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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朋友虎克在约克曾要向地质学家们发表演说。他预定用演说的题目表明，旅行家们为地理学做了些什么。他写了一个演说草稿，并把它寄给达尔文过目，看来，由于时间仓促，要把演说稿撰写好，他缺乏信心。达尔文特别主动地表示，他愿意帮助自己的朋友，并预先说明，他从来没有过多地注意任何问题的来龙去脉，并说他的记忆力已变得“极坏”。实际上，他所提出的许多很值得注意的意见，他给虎克出的许多主意都表明，他是如何在密切地注视着报刊，而且在他的记忆中保留着多少奇异有趣的事实啊。
达尔文同意虎克的说法：泰斗洪保德是一位最伟大的科学旅行家，而且是“无数后进的科学旅行家之父”。他飞快地读了两三卷洪保德的《地质学》后指出，洪保德是一个了不起的人，这不仅是由于他有独创精神，而且还由于他无所不识。接着谈到达纳，他认为，他的功绩在于，他具有被“挑战者”号的考察出色地证实了的关于大陆和大洋永久性的思想。但他劝告虎克要很谨慎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因为他知道，梅拉尔德·李德不久前发表并论证了一个相反的观点。接着，他表示赞成北极古生物的发现是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样一种意见，但他警告说。他反对植物是以北方为起点开始旅行的观点。
令人惊讶的是，达尔文是多么密切地注视着在古生植物和古生动物方面的每一个新发现，因为他列举了在美国白垩纪地层中多次发现的被子植物，发现了与澳大利亚动物群相似的澳大利亚古生物，在英国志留纪地层中，新近多次发现了古生植物。他要虎克注意高等植物的发展似乎是骤然的或突然的，注意用昆虫中中生代末期那种决定异花受精强有力的发展来解释这样一个事实（法国古生物学家萨泼尔塔）。最后他指出勃莱特对斯堪的纳维亚的泥炭层所作的观察及其重要的结论。
就拉卜克于一八八○年在约克以英国科学协会主席的身份作的“关于近五十年来科学的进步”的演说一事，达尔文给他去了一封信，达尔文在信中使拉卜克注意这一时期的地质学中的伟大进步，这一进步拉卜克看来疏忽了，即使他注意到了寒留纪层系之上的无生代地层的分类，特别是注意到了冰川时代的被发现（约在四十年代），而后注意到了对从前地质学家所没有注意到的表面层（从前叫作洪积世）的研究。
他欢迎奥格尔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译成英译本，并称赞他所写的英译本绪论。他给奥格尔写信道：“我曾经崇拜过的两个神，一个是林纳，另一个是居维叶，尽管他们使我崇拜的方面是很不相同的；不过同古代的亚里士多德相比，他们只不过是两个小学生罢了”。同时他也指出了亚里士多德对某些简单的东西的惊人的无知，比如肌肉是运动的器官，亚里士多德就不知道。
值得注意的是，达尔文在一八八一年为了在工作上帮助和支持一位力求培育出一种甘蔗变种的巴西人，他到处奔忙。最后几年达尔文才与罗马内斯过从甚密，他在给罗马内斯的信中表示了自己的关心：“应当鼓励遥远的世界各大洲的科学”。
在他一八八二年二月所写的最后一批信中，有一封是给弗·戈尔斯弗尔的，这封信评论了古生三叶虫纲。达尔文在这封信中指出，这些生物形态（属和种）本身在连续不断的古代结构各发展阶段中就已发生了变化，已绝了种；但他认为，象三叶虫纲这些完善生物形态在古代层中的出现，就会驳倒那些认为在我们所熟知的地质层中能找到最先出现的生物痕迹的人心目中的进化论，对这一想法他坚决不同意。
在此之前，曾在寒武纪层下发现了许多受到晶化作用的岩层。这些岩层一度是能够充满生物遗体的，但却什么生物遗体也没有保存下来。
达尔文写得更晚的（一八八二年二月十六日的）另一封信，是寄给曾为林纳学会画达尔文肖像的美术家柯里尔的。达尔文告诉美术家，说所有的人都赞美这一肖像，他写道：“每当我看到自己的肖像挂在林纳学会里，几天里我心中都充满自豪感”。
柯里尔是赫胥黎的女婿。达尔文在信中提到赫胥黎的名字后，补充说：“这使我想起，我只阅读了他的著作的最后一卷。幸亏我（从前）没读过他的论普里斯特利的论文，而这编我从来未曾读过的最出色的论文，使我感到惊讶。关于自动说的论文也非常有意思。可惜，我没有象赫胥黎那样好好地武装起来，不然我就会要把他找来就这一主题进行决斗。可是要干这类事情，我就显得‘聪明过度’了，因为在我清醒过来之前、他就会用他磨得锋利的轻剑穿我六次”。
绝妙的是，达尔文一生中最后十年，他的健康状况比以前有了好转：他已能象从前那样不间歇地工作，已不感得他通常所感到的那种午前的疲倦或身体不适。最后几年他是在他所喜欢的和能使他焕发朝气的医生恩德留·克拉克的看护之下。不过看得出来，他的体力已在下降，而且他在给自己朋友的一些信中抱怨说，他已无法开始进行预计要用整整几年时间才能完成的新的考察，然而这些考察却是唯一使他感到快乐的事情。
一八八一年七月，他从乌尔苏奥捷尔回来后，就给华莱士写信道：“……我不能去散步，一切都使我疲倦不堪，即使观赏风景也是如此…”我将怎样利用这有生之年呢，我简直讲不出来。我想，我愿我周围所有的人都能幸福美满，但是生活对我来说已变得异常艰难了“
一八八一年秋，他大量研究了碳酸氨对植物的根部和叶子所起的作用，但是到了年底，他的颓丧情绪又加剧了。
一八八一年十二月十三日，他到自己女儿亨里埃塔（嫁给利奇菲尔德律师）家里去。在那里，他想拜访罗马内斯，可是在楼梯上他的心脏病猝发了。
一八八二年一月末，他的病情加重。在二月末和三月初，心脏疼痛更加频繁，而且心博过速几乎每天都出现。三月八日，当他沿着他所喜爱的沙径散步时，他的心脏病又猝发了，他勉强走到了家门口。从此他就不敢远离家门。三月十日，恩德留·克拉克医生来给他看病，但因为就医的人很多，他不能经常去给达尔文诊病，所以由其他的医生继续为达尔文治疗。达尔文感到身体特别虚弱，已经无法工作。但这种状况逐渐过去，他又能同埃玛一起坐在自己的花园里赏花，倾听鸟鸣。
他的老朋友赫胥黎特别热心照料，希望所有的医生能经常对达尔文进行精心的护理。
三月二十七日，达尔文给他写信说：“亲爱的赫胥黎：您那封极亲切的信对我确是一种强心剂。今天，我觉得比已往三个星期要好一些，而且现在我也还没有感到任何疼痛。您的计划看来是非常好的，所以，如果我的健康会大大好转的话，我将要谈到它。克拉克医生对我是无比亲切的，请他再来一次就好了，但是他太忙了。亲爱的老朋友，请您再一次接受我的诚挚的谢意吧。我诚恳地希望，世界上再多一些象您这样的‘自动物’就好了。
永远是您的达尔文“。
最后这句话幽默地暗指赫胥黎的演说《论动物是自动物的假说》，这个演说是他一八七四年在贝尔法斯特英国科学协会的会议上发表的。
四月十五日，达尔文在进晚餐时突然感到晕眩。他想走向沙发，可是却浑身无力地倒在地上。只要身体不适，他就喜欢躺在客厅的沙发上，在那里他就眼望摆放着古瓷和挂着图画的那个角落。十七日，他的病情再度好转，他的妻子在日记中写道：“天气晴好，他做了一些轻微的工作，两次在户外，即在花园里散步”。十八日夜，子时左右，他感到身体严重不适，并且昏倒了。苏醒过来后他叫醒妻子。大概感觉到死亡已逼近，他说道：“我一点也不怕死。”还对妻子和孩子们说了几句温存的话（“只要一有病就受到您的服侍”。“告诉孩子们，他们一向对我和善”）。他于一八八二年四月十九日四时左右逝世。
埃玛想把查理葬在唐恩，可是达尔文的朋友们却坚持要把达尔文隆重地安葬在西敏寺。扶柩的人是：虎克、赫胥黎、华莱士、皇家学会主席拉卜克以及其他一些人。参加葬礼的人还有英国、法国、俄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美国的科学学会代表，以及达尔文的家属和达尔文的许多亲属。达尔文的妻子没有参加葬礼，因为葬礼太庄重，太隆重了。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