诚就去找他。“四人帮”倒台了，还怕什么？
黄克诚拄着拐杖，磕磕绊绊地向前走着。
七十多岁的人了，双眼又患有严重的白内障，几乎失明，几步之外的人都看不清面容，拐杖是他的眼睛。
到了总后勤部，黄克诚没有找到老部下。
他又问了其他几个熟人的下落，但是都没有结果。黄克诚感到很累，准备回招待所。
路上，黄克诚忽然想起总后还有一个熟人：自己过去的警卫员王秀全，现在总后开汽车。
于是，黄克诚步履艰难地来到了小车队调度室。“老王，有人找你！”
一个人找到王秀全说。
王秀全来到调度室。
当他认出来人是黄克诚将军时，又惊又喜。
王秀全从五十年代初就在黄克诚身边工作。后来，黄克诚遭受厄运，他被迫离开了。这些年他时时刻刻挂念着黄老。没想到，现在在这儿见到了老首长，拄着拐杖，步履瞒珊……王秀全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小王，你这些年还好吧？”倒是黄老先开了腔。“我什么都好，只是首长您……”王秀全说着，鼻子一酸，没再说下去。
黄克诚放声一笑。
“这不挺好吗？现在我又回来了嘛！”说着，他用拐杖在地上连敲了几下。
接着，他们拉起了家常。
王秀全把黄克诚送出大门口，看着首长过了马路，他才回去。
当晚，王秀全到招待所看望黄克诚。
“黄老，您以后出去办什么事，给我打个电话，我用车送您。您这么大年纪了，走来走去太不方便了。”王秀全悄悄对黄克诚说道。
黄克诚听了之后，心里涌起一股热流……
黄克诚一生光明磊落，胸怀坦荡。
历史上，他曾因坚持正确意见而多次受到错误的批判，降职、撤职，但他从来没有动摇过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信念。黄克诚刚正不阿，不盲从，不苟同，始终不变。
庐山会议后，黄克诚被罢官近二十年。但是，不论对家属，还是对亲朋好友，黄克诚始终没有吐露庐山会议上的任何情况。
在他晚年时，党史资料征集部门纷纷登门拜访他，请他讲一些庐山会议的细节，黄克诚都一概拒绝。
对于自己曾受到的不公正待遇，黄克诚从来没有流露过一点不满和怨言。
一次，一位老同志为他鸣不平：“这些年来，对你实在是不公平。”
但是，黄克诚却坦然说道：“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个人在党内受点委屈算不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这比起我们为之献身的共产主义事业来说，实在微不足道。在党的历史上，有多少无辜的好同志含冤死去，他们连全国胜利这一天都没能看到，比起那些同志，我是幸运者。彭德怀戎马一生，功高盖世，不也是役等到粉碎‘四人帮’，就含冤九泉吗！比起彭老总，我也很知足，有什么委屈不平可言？”
肺腑之言，掷地有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黄克诚重新担任了党和军队的领导职务。他不顾年高体弱，把全部身心扑到工作上。他在中央纪委工作期间，为拔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端正党风，倾注了大量心血。
但是，谁能想到，此时他因“庐山会议”所受到的错误处分尚未彻底乎反。他没有想到自己也有冤案在身，也属该平反之列，他想到的是全党。
熟悉情况的同志，不止一次地建议他向中央写报告，要求平反。
“不必了吧，我现在有工作就行了！”黄克诚不以为然地说。
“黄老，起码庐山会议后，您被降低的两级工资，应当予以恢复。”一次，有位同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