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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福特也参加了博览会。福特第一次遇见爱迪生是在1896年的事。当时，爱迪生在底特律设有发电所。福特抵达底特律后，第一个找到的工作，就是“火力发电所”的技术职务。那一天，他拜访了火力发电所，求见经理先生，希望能让他找到一份工作做。他先递上一份履历表，然后接着说：“我对蒸气引擎稍具一些经验，我想请你让我在发电所里工作。”
负责人看过福特的履历表，就一边听福特说话，一边点头，接着说：“你有蒸气引擎的知识，那正好。现在有一台机器发生故障，你就先修理看看，录用的事以后再谈吧！”
严格说来，这就是一项求职考试。福特立刻动手修理机器，到下午6点，他就把蒸气引擎充气修理好了。对此，发电所的人都十分惊讶，因为那台出故障的机器虽已被修过好几次了，但始终没有人修好它。于是他立刻被任命为技师，待遇是40美元每个月。
在他来到发电所的10个月后，他便被提升为发电所的所长，月薪高达100美元。
福特不为薪水高低，一心工作。下班后，他往往回家去研究汽油引擎的试作，他把辛苦研究出来的汽油引擎不厌其烦地加以试作，以求造出最优良品质的成品。福特对发电所的工作也作了各种的改良，特别是在提高工作效率方面，有了突破性的贡献。例如，三班制工作制度使工作效率大大地提高。
福特的敬业精神，得到了爱迪生的信任。最后，福特担任了爱迪生公司的总工程师。福特也十分尊敬爱迪生的发明和努力不懈的精神，当他完成汽油引擎的试作后，便带着这件作品请爱迪生过目。
爱迪生说：“福特先生，你真伟大，真是辛苦你了！对研究的艰辛，我是相当了解的，但是为了造福社会，希望能忍耐，并请继续研究。引擎是动力的来源，除了电力外，将来一定会使用汽油，你要好好地研究。”
当爱迪生如此恳切地对福特说，福特感动得几乎掉下眼泪来。他心想：我一定要让汽油引擎成为伟大的发明。
从此以后，爱迪生就和福特成为好朋友，两人来往得很密切。虽然爱迪生比福特大16岁，但是他们有共同的研究兴趣，因此年龄的差异并不影响他们的友谊。
只要一有机会，爱迪生就会勉励福特。后来，福特独立开设工厂的路程虽然相当艰巨，但由于有爱迪生的鼓励，他终于勇敢地接受命运的挑战，而向成功的旅程迈进。
这次，亨利·福特和爱迪生等人一起到附近路德·伯班克（Luther ，Burbank ）的圣罗莎苗圃作了一次访问。路德·伯班克是著名的果树栽培学家。好几年来爱迪生一向仰慕这位和善的加利福尼亚植物学的魔术家。他们两个人的研究方法——一个在发明世界，另一个在植物世界中——是有许多的共同点的。爱迪生曾说：“伯班克想研究一种植物学时，先种了一亩地的那种植物，等它们抽芽长成后，他便仔细地从中捡出一枝来，再从这一枝上研究它的种子。这也就是我的研究方法。”福特想调查一下伯班克新培育出的家桃是否能长成形状大小都相似，以便于机器采摘。
他们来到伯班克的植物园。伯班克拿出一本签名册来，请两位显赫一时的贵宾签字。册中第一项是“姓名”，第二项是“住址”，第三项是“职业”，第四项是“嗜好”。爱迪生用了他那清秀的笔法在第四项上写道：“一切事物。”而后他把册子递给福特，说道：“照样的写吧。”
这次旅游，是一次未经计划的休假。他最喜欢这种玩耍，因为它含有顽皮孩子逃学的味道。爱迪生接受轮胎制造商哈维·费厄斯通的建议，放弃专列，同乘汽车。这样3个人就可以同路去圣迭戈，参加那里即将举行的另一次“爱迪生日”。
这是一次愉快的旅行。在分手之前，爱迪生提议来年再抽空出来野营一次。大家对这一建议似乎兴趣不大。但爱迪生终于说服了他们两人，尤其是福特。但最终福特还是因为生意事务而没有践约，费厄斯通（Harvey Firestone ）最守信用。第二年，他带着夫人、小儿子、几名仆人和一位上等厨师同乘一辆载着冰箱、食品的卡车，开始了行程1000英里的旅行。约翰·布鲁斯（John Bur …r oughs ）也参加进来，起点是新泽西州，穿过阿迪龙代克斯山，几乎到达加拿大境内，然后扩向佛蒙特州。旅行设备由爱迪生提供，最使爱迪生自豪的是，他的一只蓄电池不仅可供照亮露营地，还为4个帐篷的照明准备了充足的电力。
约翰·布鲁斯曾写道：“能够看见爱迪生这样的闲雅游荡真是极有趣的事。他在中午时在树下铺了一条毛毯，曲着身，和衣的睡着。他睡得那么的甜蜜，简直像一个婴孩。在天还没有亮时，便起身跑到火盆边加上一些柴块。有时坐在河边池旁给自己化装着。他时常批评我们的饮食太过度，滔滔不绝地宣传他自己的节食主义，他每餐只吃一小块烘面包和一杯热牛奶。
在一个寒冷的晚上，爱迪生发明了一个铺叠床毯的新方法。他把几条毛毯连结起来，自己一个翻身跳了进去，他就算上床睡觉了。“爱迪生是他们一行中无可非议的首领。在其后的几年里，他们这些人又多次出行，每次都是预先确定出露营地，计划好路线，订出旅行守则。
爱迪生和亨利·福特之间的友情，是尽人皆知的。1915年，亨利·福特组织的“和平之舟”前去欧洲游说，希冀说服交战双方互相妥协。当时爱迪生偕孩子到码头为福特送行，在返身上岸时，福特对他说：“你必须留在船上，你必须留在船上。”福特说完露出了令人不解的微笑，但是又显得非常认真的样子喊道：“如果你留下来，我给你100万美元。”福特的传记作者记录说：“爱迪生由于耳聋，没有听清福特的话。福特又重复了一遍，这位发明家只是笑着摇了摇头。然而他又向他的朋友保证，他全心全意地支持他的行动。”
虽然爱迪生像福特一样，以为通过几位善良人士从中斡旋，即可导致和平的到来，但这种信念并未影响他在海军顾问委员会承担的工作。1916年，他把越来越多的时间都花费在了这种工作上。
1916年5月13日，纽约举行国民备战大示威。据预先布置，爱迪生将加入游行。反对党投书恐吓，说将致爱迪生于死地。爱迪生不顾恐吓，仍然出席了这次大游行。由4名暗探左右夹持，游行到终点，没有发生意外。海军谘议处人员与爱迪生同行，居工程师队之首，沿途的人争识爱迪生而且大声喝采、鼓掌。报刊对这次游行进行了报导。
专心投入海军防务
1917年1月，即在美国参战的三个月之前，爱迪生受丹尼尔斯之请，研究如果美国参战后，应作何计划，并借助何种新发明等。因此，他把自己的事务全部托付给了自己的副手和同事，并停止正在进行的其他实验工作，专心致力于海军防务，历时两年之久。实验室中雇了50名巧匠，专制应用仪器。全体人员中包括青年工程师数名、实业机关及各大学所派的自愿专家。丹尼尔斯后来在为司考特书撰写的序言中写道：“爱直成海军军官，且数月不离海军部，又数次巡行深海，就近实测，而谋解决诸要题。”其实验每达相当程度，即呈明陆海军人员，候命而继续完成。
1917年2月，为了实现把英国困死的狂妄企图，德国命令恢复无限制的潜水艇战，对所有在战争区域出现的中立国船只均进行攻击。德国指挥部并非不知道这样一来必将把美国推向反对自己的战争，但他们想进行一次冒险，争取在美国进行总动员之前就把美国打垮。几个星期之内，又有几艘美国商船被鱼雷击沉，生命财产都遭到损失。
当时，威尔逊（Woodrow Witson ）总统正在竞选连任。威尔逊在连任总统之前对参议院说：“任何一国不应控制另一国；任何一个大国不应成为世界陆地或海洋的主宰；必须限制军备；必须建立一个国际组织以维护持久的‘彼此平等的和平’，即‘没有胜利者的和平’。”但在总统讲这番话的前三天，德国政府已告知其驻华盛顿大使约翰·海因里希·冯·伯恩斯托夫伯爵，不加限制的潜艇战即将恢复，即使此举必然导致美国放弃中立。
为了适应新的战争形势，威尔逊不得不要求国会宣战。1917年4月6日，美国终于加入协约国向德国宣战。
美国参战后，爱迪生打电话给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希本，请他派4位物理学家来协助解决研究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卡尔·康普顿（Karl Kampton ）是被派来的人员之一，他写道：“刚见到爱迪生先生，还没来得及问好，他就拿出一支铅笔，给我描述海军顾问委员会交给他的任务——在不改变鱼雷航程和尺寸的情况下，通过改进鱼雷的推动装置，使鱼雷的药载量加大。接着，他非常简要地介绍了一下这种鱼雷的研制历史和应该具有的性能，最后，爱迪生告诉我，等找到答案再来见他。”
康普顿再次见到爱迪生时，他告诉爱迪生，为改进推动装置，他找到了3种燃料。爱迪生把这3种燃料全部推翻。“第一种燃料只能从德国获得，无法采用。第二种燃料已作过试验，因为有爆炸危险，只好放弃。第三种燃料含有木酒精，水手们会饮用，所以也不合适。”
康普顿最终又提出了另一种选择。爱迪生看过技术细节之后，要他去找执行同一任务的哥伦比亚大学的青年研究，看他们的结论是否相吻合。
如何防范德国潜水艇的攻击？一方面，发挥美国潜艇的作用。当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约有50艘潜艇在服役。另一方面，改进和发明潜艇装置。这问题在海军顾问委员会最先被提出来时，爱迪生特地邀请古立奇（Coolidge ）博士来商量。古立奇博士是将爱迪生发明的电灯改良为钨钢白热丝电灯的科学家。爱迪生一向将他的能力估得很高。爱迪生和古立奇博士一致认为，防止潜水艇攻击的最好方法是“水中听音机”。
“古立奇先生，对于利用水中听音机事先知道6公里外来袭的敌人潜水艇的方法，以及如遇敌人鱼雷攻击，我方船只能迅即换转90度的装置，希望你来想办法。”爱迪生问道。
“这很困难，不过愿意试试。”古立奇回答。
古立奇博士果然不使爱迪生失望，没多久发明出能发现在附近3公里内海中潜水艇的“潜水艇探知器”。有这项设备，美国海运的损失大为减少。
潜艇预报装置的设计一直占据着爱迪生的思想。早在欧洲战争爆发之前，美国海军就在寻求一种更灵敏的扩音器，充当探测潜艇的装置。一般应用的碳粒式扩音器电阻太大，爱迪生计划用金属粒取代。然而，金属粒又不够灵敏，因此，他找到了一种巧妙的制作较轻金属粒的方法。首先，他搞来一批猪鬃。在猪鬃上镀上各种不同的金属。镀过金属的猪鬃被切成1％英寸长，置于苛性钾溶液，将猪鬃蚀去，最后只剩下一个小金属圈。这些小金属圈微粒便在实验扩大器中代替了碳粒。
反潜战的另一战术，基于鱼雷不是直接向敌舰开火，而是找提前量截击这一事实。爱迪生应用这一事实，通过计算与实验，找到一种使军舰突然调向避开鱼雷的方法。应用这种方法，不管军舰的速度有多快，舰体有多长，都可以在相当于舰身2/3到3/4长度的范围内与自己原来的前进方向成直角。装有这种设备的军舰还配备了测听器，只要发射鱼雷的声音一到，调向就开始了。
爱迪生在战后解释说：“这种调向装置，像多数高效装置一样，结构极其简单——只用几根粗绳拴上极大的锥形海锚即可。这种装置设在船头，而不是船尾。锚一落下，船头停止了运动，船尾便自动调转方向，仅冲出几百英尺远就可以完成调头。”
调头装置试验成功以后，潜艇之威胁实际已被扫除。这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创造。它是在对潜艇活动的研究中得来的。爱迪生从海军方面获得了自开战以来被潜艇击沉的船只的地点、时间等资料。他根据这些资料，抽象出许多细节，将攻击的日期、时间、海路、港口及灯标位置进行归类分析，从中获得了惊人的发现：多数船只受到潜艇攻击的事件都发生在它们战前曾航行过的路线上。另外，从夜间沉船数目只占全部沉船数量的6％来看，多数船是在白昼穿过危险区。由这些数字即可不费气力地推导出船只被攻击的方式、时间和地区。
如果能够以实验证实，爱迪生绝不满足于推断。因此，他准备了一张上面绘有英格兰、爱尔兰、苏格兰的海峡和海岸的装有木楔的海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