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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皇帝当天便有廷寄上谕：“所有单开各条，经朕详加披览，尚属妥协。惟内酌拨经费一条，所称‘心红纸张等项银两，拟于天津、上海酌提关税起解部款内，按各口提用数目，均匀酌提银两，由各该将军督抚尹监督解总理衙门，以资办公’等语，此项银两，亟资办公，恐各口酌提，一时未能应手。著即按照所定每月支领银两数目，径由户部关支，将来各口解到酌提关税银两，统交户部，无庸解交总理衙门，该衙门如有不敷之处，即奏明由户部支领。”
看来，皇帝比他们还着急。等米下锅不是办法，先从国库里拿了银子再说。于是，在圣上隆恩眷顾下，由恭亲王亲自出马张罗，把铁钱局的旧房于改了个门脸儿，里面基本维持原状，只粉刷裱糊了一番，大清国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便草草开张，挂牌营业了。英、俄、法、美、德诸国使臣随即便蜂拥而来，或要割地，或要赔款，或要种种特权和利益，仿佛大清国欠下了他们八辈子也还不清的债。
岁月匆匆，咸丰之后是同治，同治之后是光绪，转眼间三十多年过去，大清国每况愈下，惟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只出不进的赔本儿生意却越做越红火，终日顾客盈门。始作俑者“鬼子六”恭亲王奕訢，经历了协助慈禧发动“祺祥政变”之后的大红大紫，光绪十年却又被慈禧一个闷棍打倒，“开去一切差使，并撤去思加双俸”，责其“家居养疾”。至甲午中日战争，朝廷用人之际，经李鸿藻、翁同龢合词吁请，光绪皇帝秉承慈禧皇太后懿旨，才重新起用奕訢，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添派海军事务，在内廷行走，又任军机大臣，节制各路统兵大员。奕訢经过人生的大起大落，权势野心已不复当年之盛，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小心翼翼仰太后鼻息，只求得一善终。
当年恭亲王奕訢和桂良、文祥奏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之时，曾经有过一番精彩的表白：
臣等综计天下大局，是今日之御夷，譬如蜀之待吴。蜀与吴，仇敌也，而诸葛亮秉政，仍遣使通好，约共讨魏。彼其心岂一日而忘吞吴哉？诚以势有顺道，事有缓急，不忍其忿忿之心而轻于一试，必其祸尚甚于此。今该夷虽非吴、蜀国之比，而为仇敌则事势相同。此次夷情猖獗，凡有血气者，无不同声愤恨。臣等粗知义理，岂忘国家之大计，惟捻炽于北，发炽于南，饷竭兵疲，夷人乘我虚弱而为其所制。如不胜其忿而与之为仇，则有旦夕之变；若忘其为害而全不设备，则贻子孙之忧。古人有言：“以和好为权宜，战守为实事。”洵不易之论也。
时至今日，这位以诸葛亮自比、声称无一日不忘“吞吴”的恭亲王已气焰将尽，卧病在床，朝不虑夕，大清国的外交仍然“以和好为权宜”，也不知“权宜”到何时，当年那番豪言，徒留笑柄而已。如今的外交事务，由庆亲王奕劻主持，他自光绪十年奕訢遭贬之际，便受命主管总理衙门，十多年来，集内政、外交大权于一身，炙手可热。光绪二十二年九月，素有“中国第一外交家”之称的文华殿大学士、原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奉旨“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
现在是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初四，公元1898年4月24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刚刚复照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许诺“不将福建省内之地方让与或租与别国”，以保证日本的“势力范围”，紧接着又在进行一场中、英谈判。
大堂门口，两名“苏拉”垂手而立，随时听候召唤。“苏拉”为满洲语，本义指闲杂人等，大清国内廷机构中的勤务，通称为“苏拉”。
大堂之中，并排悬挂着大清帝国的黄龙旗和大英帝国的“米”字旗，设一张红木长案，宾主分列两旁，犹如纹枰对坐，黑白对奕。不过，中国自古以来的确是这样下棋，而用于两国谈判，还是跟洋人学来的，自鸦片战争以来，也已经习惯了。
中国方面，谈判代表是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一等肃毅伯李鸿章，经筵讲官礼部尚书许应骙，尚书衔户部左侍郎兼署吏部右侍郎张荫桓。其中以李鸿章职位最高，头戴白罗胎凉帽，珊瑚顶，插三眼花翎，身穿四爪九蟒官袍，仙鹤补服，项挂一百零八颗珊瑚朝珠，脚蹬玄缎厚底官靴，腿边斜倚着一根笔直光洁的西式手杖。李鸿章年已七十有六，本来高大的骨架，已经坍塌松懈，肩背有些佝偻；脸上的皮肉软软地下垂，眼睛下面两个鼓鼓的泪囊，稀疏的胡须已经全白了。
英国方面，全权代表是驻华公使Mac Donald，汉文名字为窦纳乐。他身躯硕壮，着黑色燕尾服，雪白的领口上打着黑色须结。淡褐色的鬈发已经略显谢顶，更加衬托出宽阔的额头，高耸的眉弓下，戴一副金丝眼镜，一双灰蓝色的眼睛熠熠闪光。此人1852年出生于英国的一个陆军军官家庭，1872年从军，1888年进入外交部工作，1896年任英国驻华公使，现年四十六岁，集军人气质、外交家风度于一身。
窦纳乐正在操着高傲的英语阐述英国的立场，面前放着一沓文件，还有一个包扎整齐的羊皮纸卷。中、英两方的通事各自操着紫锋狼毫和鹅管笔紧张地笔录。等他的发言告一段落之后，中方的通事再一字不漏地用汉语转述一遍，如若某处用词不够准确，英方的通事还要以嘲弄的口吻加以纠正。而在窦纳乐叽哩咕噜地发言的时候，听不懂英语的李鸿章恰好可以喘息片刻，以准备应付下一个回合。
望着强硬的对手，李鸿章鼻腔里发出无声的叹息。想想自己自从同治二年以江苏巡抚兼五口通商大臣，创办洋务，同治九年继曾国藩之后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和洋人打了几十年交道，在别人看来，位高权重，名利双收，实则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回头看去，光绪二年的中英《烟台条约》、光绪十年的《中法会议简明条款》、光绪十一年的《中日天津会议专条》和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光绪二十一年的中日《马关条约》、光绪二十二年的《中俄密约》，及至最近的中德《胶澳租界条约》、中俄《旅大租地条约》，都是经他之手签订的，不是割地赔款，就是予人特权。每当朝廷危难之际，总是把他推出来，用热脸贴洋人的凉屁股，一次次在屈辱的条约上签字画押，那滋味儿好受吗？
去年冬天，德国借口巨野教案出兵强占了胶州湾，俄国随之占领旅顺、大连，上个月法国又提出租借广州湾，列强瓜分中国之势已成。李鸿章凭着他多年与洋人打交道的经验，已经预感到英国人决不肯甘落他国之后，为了保住在华的既得利益，必然也会玩出稀奇古怪的新花样。果然，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提出了租借威海卫的要求。庆亲王奕劻不得已只好应允，但希望英国在租得威海卫之后，不得更索利益。窦纳乐当即回答说：“本公使拒绝对此作出保证。大英帝国向贵国租借威海卫，只是为了防御来自北方的威胁；而在南方，如果法兰西占领了广州湾，那么我们也要别索一处以抵。”他所说的“别索一处”指的是哪里，当时并没有明说。
这项谈判从本年阴历三月二十日正式开始。窦纳乐说：“大英帝国的香港殖民地不满足于它目前的界限，希望展拓界址，以为保卫香港之计。”仍然没有指出他要拓展到多大范围。
庆亲王答道：“香港拓界一事，当可两国磋商，但希望贵国对敝国的领土要求，到此为止。”
窦纳乐当即拒绝：“很遗憾，亲王殿下！我不能接受您所提出的任何此类条件，因为大英帝国必须充分考虑自己的利益，如果德意志、俄罗斯、法兰西各国有所动作，我们将不得不采取对抗的行动！”
话说得十分强硬，却又一如既往，含含糊糊，使人不知道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就在初次会谈的第二天，窦纳乐单独拜会李鸿章，似乎是解开这个谜团的时候了。
一见面，窦纳乐就说：“关于香港拓界问题，早在去年年底，贵国两广总督谭钟麟阁下就曾对我国驻广州领事壁利南表示，‘不难就略为展拓一事作出安排’。”
窦纳乐在身居宰相之位的李鸿章面前引用两广总督的话，企图以此来说服他，显然是十分不得体的。李鸿章根本不把谭钟麟放在眼里。谭钟麟虽然是四朝元老，官居一品，年已八十有余，但至今没有入阁拜相，仍然是个地方官。北京有总理衙门统领外交事务，两广总督无权就国土的租让向洋人作出任何许诺。即便在未设总理衙门之前，当年英国驻华商务总监义律在穿鼻洋上胁迫两广总督琦善“准许英人在香港地方一处寄居”，琦善也只是答应代为恳奏皇帝，未敢签字画押。纵使如此，道光皇帝已经雷霆震怒，将他革职锁拿，抄没家产。这不过是五十多年前的事，谭钟麟竟然不知教训，擅自向洋人许诺香港“拓界”，看来，两广总督的那把交椅，他恐怕也快坐到头了！不过……话又说回来，这香港的“拓界”之事，既然下有谭钟麟垫背，上有庆亲王点头，他李鸿章身上的责任反而轻得多了。想到这里，就对窦纳乐说：“庆王爷已然发了话，如果展拓范围不大，可以商量。但不知贵国究竟希望把香港的界址展拓到什么范围？”
谁知窦纳乐还是含糊其辞，语焉未详，只是说：“大英帝国对于展拓香港界址的要求，不会超过防御所需要的范围。”
李鸿章很恼火。心想：你既然明火执仗地上门来抢，就干脆说清楚要什么，我们也好打发，何必这么忸忸怩怩呢？难道还要我们开个单子，主动奉送不成？“防御所需要的范围”，谁知道你们的“防御”需要多大的范围？中国与英国，远隔重洋，五十多年前你们的兵舰还不是开到中国来了吗？如果说这也算“防御”，那么普天之下的土地都可划入你们“防御”的范围之内了！
心里虽是这么想，嘴里却不敢说。窦纳乐起身告辞，把一个问葫芦仍然留给了他。
李鸿章心里总不踏实。过了两天，他以回拜为名，来到东江米巷英国驻华公使馆，借着上次窦纳乐的话头，点了他两句：“据上次贵公使所说，贵国之意在于香港港口两边设防，修筑炮台之类，那么，所占不过方寸之地，拓界请不要超过这个限度！”
当时双方约定在闰三月初四，即公历4月24日——也就是今天，再次谈判，想必窦纳乐已经把他要用于“防御”香港的地盘规划完毕，李鸿章早已等得不耐烦了。
……
现在，窦纳乐的发言已经告一段落。李鸿章收住纷乱的思绪，集中精力听中方通事把那番叽哩咕嗜的洋文译成汉语：“窦公使说，女王陛下治下的大英帝国的利益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当它在远东的殖民地香港的安全受到威胁时，理所应当地要采取防御措施。卖公使说，他向大清帝国提出的这一合理要求，十分荣幸地得到庆王爷殿下和李中堂阁下的充分理解。现在，他将正式就拓界的界限问题向中堂和各位大臣阁下作一说明。”
李鸿章听完，点了点头。心说，早该如此，豆儿干饭们到这会儿，也该揭锅了。
“那么，就请公使明示！”他缓缓地说。
窦纳乐随即示意他的随员打开了身旁的那个羊皮纸卷，摊开在桌面上，原来是一幅地图。
李鸿章戴起老花镜，礼部尚书许应骙、户部左侍郎张荫桓也都微微欠身，“伸长了脖子来看。
许应骙平时只接触礼部文牍，不熟悉地图这玩艺儿，何况那上面所标的尽是洋文，更如入五里雾中。于是就问李鸿章：“李中堂，他这是何方地理图形？”
李鸿章毕竟是洋务领袖，看了一眼，便说：“噢，这便是我大清国东南海隅一带。”
坐在旁边的那位张荫桓虽是捐班出身，但自出道以来，官运亨通，曾出使沙俄及欧美多国，见多识广，在朝臣中也是以外交才能著称的，于是指点着地图，一一向许应骙指出，哪里是香港岛，哪里是大屿山，哪里是九龙司，哪里是深圳河，哪里是新安县县衙驻地南头镇，哪里是深圳湾，哪里是大鹏湾，许应骙仿佛学童发蒙，觉得十分新鲜，伸出长长的指甲，沿着曲曲折折的图像移动，眯起昏花老眼详加辨认，饶有兴致，竟忘了这是在和洋人谈判，喃喃道：“噫，有意思！想必当年诸葛孔明隆中决策，授刘皇叔三分天下之术，展示的也是这种地理图形？”
李鸿章看他那迂腐之态，很为不悦，叹息道：“如今的神州，已是八分也不止了！”
英方的通事，听了两人无意中的对话，掩口而笑。李鸿章发觉，忙拉了许应骙一把，许应骙这才自知失态，敛容端坐，不再声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