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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老，起码庐山会议后，您被降低的两级工资，应当予以恢复。”一次，有位同志对黄克诚说。
“降两级工资算什么？当年从家乡和我一起出来参加革命的几百位同志，都在战争年代牺牲了，我是唯一的幸存者。现在，我有地方领薪金，有地方看病，有吃有穿，不是挺好吗？”黄克诚坦言，坚持不同意向组织上提工资的事。
黄克诚为革命事业操劳了一辈子，从没有因为个人的私事向组织上伸过手。
直到弥留之际，黄克诚还颤抖着双手，十分吃力地写下遗嘱，叮嘱他的丧事一定要简办，不要浪费国家和人民的钱财，一定要听从组织上安排，不准额外向组织上提任何要求。
黄克诚虽然对待自己的冤案漠然置之，但是对其他在历史上受到错误处理的大批同志，却报以极大的关心和热忱。
黄克诚常常亲自接待来访，听申诉，听汇报，不厌其烦地打电话询问情况，催促有关部门抓紧对冤案假案错案平反，细致入微，一丝不苟。
黄克诚这种公而忘私，对同志极端热忱，对工作认真负责的精神，感动得许多人流下了眼泪。
黄克诚珍惜国家和人民的一草一木，从来是一丝不苟。公家的资财，哪怕是浪费掉一分钱，他都心痛。
他一直住在原来那座破旧的房子里。这是一栋解放前留下来的房子。这房子夏天下雨时漏水，冬天透风，陈旧的锅炉怎么烧温度也上不去。夏天下雨时，漏雨的地方正好对着黄克诚卧室的床上，他不得不在床中央放个接水的脸盆。
为此，管理部门多次动员黄克诚搬迁或是翻修住房，他们考虑到让一位年迈多病的首长住在这样一个地方很不合适。但是，黄克诚就是不答应。
黄克诚说：“我们国家现在还很穷，群众住房更困难，许多家庭几代人同住一间房子。我现在的住房条件，比起他们来，不知要好上多少倍。不搬迁不翻修照样可以住，还是把搬迁、翻修的钱节省下来，用在当用之处吧！”
黄克诚住的那所房子，因年久失修，房顶已变腐朽。
有一次，从房顶掉下一块朽木板，正好砸在他的床边，幸好没有伤着他。
在这种情况下，黄克诚才同意把房子翻修一下。后来，当他听说维修费要好几万元钱时，他坚决不同意。
黄克诚说：“一个破房子花这么多钱去维修没有必要，哪里坏了就把哪里修一下好了。简单地修修，下雨和化雪时不漏水就可以了。能节省一点就是一点嘛！”
就这样，按照他的意见，从工程连抽了几个小伙子，爬上屋顶，把瓦倒腾了一遍，漏水的地方修补了一下就完事了，前后只花了大半天的时间。
黄克诚的住处是在王府井附近的闹市上，房边又有一个消防站，汽车报答器经常出其不意地狂叫起来，黄克诚常常在睡眠中被吵醒。
黄克诚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劝他，这里吵得太厉害，还是换一个安静的地方住吧。管理部门也要给他调换一所安静的住宅。但是，黄克诚不同意。
黄克诚对工作人员说：“这里的确是有点吵，但并不是不可以往，一搬家就得费时费力花钱，没有这个必要。再说，我怕吵搬走了，别人来住不是照样吵吗？”
黄克诚家里的暖气，是由自家烧煤取暖，热量不足。年轻人坐在屋里还冻得跺脚呢，何况一个年迈多病之人。
在他家门前地下就是一条热力管道。工作人员把这一情况反映上去后，服务部门立即决定对黄克诚家的暖气进行改装，换成由热力管道供给暖气。
水暖工很快就掘开了管道周围的土，屋子里外满是坑坑沟沟，眼看就要安装管道了。
就在这时候，黄克诚从工作人员口中得知，这次暖气改装要用去近三万元，他立刻不高兴了。
黄克诚批评了工作人员。他说：“你们怎么能这么大手大脚地花钱，现在我们国家还很穷，把钱用在正地方去。我这里能烧煤取暖就已经不错了。”
就这样，已经挖开了的地下管道又填上了土，准备好了的暖气设备又退掉了。
一天，黄克诚发现工人给他家的院子里运了许多砖，而且还在不断运着。
黄克诚问工人拉来这么多砖干什么，工人告诉他：“你们家这个街门又低又旧，很不成样子，准备修一个好一点的大门楼。”黄克诚一听，马上来了火。
“修那个东西干什么？现在这个铁门虽然旧点，可是蛮结实嘛！像这种图门面的东西，咱们宁肯将就点，也不要乱花钱。”修门楼的事，就这样也被制止了。
黄克诚看起来太固执了，似乎有点不近人情。
然而，大家都觉得他住在这样的陋屋里，实在太委屈了。没有“将军府”，可也不能太简陋了。
考虑到住在这样的环境和屋子里，不利于黄克诚养病，同志们又想了个点子，劝他到玉泉山去住一段时间。那里有一个很好的疗养点，黄克诚应该去。
开始，黄克诚就是不松口，说工作这么忙，哪有时间去疗养。后来，同志们说到了玉泉山照样可以工作，他才答应了。不过，黄克诚提出两个条件：家里的人包括老伴不要去；去后的伙食费不要补助，吃多少由他自己负担。
这就是黄克诚。
1983年夏。玉泉山。
黄克诚在住地院子里散步。陪伴他的工作人员见熟透的樱桃挂满枝头，便向往地管理人员要了一些给黄克诚尝尝。
黄克诚边吃边说：“这樱桃味道还真不错，好！好！”工作人员听了都非常高兴。
忽然，黄克诚似乎想起了什么，问道：“这樱桃是哪里来的？”
工作人员不敢隐瞒，如实相告。
黄克诚马上生气了，批评工作人员道：“我们不该无偿占用公家的东西。
立即给他们送钱去！“
当即，工作人员向住地管理人员按价付了钱。
一个星期天。
黄克诚住地热热闹闹，笑声阵阵。
原来，黄克诚的家属子女到玉泉山来看望他。
忽然，“呼”地一声，黄克诚最疼爱的小孙子，不小心把一个公用茶杯打碎了。
于是，黄克诚吩咐工作人员去买一个新茶杯补上。
“这里的东西坏了，再去领一个就是了，用不着自己买。”工作人员对黄克诚说。
“你是一个军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难道忘记了吗？损坏公物要赔偿，这是我们军队的老规矩，什么时候也不能违背。我是个老兵，不能因为今天当了高级干部，就不守规矩，搞特殊。”黄克诚神情十分严肃。
工作人员听了黄克诚的话，深受感动。于是，便从黄克诚的生活费里取出钱，买了一个新茶杯作为赔偿。
黄克诚长期担任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职务，但是，在他家里，却看不到一点“高干”的气派。
也许会有人认为，像黄克诚这样一个大将，按他的职务，他的贡献以及他手中所掌握的权力，还不拥有好几部小车？其实错了。黄克诚只有一部车，从来只有一部。
黄克诚对老伴和子女说：“小车是国家配给我办公用的，不能私用。”
他把这作为一条家规，要求子女不准动用，要求全家人严格遵守。
黄克诚最反对领导干部的子女、亲戚，坐着小车“抖威风”。多年来，子女们都自觉地遵守这条家规，谁也不敢违例。全家人在黄克诚的言传身教下，保持着普通的“布衣”生活作风。
但是，“家规”说起来容易，真正做到很不容易，常常会遇到一些特殊情况，看起来似乎可以例外。
黄克诚膝下只有一个小孙子，他十分疼爱。在黄克诚面前，小孙子黄健可以算得上一个“特殊人物”了。
可是，就是黄克诚的这个“掌上明珠”，从他上学之日起，到他爷爷离开他远去，他从来没有一次坐他爷爷的小车去上学，全是自己挤公共汽车到学校。
一天清晨，雷鸣夹着电闪，倾盆大雨从天而降。雨水从空中、从屋檐、从墙头、从树枝上跌落下来，满院冒着小水泡。水顺着门缝流出水沟儿，流出院子。千家万户的院子里的水，汇在一起，在大街小巷汇成了急流，淌成了小河。
黄健该上学了。
司机王秀全看见孩子打起雨伞，卷起裤腿，要往外走，有点心痛。
“小健，今天由叔叔作主，用车送你一趟。”
不料，这事让黄克诚的老伴唐棣华知道了。
“小健，不许坐爷爷的车，这是咱们家的家规。你爸爸、妈妈从来没有私自坐过小车，你坐着小车上学像话吗？”奶奶对黄385健说。
于是，黄健听了奶奶的话，拒绝了叔叔的好意。
这时，唐棣华拿过雨伞撑开，把孩子送到了公共汽车站。事后，王秀全对人说：“我给黄老开了快十年车，这是唯一的一次自己作主要用小车送他的孙子，还碰了壁。”1980年春。
新绿的叶子从枯枝上长出来。花开了，白的，黄的，紫的，红的。阳光温柔地对着人们微笑。蔚蓝的天空中，鸟儿在飞翔。黄克诚一家老少包括工作人员，都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黄克诚最小的儿子要结婚了！
但是，仔细一看，这种气氛中似乎又缺少了点什么。没有大摆筵席的准备，没有高级贵重的家具，没有花花绿绿的布置。当时，社会上婚嫁讲排场、摆阔气的风气盛行。
按说，就现有的家庭条件，动用小汽车把新娘接过来，似乎也并不为过。
于是，一个工作人员对着黄克诚的耳朵，小声说道：“黄老，能不能用小车把新娘接过来？”
“年轻轻的，坐公共汽车、骑自行车都可以来嘛！”黄克诚没有答应。
这时，又有一个工作人员说：“现在结婚都兴用小卧车接新娘，而且是一长溜小车，一般人家都是这么办。”但是，黄克诚坚持不答应。
那天，黄克诚的这个小儿子，骑着自行车把新娘接到了家中。既没有请客，也没有设宴，只是全家人聚在一起，邀集工作人员吃了一顿饭，就把喜事办了。
那一年，老家来了一帮人来看黄老，都是他的侄子侄女以及他们的孩子。
黄克诚非常高兴，热情地接待了这些远地来客。
黄克诚和家里人都知道，老家的人来一趟北京不容易，便尽量安排他们多转几个地方，把首都北京的名胜古迹都看看。只是，有一点黄克诚没有“开戒”。每次外出时，他都让他们坐公共汽车或乘班车，一次小车也没让他们坐过。最后，老家的人想去一趟八达岭。
“应该去，来北京不到长城去看看，是一大遗憾。”黄克诚十分赞成。
可是，交通问题怎么解决？八达岭没有班车，挤公共汽车也不方便。
有人想，老家人刚好可以坐满一小车，说不定黄老这次会让他们坐一趟小汽车，排场排场了。
没想到，黄克诚对大家说道：“你们就坐火车去，车费由我负责。开小车去，汽袖太贵，跑一趟八达岭要烧多少汽油啊！再说，我对家里人有个规定，游山玩水一概不能用小车。
你们也只有按这规定办了……“这就是严以律已的黄克诚大将！
黄克诚一生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从来不追求个人享受。黄克诚早年患有支气管炎症，因为家里贫穷，无钱医治，便留下了病根。
参加革命后，黄克诚戎马倥偬，积劳成疾。到了晚年，病情愈发严重。
尤其是冬季寒冷，时常发作，大口大口地吐痰，有时一次要咳上几十分钟，憋得浑身直冒汗。
为了减轻他的病痛，同志们建议他冬季到南方去住。一些在南方工作的老部下，来北京看望他，也一再邀请他到南方去过冬天。
但是，黄克诚都一一婉言谢绝。
他说：“我已经八十多岁了，眼睛又看不见，一出去要带随员，需要花许多钱。而我出去却做不了什么工作，白白地给国家浪费钱财，也给地方上增加许多不必要的负担。所以，还是不出去的好。”
从1977年底他担任中央军委顾问定居北京，直到逝世，黄克诚从没有离开过北京。
即使是在1959年庐山会议被罢官之前，他虽然身居高位，但除了到外地开会和工作之外，也从来没有力避寒暑或游览，而专程到外地去过。
黄克诚常常说：“我们都是国家干部，吃的穿的用的都由国家负担，这都是人民的血汗，一定要加倍珍惜。如果不是工作需要，即使是浪费掉一分钱，也愧对黎民百性。游山玩水，大手大脚挥霍国家钱财，那不是共产党人所为，而是国民党作风。”
一位高级首长身边，总是有许多工作人员：秘书、警卫员、护士、司机、炊事员……他们都是经过反复挑选，才有幸被调到首长身边的。
外边的人很羡慕在这个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