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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诉讼，还因为他对专利法持怀疑态度，在爱迪生看来，在专利法方面是没有正义可言的。爱迪生写道：“由于加上了一个逗号，专利书的内容完全改变，我因此失去了碳阻电话在德国的专利权。同时，在德国的另一专利也被作废，因为他们发现类似的东西，早在公元前2000年就在埃及使用过——他们说，虽然这种东西与我的发明并不一模一样，但其类似之处之多就足以驳回我的专利。”他还说：“这种专利保护往往会在流动程序中或裁决技术上自行消亡。一件诉讼案会从一个法庭抛出，送进另一个法庭，以文件形式送来，又以争辩形式退回，如此来来往往，与其说是寻求正义，不如说是‘踢球’训练。一个重要的案件本可凭常识在短期内解决，但是偏偏牵扯到各种裁决的技术问题，从而一拖再拖，绵延数年，使诉讼的目的完全化为乌有。”
这种观点显然带有一定的偏见。事情并不奇怪，因为他本人就曾竭力回避保护佩吉和贝尔专利的法律条文。他坚持自己的观点和作法，是因为他永远不能忘记那曾为多通路系统的专利权问题出庭作证的艰苦难熬的日子。
但是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爱迪生在专利权问题上思想发生了变化。从19世纪80年代中叶起，到该世纪末，爱迪生一共提出了200多件旨在保护自己电灯系统的诉讼，其中1/2是为了维护他的白炽灯专利。共有50项专利被立案审理，最重要的是有关真空体中使用灯丝的问题。
在此之前，尽管爱迪生花了5年时间奋斗阻挡，但索耶—曼1880年1月9日提出的专利还是在1885年5月12日得到批准。11天之后，爱迪生电灯公司开始为巩固自己的专利权益向美国电灯公司、联合电灯公司和其他一些公司提出诉讼，但真正坚持下来的只有对前两家公司的诉讼。同时，爱迪生电灯公司还宣布，它已经做好一切准备。并说：“在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起诉并惩罚所有未经本公司允许而生产、销售或使用白炽灯的人……使用电灯真正的发明者所提供的电灯，公众可以不必担忧。但是，如果未经爱迪生公司许可而使用爱迪生基础专利的人就可能遭受损失。”
第二年，爱迪生公司在一本小册子中通报了专利侵犯者将要蒙受损失的情况。小册子中写到，“为了使你估算出爱迪生专利受到保护后你将欠下的债务，我们向你提供一个保守的计算方法：每一原装电灯赔款25美元，每更新一次赔款2。5美元，尽管这种决定会使你的工厂瘫痪……但又有什么办法呢？”
但是，这种威胁并未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美国电灯公司掌握着无数电灯专利，因此，在复杂的诉讼过程中，这家公司不断地变换专利内容，从各种不同的角度维持自己活动的合法性。加拿大有关当局认为爱迪生公司的诉讼不符合某些规定，不予受理。美国境内提出的起诉也被自动撤消。爱迪生在英国的诉讼也无效。法官试图以一种不寻常的方式了结此案。他命令，按照爱迪生专利条文，在一名独立评价员面前进行试验。于是，律师、证人和专家们都休会，集体来到伦敦郊区庞德斯恩特爱迪生的电灯工厂。这里的一些工人接过爱迪生的专利说明书，用粘焦油作灯丝制成电灯，然后与电源接通。电灯烧毁，又继续实验了半天，结果依然如此，最后的判决爱迪生起诉无效。
到1889年，爱迪生利益集团的形势有了改观。加拿大农业部长为爱迪生的原始电灯专利翻了案，允许爱迪生重新起诉美国电灯公司。接着，援用索耶—曼专利起诉爱迪生的联合电灯公司被法庭驳回。爱迪生在英国提出上诉后，下级法庭的判决被推翻。到1892年底，爱迪生利益集团终于可以无拘无束地惩罚那些侵犯爱迪生专利的人了。
然而，就在爱迪生公司有权制裁那些多年来侵犯它的专利的厂家以后，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几年以前，曾有一位叫亨利·葛倍尔的人说，他在爱迪生之前就发明了有实用价值的白炽灯，于是便向法庭起诉爱迪生公司，但被法庭驳回。这次，他又重新发起了攻击。虽然他的起诉被宣告无效，但它再次延误了爱迪生专利的有效期。
专利权问题，使爱迪生蒙受了时间和经济上的损失。一方面，到1900年为止，诉讼事务共花费了爱迪生200万美元。另一方面，在无数的专利诉讼案中，爱迪生还需接受律师的询问，他既要查询过去的材料和报告，又要出庭作证，这样，他所花费的时间之多，也给他造成了沉重的负担。
为了弥补由于专利权问题耽搁的时间和经济损失，爱迪生更加忘我地工作。他通常每天7点钟就到了实验室，他首先检查一下头一天晚上实验室人员工作的情况，然后开始做自己的实验，直到中午吃饭。在吃饭时间，他或者接待来访的客人，或是与那些需要向他求教某些特殊问题的公司人员洽谈。爱迪生的一位名叫约翰F·欧哈根的老朋友记录道：“下午一点钟，他又回到工作台，检查他的助手们都做了些什么，给他们指出工作程序，因为在爱迪生的实验室内，没有独立的试验可言。‘老头子’是总管。新来的助手们不用多久就发现，每天给他送去的工作安排，他并不遵循，因为这里的主导思想都是出自爱迪生的头脑。”
许多来访的客人认为，现在的爱迪生已经成为父亲式的人物。他的思想，就是整个企业的指导思想，他可以对手下的人进行粗暴然而又无恶意的批评，他们都无怨言。爱迪生本人仍是主要的动力，他亲自到工作台演示某项工作应该如何着手，不论是在实验室还是在车间，他都能向左右提出一连串足以显示出他熟谙万般技艺的问题。
爱迪生还是一位出色的宣传家。对每次来西奥兰治参观的人，都是他担当导游。参观以后，爱迪生总要提出一些问题。一位客人说：“在爱迪生等待你讲话时，他的脸上就露出探询的样子。如果你讲的恰恰是报纸的事，那么他就对你更加亲热，使你无拘无束。”
爱迪生这种利用报纸为自己宣传的作法常受到人们的攻击。在早年，他喜欢使用宣传媒介与社会沟通，那是出自他那奔放的热情。后来，他愈来愈看到宣传的威力，便抓住宣传不放，使宣传服务于他的事业。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他在80年代末公诸于世的那张具有拿破仑姿态的著名照片。
对爱迪生天才的闪光具有一定影响且最糟糕的一次宣传活动，就是他自己在报刊杂志上对使用交流电发起的攻击，进而引起了一场电流战，双方在交锋中，都毫不隐讳自己的观点。但由于种种原因，爱迪生失败了。
与交流电的交锋
在1880与1890年之间，爱迪生从名人成了名家，在80年代中期以前，爱迪生处于将电力设想化为现实的领导人物地位没有受到任何挑战。在爱迪生年满40，即1887年，有人提出了以交流电取代直流电的设想，而在交流电是否可行的问题上，爱迪生倾向于采用直流电，固执己见，他所表现出的保守和顽固，不亚于那些讥笑电灯可以取代煤气灯的人们。但是，直流系统从诞生那天起就存在着它的缺点。爱迪生的第一批发电厂是用直流电输送电力的，由于功率在电线摩擦中迅速损耗掉，以致发电厂输送电力的距离最远不超过一英里。如果这种状况继续下去，那么除了大城市外，别的地方也许就得不到电力。此外，采用直流电输送的电力得把电压局限在250伏之内，如果超过这一标准就会烧毁灯丝，或危及用户的安全。于是人们设想：能不能将电压提高，以利于远距离输电，然后在输入用户或工厂之前，再将电压降下来。
如果用直流电，这一点就无法实现。但是用交流电，它就可以沿一个方向前进，达到高峰时就调转方向，再达到高峰时，又调转方向，每秒钟调换多次方向，就为改变电压提供了条件。自19世纪80年代初期，人们就在这方面做过多次尝试，但都遇到了障碍。1885年由英国工程师C。H。菲尔安基设计的第一座交流单相发电站建造在离伦敦12公里的捷伯特弗尔得。发电机的功率为1000瓦，电压高达2500伏。俄罗斯最大的交流单相发电站是1894年建成的，功率为800千瓦。单相交流发电站同直流电站相比，功率得到提高，供电范围是扩大了，但它使输电工程变得复杂化，因而阻碍了此类电站的进一步发展。爱迪生在采用交流电的问题上，持顽固保守态度，并不是他预见到将要遇上什么困难，而是因为他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的直流系统而不愿意再改变它，而且他也没有发现交流电系统为输电带来的节约因素。
除此之外，还有人的因素。乔治·威斯汀豪斯系统是依据出生在奥匈帝国克罗地亚的尼古拉·蒂斯拉的技术原理研制问世的。巴切勒在法国“发现”了蒂斯拉，说服他到美国为爱迪生工作。蒂斯拉和爱迪生见面时，爱迪生已是世界上出名的伟人了，而小爱迪生几岁的蒂斯拉还是默默无闻。他们两人之间存在分歧，爱迪生注重实践，是位凭经验在摸索中进行发明的人，蒂斯拉是那种注重理论的人；蒂斯拉坚信：交流电终有一天会使供电范围更广，成本更低。爱迪生对这种设想则不屑一顾，不愿做认真考虑。如果这两人能友好合作坦诚相见的话，那么历史恐怕要改写了。但史实却是，不久他俩就分道扬镳了。事情起源于一件小事。
有一次，蒂斯拉同爱迪生谈论起发电机的几种潜在的改革可能，爱迪生无意中说：“如果你能做成，付你5万美元。”蒂斯拉用几个月的时间对发电机进行改革试验，他把改革后的附件装入发电机，试车完全成功。当他向爱迪生索取5万美元时，爱迪生却回答说：“蒂斯拉，你不知道我们美国人爱开玩笑吗？”
蒂斯拉认为自己受骗了，于是当场辞职。一般来说，爱迪生说话是算数的。这次爱迪生拒绝付钱给蒂斯拉，并非爱迪生吝啬，而是因为两人之间很少交流思想所致。这一事件后来影响到爱迪生的事业。由于此事，蒂斯拉一直对爱迪生耿耿于怀。1912年，蒂斯拉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学奖金。但是，当他得知将与爱迪生一起分享这一荣誉时，他表示不接受授奖，这样奖金便转发给了瑞典物理学家尼尔斯·古斯塔夫·达伦。
离开爱迪生之后，蒂斯拉得到了乔治·威斯汀豪斯的支持，终于将交流电引向实际应用。乔治·威斯汀豪斯（GeorgeWestinghouse 。Jr 。）靠发明了火车使用的气闸（1869年）和铁路信号系统（1882年）发财之后，在匹兹堡的住宅区买下一座大房子，又碰巧在这份地产内部发现了天然气。他设法安全地控制这种气体并利用它取暖和照明，由之创造出来约30个专利项目。威斯汀豪斯随后又投身于研究电的潜力。在这问题上他与爱迪生发生了冲突。
威斯汀豪斯精通电流知识，懂得利用电流强度和电压的不同组合可以提供一定的功率，而且某几个组合方法能使功率在一定距离内的损耗比另一些组合方法少得多。利用新近在欧洲发明的变压器，他调节电线上的电流以减少功率损耗，而在供应生产用电或家庭用电时，保持适当的电压。这个系统节约了大量电流，因此相应地节约了它生产电流所需要的大量基本设备。但是为了使变压器起作用，需要由直流电变为交流电的转换器。于是爱迪生系统和威斯汀豪斯系统之间爆发了一场“电流战”。
1888年，蒂斯拉成功地建成了一个交流电电力传送系统。他设计的发电机比直流发电机简单、灵便，而他的变压器又解决了长途送电中的固有问题。利用变压器，可将输入线路的电压提高，在送入家庭用户或工厂之前，再把电压降下来。
爱迪生未能及时意识到面临的危机。当他发现了这一点时，双方已经开始交锋了。爱迪生意识到，交流电可以降低成本，这是无疑的，从经济角度来攻击交流电，势必要以失败告终。于是，他就在交流电的其他方面做文章。他认识到，在19世纪的最后一段时间里，公众对电力怀有畏惧之感：电力虽然可为人类带来利益，但它也是杀人犯。所以，宣传高压的危险，是搅乱公众头脑最有效的办法。
于是，他发行了一本题为《当心》的小册子，书中详细地列举了交流电的所谓种种危险，并把交流电的使用令人难以置信地描述为“枉费心机”。
爱迪生还在《北美周刊》发表了一篇题为《电灯之危险》的文章，攻击交流电的使用。他说：“与我保持联系的一家电灯公司前些时候购下了一整套交流电系统的专利。对此，我表示抗议，内容都记在了公司的备忘录上。迄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