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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人物讲的是反话。例如在第十五章中，斯蒂芬突然对两个英国兵说：“多亏了乔治五世和爱德华七世。看来这要怪历史。记忆的母亲们所编的寓言。”爱德华七世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儿子，是当时（1904）的英国兼爱尔兰国王，而乔治五世当时为威尔士亲王（即未来的英王和爱尔兰国王）。这里，“多亏了”是反话，自然含有挖苦的意味；而“看来这要怪历史”，则是用讽刺口吻重复当天早晨英国人海恩斯替本民族对爱尔兰的压迫进行辩解时所说的话。“记忆的母亲们所编的寓言”，则是斯蒂芬当天上午在课堂里所想起的布莱克的诗句。
这种呼应有时是通过联想。比如在第八章中，布卢姆看见“两只苍蝇巴在窗玻璃上紧紧膘在一块儿”，似是闲笔，可是在第十五章的狂想剧中，布卢姆等人从钥匙眼里看摩莉和博伊兰幽会的场面时，作者就借妓女米娜之口用“膘”来形容那两个人。布卢姆还狂热地圆睁双目喊着：“加把劲儿！”这当然也是反笔，正深刻地表现了当了乌龟的布卢姆对于不忠的妻子和她的姘夫的憎恶。
五
一部伟大作品的产生不是偶然的。一九0六至一九0七年间，乔伊斯一边写《艺术家年轻时的写照》，一边就在酝酿一部规模更宏大的小说，并且计划把《写照》中的主人公迪达勒斯也放进去。有学者考据，乔伊斯是一九一四年在致其弟斯坦尼斯劳斯的书信中第一次提到《尤利西斯》的。初稿曾在美国《小评论》上连载，始自一九一八年二月，也就是全书的第一章。第一次在庞德主编的《唯我主义者》上连载，则始自一九一九年一月，是从第二章开始的。
《尤利西斯》的麻烦，从连载阶段就开始了。
一九二0 年，《小评论》刊登第四章时，美国邮局就以“有伤风化”的罪名明令没收并当众焚毁。刊物编者还被罚款，留了指印。当时，乔伊斯正在写第十四章。伦敦的检察官则对第五、六及十章，大砍特砍，使得它在《唯我主义者》上与读者相见时，面目全非。
一九二一年六月初，在巴黎莎士比亚书屋的女主人西尔薇亚·毕奇的努力下，头六章就已排出来了，当时，乔伊斯还在写第十七章。乔伊斯有个习惯，每看一次校样，就必动笔大加增删。另外，最早排这本书的是法国排字工。他们不谙英语，这也造成极大困难。一九二二年十月的初版本上有个“正误表”，那还是乔伊斯亲自搞的。一九二六年，莎士比亚书屋又出版了第二版。
《尤利西斯》进过两次美国法庭。第一次是在一九二0 年。当时是由几个不学无术的糊涂法官主持的。纽约文化界三百余人旁听，其中有几位知名人士曾出面作证。戏剧界工会负责人菲利浦·莫勒就在证辞中宣称《尤利西斯》是一部稀世佳作，它绝不会腐蚀任何少女的心灵。在辩护中，他还就弗洛伊德的学说作了阐述。然而昏庸的法官甚至连弗洛伊德这个名字也没听说过，因而，对于这本书反而更加怀疑了。
第二次开庭时，乔伊斯的律师把《尤利西斯》比作文学上的立体派绘画，他认为这样一来，法官们也许更容易理解一些。还说，这个作品可能使人读了恶心，但那并不有伤风化。律师还风趣地说：“您读了可能十分生气，但它不会把您推到荡妇的怀抱里。”法官们听罢也笑起来。律师的策略显然是一方面竭力迎合法官的心理，另一面又坚持此书并不伤风败俗，以为这么一来就可以胜诉了。然而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停止发行，并罚款五十美元。
这番对簿公堂反而使《尤利西斯》轰动起来。《纽约时报》和《纽约先驱论坛报》都写了评论。只是这么一来，出《尤利西斯》单行本的前景越加渺茫了。出版社只肯在部分删节的条件下印行，而乔伊斯宁可不出，也坚决不动一字。在其他几家出版社那里也碰了壁之后，他颓然对西尔薇亚·毕奇女士说，这本书永远也不得见天日了。毕奇突然问他：“肯把这本书交给莎士比亚书屋出版吗？”乔伊斯大吃一惊，试着告诫她说：“只怕你们一本也卖不出去！”
但是他还是接受了这个建议。
这位毕奇小姐是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的美国人，对现代主义文学十分倾心。她在巴黎开了一家莎士比亚书屋，只有两间门面，专卖现代派的书刊杂志，因而吸引了许多青年读者和作家，像诗人庞德和T·S·艾略特以及小说家海明威，都是她的常客。当时由于法国在掌握风化法方面来得宽松一些，二、三十年代许多犯禁的英美著作（如后来亨利·密勒的）都在巴黎出版。那里成了欧洲的“四马路”，而且是现代主义文学的活动中心。《尤利西斯》的初版本就在巴黎出版，也算为这本书闯出一条路子。
初版只印了一千本，都编了号。头一百本（豪华版）有作者的签名。不管英美海关多么严格，很快就在大西洋两岸流传开了。德（1927）、法（1929）、日（1932）译本相继出版。各地的盗印本也在四下流传着，而这部英语著作在英美反而是禁书。纽约兰登书屋的老板本内特·斯尔夫实在不甘心。于是，一九三三年他就故意通过邮局公开寄出一本，让纽约海关没收。这样一来，《尤利西斯》就再度进了美国法庭。这一回，英美以及爱尔兰作家数百人，其中包括许多国际知名的——如诗人叶芝和T·S·艾略特，小说家阿诺德·本内特、福斯特、维吉尼亚·吴尔夫，都纷纷发表意见，对乔伊斯这部小说坚定地给予支持。
很幸运，这回经手审理此案的纽约南区地方法庭的约翰·乌尔赛法官有见解，有胆识，认真负责。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自己先把这本书读了。他肯定了乔伊斯在表现人物内心世界方面的诚实认真。他承认书中确有些污秽语言，然而都是大家所熟知的，也完全符合乔伊斯笔下那些人物的生活、素质和心理。人们喜不喜欢这种写法，可以见仁见智。他认为这种争论是徒然的。让文学技巧去符合某种标准，也是荒谬的。“我看《尤利西斯》是一本真诚实在的书。”他还认为这是一本惊人的旷世奇书。“这不是一本容易读懂的书。它既精彩又枯燥，既可以读懂，然而又十分晦涩。有些地方读来使人感到脏，然而它并不是为脏而脏。书中每个字都在读者心中嵌成一幅完整的图画。你可以不愿与乔伊斯所描绘的人物往来，避免与他们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因而拒绝读此书——那是每个人的选择。但当这样一位真正的语言艺术家（毫无疑问，乔伊斯就是这样的艺术家）来描绘一座欧洲城市中下阶层生活的真实写照时，难道法律竟然就禁止美国公民来看一看这幅图画吗？”
接着他又说：“一九三0 年颁布的海关法禁止进口任何淫秽书籍。一本书淫不淫秽，法庭要看它会不会激起读者的性冲动或促使人产生不纯的情欲。不管人如何想保持公正，也难以避免主观。因此，我请了两位文学鉴定家（他们互不相识，彼此也不晓得我邀请了对方）。我对这两位在人生及文学方面的见解都十分敬重。我请他们在分别读完《尤利西斯》之后，告诉我这本书是否淫秽。结果，他们读后都不认为书中有引起色情动机的倾向。只觉得写得悲惨，还认为书中男女人物的内心生活都具有巨大的悲剧力量。”
这位法官在结论中说：“法律所关心的只是正常人。上述测验足以证明《尤利西斯》是一部出于真诚的动机，采用新的文学方法写出的作者对人类的观察。我完全清楚此书有些地方使一些正常而敏感的读者难以下咽。但据我慎重考虑，并经过长时间的思索，我认为《尤利西斯》有些地方令人读了作呕，但并不淫秽。”
这判决是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六日作出的。律师恩斯特说：“《尤利西斯》的胜诉标志着一个转折点。这是对书籍审查者的一次粉碎性打击。从今以后，划清了色情诲淫的黄色读物与文学作品中正常而必要的性描写的界限，使作家们再也不必心有顾虑，拐弯抹角了。”
《尤利西斯》正式出版后，爱尔兰一位国务大臣马上登门拜访乔伊斯，表示要把它推荐给诺贝尔奖金委员会。乔伊斯的答复是：“那不会给我带来那个奖金，倒会使你丢掉国务大臣的职位。”当时正在巴黎的柬埔寨国王，后来甚至自己改名为列那·尤利西斯。
自那以后，这部小说就成为读书界一本经久不衰的畅销书，也是文学研究者的热门课题，几乎年年都有乔学研究的专著问世，简直足以摆几个书架了。这真应验了甚至超出乔伊斯所预言的不朽了。
我们这个译本主要根据的是莎士比亚书屋一九二二年版。现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又把它重印了，编入《世界古典文库》中，并加了四种附录，即（一）古尔伯特的《尤利西斯》各章与《奥德修纪》内容的对照。（二）《尤利西斯》在《小评论》及《唯我主义者》二刊物上连载的经过，以及此书的出版史——也即是版本史。（三）正误表。（四）注释。这是迄今为止，最完善的版本。在翻译中，我们还曾参照过奥德赛出版社一九三五年版，伯德里·海德出版社一九七六年版和一九八九年版，以及《企鹅丛书》一九八0 年版。凡有助于理解原著处，我们就根据上述版本做了些改动，一部分已在注释中说明。
六
一九二二年问世的《尤利西斯》，到一九九四年中国才出个全译本，讲起来不是很光彩。然而也正因为我们动手迟了，工作也就好做多了。感谢国外的乔学家们，他们除了研究专著及传记之外，还出了那么多有关的工具书，包括注释本及手册，使我们这两个底子并不厚的译者，终于把这项工程干完了。很吃力，但是也感到一种惬意，因为一个奔七十岁和一个已过八旬的老夫老妻，三、四年来起早贪黑，终于把这座堡垒攻下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洁若是火车头。她为此书稿放弃一切休息和娱乐，还熬过多少个通宵。从一九五四年五月我们搭上伙，她就一直在改造着我，从懒散到学着勤奋。译《尤利西斯》是这个改造过程的高峰。
动手之前，我绝没料到各方对我们翻译此书会寄予如此的关注。国内报刊报道之外，国外也十分重视这件事。不晓得一些有心人士是从哪里打听到我们的住址的，抽冷子就收到陌生读者的来信，信上往往只有一句话：“您和文洁若女士翻译《尤利西斯》是对人类文化的又一巨大贡献。祝你们工作顺利，早日成功。”九泉之下的那个爱尔兰幽灵乔伊斯倘若得知中国读者对此书给以这样崇高的评价，还不知他会欣慰到怎样的地步！
更奇怪的是域外对中国在翻译《尤利西斯》的重视。
一天，美联社驻北京的首席记者魏梦欣女士突然打电话要求来家采访，我照例是一口谢绝。但她一再说，访问中政治一个字也不谈，只谈中国翻译乔伊斯的事。我只好约她在一个下午到我这其乱无比的书房来喝杯清茶。她想了解我们合作的程序，并要我们举十几个费解的词句来说明工作的难度，还翻看了一些堆在两个房间里的有关参考书。事后，她派人把经由美联社发往许多国家的那篇千余字的通讯，给我送来。其中说：“这对夫妇啃起这本晦涩难解的书已够令人惊奇的了。今天中国政府居然准许译这本书，是更大的惊奇，因为乔伊斯的意识流技巧早就以太主观的罪名被共产党否定了。”
她的这篇通讯曾发到世界上百家报刊，其中，葡萄牙报纸刊载时，标题为《布卢姆在中国》，加拿大一家法语报纸的标题是《布卢姆在北京》。仿佛他早就应来到这里似的。原来平时从事政治经济报道的美联社之所以关注我们这项工作，是由于他们想从《尤利西斯》的翻译，来衡量眼下中国在文艺方面开放的尺度。因此，她那篇通讯的题目是：《外国书为中国作家打开禁区》。
去年十二月初，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的驻京记者罗伯特·便亚敏也来我家采访。他是先读了我的回忆录《未带地图的旅人》的英译本才来访问的。他在通讯中同样特别强调这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