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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若翰愣住了。片刻之前,他和易君恕还谈得颇为投机,年近花甲的老牧师不惜屈尊俯就,耐心地向这个后生小子阐述自己的心得和主张,却不料完全白费唇舌,突然之间易君恕和他翻脸了,疾颜厉色地当面指斥他居心不良,简直把他看作英国政府的说客了!
两位客人之间发生争执,莽苍苍斋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使谭嗣同深为不安。毕竟林若翰是远道而来的外邦人士,又是一位长者,他只能劝阻易君恕:“君恕……”
“谭大人!”林若翰满脸的皱纹在扭动,蓬松的大胡子在颤抖,声音沙哑地说,“我虽然是一个英国人,可是,离开家乡已经很久了,在华之月远远超过居英之年。三十八年以来,在香港,在中国内地,我和许许多多的中国人成为朋友,我学到了你们优秀的文化,也看到了中国的瘤疾顽症,而中国士大夫对此或者视而不见,或者知之而不敢言。近地之人不言而远方之人言之,东方之人不言而西方之人言之,我披肝沥胆,上书坦言,爱之深不觉言之切,不料反而遭怨!啊,上帝,我为四万万中国人祈福,愿东方文明古国中兴复苏,何曾谋求一己私利?这一切,上帝可以作证!”
老牧师一腔激愤,双眼闪烁着莹莹泪花……
“翰翁!”谭嗣同上前扶住了他,“翰翁且请息怒,此事还须和康先生、梁先生详细商议……”
“我并没有发怒,而是为中国感到悲哀!”林若翰热泪盈眶,仰天长叹,“上天要救中国,若违背天意,错过良机,将追悔莫及!”
莽苍苍斋暮色苍茫,已是掌灯时分。胡理臣和罗升一个手持灯盏,一个端着托盘,把待客的菜肴送上来,一进门,竟然看到这副景象,不知如何是好……
深夜,报国寺前易府小院的书房里还亮着灯光。
书案前,易君恕凝神独坐,陷入深深的思索。在莽苍苍斋和谭嗣同的促膝交谈,和林若翰的相遇以至不欢而散,使他受到了强烈的震动:当今的北京城犹如紧锣密鼓之中的一座大戏台,各种人物都纷纷登场,要在危急的时局中扮演重要角色,而这台大戏却没有一个现成的唱本,生旦净末各自按照自己的意志和主张,顽强地表现自己,谁也难以预料将是怎样的一个结局。和谭嗣同分别二十年之后的重逢,使易君恕在孤独中找到了同伴,在苦闷中找到了精神依托,他信任谭嗣同,相信只有康、梁、谭这些浊世独醒的人物指出的方向才是中国的出路,无论这条路如何艰难,也非走下去不可了。那么,还有那位长袍马褂、蓝眼高鼻的林若翰呢?信誓旦旦要救中国脱离苦难、为四万万民众祈福的那位“鬼子大人”,到底是个什么人物呢?
易君恕苦思而不得其解。不过,今天与那位“鬼子大人”的邂逅也使易君恕意外地得到了一个千金难买的信息:英国人迫使中国签订的香港拓界《专条》,至今仍是一纸空文,新租借地尚未落入港英之手,邓伯雄的家乡仍然是大清国土!那么,在香港拓界未成事实之前,如果朝廷据理力争,能否使局势发生逆转呢?当初《专条》的签订出于李鸿章之手,皇上朱批“依议”迫于皇太后的压力,而今皇上诏令变法,尽废弊政,那一纸屈辱的条约难道不可以废吗?一贯媚洋卖国、割地赔款的李鸿章所把持的外交大权难道不可以罢免吗?皇上广开言路,准许士民上书言事,连林若翰那样的外国人都不远数千里从香港匆匆赶来,向皇上上摺,我易君恕就不可以上它一摺吗?
一股冲动从心中腾起,易君恕突然发现了一条通往紫禁城之路,一条与当今皇帝对话之路,一条报国之路!心血来潮使他激动不已,他迫不及待地拈起案上的紫铜水注,往砚台里注入一汪清水,然后握住那锭松烟徽墨,用力地研磨起来,一圈一圈,他觉得自己和紫禁城越来越近了。
静静的夜,窗外传来巡更人敲着木梆不紧不慢的报时声:梆,梆,梆……
第四章 无力回天
炎热的夏季在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之中匆匆过去了,西山峰岭浓密的丛林被秋风染红,京郊大地上的谷子黄了,收获的季节到了。辛苦了一年的农夫佝偻着腰,托起谷穗掂掂分量,掐下几粒谷子放在嘴里嚼嚼,瘪瘪的。便发出一声无奈的叹息:唉,老天不怜惜庄稼人,半年不见雨滴儿,哪来的好收成啊!回首当年,天子脚下的这片土地,曾经有过多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好年景?不要说遥远的康、乾盛世,就是当今皇上登基以来的头二十年,大清国也还是海晏河清,天下太平,京师二十里以内,地亩永不干旱,庄稼连年丰收,有民谣唱道:“光绪坐龙楼,五谷回丰收,四海民安乐,福如长水流。”自甲午战败,国家伤了元气,老天也雨露不施,光景一年不如一年了。
京西官道上,浩浩荡荡的皇家仪仗簇拥着天子銮驾,正朝着颐和园方向疾行。自从光绪十四年,皇帝十八岁大婚,皇太后“归政”之后,一年十二个月之中,她在紫禁城宁寿宫住两个月,在中南海住三个月,其余大半年时间,从立夏开始便到颐和园避暑,待十月初十过了她的生辰,才起驾回宫。然而,“归政”的皇太后并没有放弃大清国的权柄,皇帝每十天就要到颐和园请安,把国策政务一一奏禀皇太后,获准懿旨之后才可以执行。现在是农历七月末,公历已是9月中旬,这是光绪自颁布《明定国是诏》以来,第十一次赴颐和园请安。
立秋一个多月了,迎面吹来的秋风已有些凉意袭人。光绪皇帝坐在銮驾之中,尊贵的龙体随着轿夫那有节奏的颠簸而颤动,他双眉微蹙,深褐色的眸子蕴含着悒郁之色。维新变法已将近百日,这九十多天来,他经历了太多的艰辛。他的朝廷设置着那么多衙门,养着那么多官员,却大半是尸位素餐、坐享富贵的颟顸庸碌之辈,正如他曾经拥有庞大的舰队而国难当头之际却经不起一战,现在他开创的维新变法正需要群臣尽力辅佐,那些银样蜡枪头哪一个用得上?枢臣耆老或者装聋作哑,袖手旁观,或者仇视新政,百般抵制。两江总督刘坤一在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对皇帝谕令筹办之事无一字奏复,皇帝以电报催促,才借口“部文未到”,一电塞责。两广总督谭钟麟则连电报也不复,置若罔闻。皇帝怒责他们“因循玩懈”,“该督臣等皆受恩深重、久膺疆寄之人,泄沓如此,朕何复望?倘再借词宕延,定必予以惩处!”然而比起京官来,刘坤一、谭钟麟这两名外官还算好的,京官的胆子更大。礼部的满、汉尚书怀塔布和许应骙,当部下司员上书言事时,不仅拒绝代递,挟制阻挠,甚而至于许应骙恶人先告状,诬其“咆哮署堂”。别看许应骙在与英使窦纳乐谈判时纯属废物点心,阻挠新政倒成了一马当先的好汉。皇帝拍案大怒,谕令将怀塔布、许应骙连同礼部侍郎囗岫、徐会沣、溥颋、曾广汉一体罢免,终于吐了一口恶气!皇帝严辞谕令:此后各衙门司员上书言事,即由该各部堂官将原件封呈,毋庸拆看,“诚以是非得失,朕心自有权衡,无烦该堂官等鳃鳃过虑也!”
罢免礼部六堂官的惊人之举,震动了全国,士民争相上书,言路大开。都察院和各部衙门每天各有数十摺进呈,某些奏摺长达数十页。言路壅塞得太久了,民怨积压得太多了,士绅百姓有万语千言,要向皇帝诉说!中国历朝历代,对奏章的格式限制最严,若不慎有一笔之误,便获“欺君之罪”,而今那些下僚寒士,哪里懂得这些规矩?只顾随意写来,格式杂沓不一,更有山野农夫渔民,寄来二尺长条,称“皇上”不知抬头,遇避讳不知缺笔,皇帝也只是笑笑而已,并不动怒。外省有一腐儒,竟斗胆上书责难皇帝“变乱祖宗之法”,枢臣主张严惩,皇帝却说:“方开言路之时,不宜谴责,恐塞言路,亦容宽之。”皇帝每天闻鸡而起,日暮不息,成千上万份奏摺尚不能尽览,由新任军机处四章京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代为披阅。年轻的皇帝思贤若渴,把焦灼的目光投向他的臣民,孜孜以求良谋善策,挽救危难中的国家。
在浩如烟海的奏摺之中,有两份引起了他特别的注意。
一份来自顺天府举人易君恕。对大清天子来说,易君恕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但他的奏摺却讲的是国政大端。目睹那连篇俊逸挺秀的小楷,咀嚼那满怀悲愤、激荡肺腑的话语,皇帝被深深地触动了,今年夏天挥泪来批《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香港是光绪皇帝的一块心病。当年道光爷“深以弃香港为耻”的遗诏至今言犹在耳,那么他呢?他这个不肖子孙比祖先走得更远,不但割让了比香港大得多的台湾,而且租让了旅大、胶州湾、威海卫、广州湾,还有广东新安县那片土地,也被英国以“展拓界址”为名划归了香港,租约一签就是九十九年,是租让期最久的一块租借地!九十九年是个多么漫长的期限,二十八岁的光绪皇帝穷其天年也不可能看到将国土收回的那一天,那么,当他告别人世之时,将给子孙后代留下怎样的遗诏呢?大清开国圣祖留下的是广阔的疆土和国家的尊严,而他留下的却是破碎的江山和民族的耻辱,仅仅“深以为耻”一句话能够洗刷他深重的罪孽吗?不,他死后也不得瞑目,将长久地被后世子孙和臣民怨恨、诅咒!剧烈的痛楚使皇帝震颤,仿佛躯体四肢被割裂,五脏六腑被撕碎!
皇帝反复将易君恕的奏摺看了两遍,英国推迟接管新租借地的信息使他怦然心动,和上书的那个同龄人一样,年轻的皇帝心中升腾起一个强烈的愿望:借此时机,与英夷重开谈判,推翻屈辱的条约,收回新安县!他拈起朱笔,在奏摺的上端批道:“著总理衙门照会英使……”
刚刚写了这几个字,手腕猛地一抖,又停住了。他突然想到,今年西历8月6日,中国公使罗丰禄已经在伦敦和英国首相兼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互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并且申明此《专条》已从7月1日生效,再也没有谈判的余地,要想推翻成约已经根本不可能了!英国政府和驻华公使窦纳乐是好惹的吗7如果中国就此再和英国交涉,只能被人家无情地嘲弄:你们早干吗呢?是啊,李鸿章、许应骙、张荫桓与窦纳乐谈判长达两个月之久,步步退让,何曾向英夷力争国权?满朝文武又何曾挺身而出、捍卫国士?你们都早干嘛呢?!如果在签约之前皇帝能听到这个布衣书生易君恕的声音,也许还来得及……不,李鸿章背后有皇太后作主,早已抱定了以和戎求苟安的宗旨,连大清国的天子也没有回天之力,割让台湾和租让旅大、胶州湾、威海卫、广州湾的条约不都是皇帝朱批御准的吗?李鸿章酿成的苦酒逼迫着他喝下去,已经多少次了!
一盆冷水当头泼下,一腔怒火从心头升起!大清国的外交大权掌握在这种人手里,外侮接连不断,国家何谈自强、自立?自甲午丧师、乙未议和,皇帝已经对李鸿章忍耐了多年,现在忍无可忍了!他既然可以罢免礼部六名堂官,难道就不能罢免一个李鸿章吗?
屈辱、悲愤凝聚于笔端,皇帝把刚才所写的半句话勾去,重新写下御批:“著李鸿章毋庸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钦此!”
作出了这项决定,皇帝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觉得自己这才像个皇帝了。
另一份奏摺来自英国牧师林若翰。皇帝虽不曾见过此人,但对这个名字并不算陌生,曾经听到过关于这位“鬼子大人”的传闻,也曾经读过他的专著《甲午战纪;,印象之中留有相当的好感。皇帝痛恨列强对中国的巧取豪夺,却并非仇视所有的洋人。英、法、德、俄、日东西各强国都曾给中国带来灾难和耻辱,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列强何以能够强大?英国的“工业革命”、俄国的“大彼得变政”、日本的“明治维新”……这些成功的经验都值得中国借鉴,正如林若翰在这份奏摺中所说:学问无论中西,以实用者为取。何况林若翰这个洋人又有特别之处,他既不是英国政府官员,又不是军事将领,只是一位以宗教为职业的牧师,一位对中国有着浓厚兴趣的学者,有道是“远来的和尚会念经”,若这位“洋和尚”念得好则听,念得不好,不听也就罢了。
林若翰的奏摺,是由康有为作了精心修改,然后才代为递呈给皇帝的。尽管修改后的摺子已经削弱了林若翰的某些锋芒,加进了康有为自己的主张,仍然涉及了大多的禁忌。光绪皇帝阅过之后,没有批复,仅仅“留中”,把其中有用的东西化为自己的主张,予以推行。他颁布了一系列诏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