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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尽管我知道，她们说得对，他确实压制我，然而他还是我的男朋友，我感到我必须为他辩护。事实上，和他在一起，我现在感到非常尴尬。他一直又瘦又长，但是，最后，我开始觉得他的每个方面看上去都别扭。他没有协调性，跳舞的时候就像弗兰肯斯坦创造的那个假人“赫尔曼·芒斯特”。更糟的是他如此自负，认为他是世界上最好的舞者。
虽然我仍然寡言少语，但是，我既已成为那些姑娘们中的一员，慢慢地我和她们产生了共鸣。然而，当我和马克在一起的时候，就好像我从未遇见过她们一样——我又变成了“在那儿坐着，闭上嘴，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太太。
我们原来要唱3首歌的“定位”现在变成了要唱五首歌的“展示”。想法是这样的：克里斯和鲍勃将邀请一些人，比如唱片制作人、词曲作者以及出版公司，请他们来看看我们是多么了不起的天才，这样他们就会不顾一切地来找我们合作。所以，那就是我们正在排练的内容，倒霉的一周又一周。
“假如要搞这个展示，那就搞吧，”我们这样说。
“不行，要等你们准备好，”回答总是这样。我们从来得不到很多鼓励，事实上，正相反。但是我们厌倦了那些同样的老歌，同样的老舞步，而且我们明白我们可不想变得没有新意。我们除了要排练到像护发素一样光滑流畅以外，一周两次还得听匹佩讲她的音阶和呼吸。难道她没有意识到唱准音阶并不能让你登上排行榜，得掌握正确的节拍才行？
我们想唱的那一类歌曲是我们回到住处才唱的。因为钱不多，所以我们多数只是团团围坐，自娱自乐。洁芮会说让我们把麦当娜的歌串起来唱吧，接着，一个人就会开始唱《宛如处女》，我们大家都跟着唱，另一个人会接下去唱下一首——《爸爸别说教》卜—再后来，其他人可能提议唱蒂娜·特纳或者“兄弟”组合或者史迪威·文德的歌。这种练习很不错。梅尔·C甚至有一盘“接招”的影像带，我们经常播放并且模仿他们的舞蹈动作。在一间卧室里，我们有一面能照出全身的镜子，我们把它取下来，把它立在大厅的一端，这样，我们练习的时候就都能照着镜子练了——我们得轮着来，因为那面长镜子比较窄，一次只能照到一个人。
为了展示而给我们的那两首新歌和原来的那三首一样乏味——我们猜想是哪位作者给了许多乐队却没人肯要的压箱底的货色。我们努力修改了其中一首的歌词，但是没有被很好地采纳。可是，假如他们认为给我们难堪就能让我们变得更听话，他们就错了——这只会更加坚定我们的决心。
如果他们想那样，我们就只好自己写歌了。
这好像变成了一项任务。洁芮有一台小卡西欧，我记得我们都聚在大厅的另一半，坐在这张旧木桌上——我说的是坐在上面——我们就开始哼一些曲子，把想到的歌词和曲子写下来。我们会一直干到凌晨，想自己写点东西。我们中没人真正懂得演奏，但是，那台卡西欧能让我们不跑调。
我们的第一首歌叫《就在那些日子中的一天》，就是在那张旧桌子上写出来的。
“我们要唱我们自己的歌，”我们在奇克偶然来的时候对他说。我们可能说的是印度斯坦语。他只是抬起手。
“姑娘们，姑娘们。”
“我们也不喜欢‘触摸’这个名字。”
“‘触摸’又怎么啦？”
“这不是我们。”
“触摸”，像是鲍勃和克里斯管理公司的名字；我们认为“心”这个名字又太露骨。我们需要点有棱角的东西。
“兴奋五人组”怎么样？“加五”呢？“活力五人组”呢？一个听起来像吸毒，一个太大，还有一个有版权问题，因为这是一种果汁的牌子。但是这种想法一直挥之不去。后来，鲍勃和克里斯策划了一个男子演唱组：“伍”。
还是洁芮机灵。她和梅尔·C刚从体操房回来——梅尔·C是一个健身狂，而洁芮是一个瘦身狂。洁芮一路穿过厅门奔进来。
“我想到了。”
“什么？”
“辣。”
“‘辣’什么？”
这是在搞笑吗？
“我们的名字。‘辣’。这个词有5个字母，就是我们5个。
一个单词代表五种不同的口味。怎么样？你们认为呢？“
我们的展示定在11月下旬回到牧羊林的“诺明斯”工作室举行。奇克给了我们50英镑买服装（“买点漂亮的，姑娘们”），因此，洁芮和梅尔·B去了卡姆登市场，买回来几件合身的阿迪达斯T恤衫，配上我们自己的牛仔裤和运动鞋。我们不想穿一样的衣服——我们实际也没有——但是的勃和克里斯说我们必须这样，正如我们必须唱他们的歌一样。
在表演的时候，你太全神贯注了，直到演出结束你才会注意到观众——我们做得就像一场有麦克风、灯光、回放的正规演出一样。一整天都陆陆续续地有人来，所以，这场展示我们一定做了四五次。我不清楚有多少人来看我们演出，可能有100个人之多——有20或是30个人我们每次演出时都在那儿。我记得我们最后像正规演出那样鞠躬时，他们好像真的喜欢我们，他们鼓掌，欢呼，让我们感到十分惊讶。后来，我们坐在一英尺高的小舞台边上，每个人都走上来，说我们表演得不错。他们当中我们一个都不认识，但是你能判断他们不是在开玩笑。
当他们开始问是否有人有问题时，我只是坐在那儿，一言不发，因为我的问题将肯定是一堆废话，对此，我感到尴尬。洁芮非常心直口快，而且绝对无所畏惧。那是洁芮好的地方，这对我们大家都好。
秋天以来，爱玛成了我们的一员之后，我们一直不断地跟鲍勃、克里斯和奇克唠叨，想从他们那儿得到某种约定或者合同，但是，他们总是跟我们拖延。没有一个人被告知我们被录取了，我们得到了那份工作。我们得到的仅仅是每星期60英镑，仅此而已。既然他们看到了别人也对我们感兴趣，情况就不一样了。突然话就成了：“糟糕，我们没有让她们签约。”而对我们来说，这则是：“狗屎，谢天谢地，我们没有签约。”
“等到我和我爸爸谈过之后再说，”几天以后，当装有法律文件的信放到我们的门垫上时，我对其他人这么讲。
我还没有提到的是，在我们家，我并不是第一个有梦想的人。其实，在60年代，我爸爸曾经在几个演唱组呆过，名叫“音韵”和“卡尔托”。痛苦的经历使他对合同有了深切的认识。通过某种渠道，“音韵”结识了乔·米克——乔·米克之于伦敦正如布赖恩·爱泼斯坦（甲壳虫乐队经理，原为利物浦一唱片店老板）之于利物浦。乔·米克是经纪人兼作者——他的钱大部分都是从一曲《通讯卫星》赚来的，1962年“龙卷风”乐队演唱这首歌时引起巨大的轰动。不管如何，他为这支乐队进行了预演选拔，并且说他想和我的爸爸签约。不是那支乐队，只有他们的歌手，托尼·亚当斯。那么当然，他签了。他的第一首试唱歌曲名叫《别样红》，他和一个名叫“防暴队”的演唱组联合录制了这首歌。我爸爸正在排练B面的时候，他听到了乔·米克去世的消息。乔·米克的工作室在郝罗威一家皮具店的上面，是一间改建了的卧室，他的房东太太就是皮件店的老板。事实上，爸爸前一天晚上还去了一次。
没有人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是乔·米克的公寓里有一支猎枪，这支猎枪是他的另一个通俗歌星海因兹的，他在“龙卷风”乐队唱歌。他之所以买这把猎枪，是因为他的歌迷们任何时候都会出现，而他实在招架不了了。乔·米克一定是和房东太太吵了一架——我爸爸说他们更像是母亲和儿子的关系，他们总是要给对方送一些礼物——那天晚上；他们吵架的时候，他开枪杀了她，然后上楼自杀了。
现在因为我爸爸已经和乔·米克签订了合同——虽然乔死了，但是合同没有终止——他不能和其他任何人签约。
托尼·亚当斯在合同终止前不能做任何事——这是一个为期五年的合同。面临同样问题的另一支乐队是“蜂房”。这个乐队的女鼓手蜜儿想单飞，但她和我爸爸的境遇一样，无法单飞。
假如他没有参加乔·米克的预演，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音韵”甚至在莱森戏院演出，在汉堡有预约，就像甲壳虫乐队一样。但是乐队里有一个人本来是不想参加的——他是惟一有正式工作的人，他在邮局工作。事情就是这样。
他们从来。没去过汉堡，这就是为什么我爸爸参加了乔·米克的预演，以及为什么乔·米克死后他进入了电气批发行业的原因。
几年前，我爸爸告诉我在什么地方他还保存着那首原声试唱的录音带。妈妈说录音带在阁楼里，于是（没有告诉爸爸），我找到了这些录音带，一卷一卷地搜索，竟然找到了《别样红》，把它录到CD上作为他过生日时的惊喜。这张CD听起来声音嘶哑，歌也很老，录制的质量很差，但是，至少他感觉很好，为此，他非常开心。“音韵”现在还时不时地聚在一起，搞一些慈善演出。
那么，关于鲍勃和克里斯的合同我爸爸说什么呢？
“这就像把百镑大钞往火里扔，忘了吧。”
那场展示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把我们介绍给了那些有兴趣和我们合作或者为我们写歌的作者和圈里的其他人。我们还在和奇克、克里斯、鲍勃说我们想唱自己的歌，但是他们不加理会——不过，他们并不阻止我们大部分晚上创作自己的歌。马特和毕夫是两个因为那场展示来找我们的作者，他们和其他人不一样，他们好像乐于和我们合作，而不是仅仅为我们写歌。他们的真实姓名是马特·罗伊和理查德·斯坦纳德，他们和“东部17”合作很多——真正的流行歌星。从第一次见面起我们就相处得非常好。他们迅速了解了我们的背景——不是告诉我们干这干那，而是倾听我们想做什么，而且并不认为我们的想法一无是处。以前没有人这样对待我们过。对他们来说，我们确实与众不同。在我们之前，有男子演唱组、有摇滚乐、有麦当娜、有凯莉，但是那些几乎已成为过去。我们是5个疯狂的女人，彼此平等但是各有个性。我们要征服世界。
他们的工作室叫“大力房”，位于科腾路——就在市中心。从美敦赫德到那儿，我们得开车穿过伦敦，在车里你能感受到那种兴奋。这幢建筑外观十分破旧，工作室本身也比较小，和我们现在录音的地方完全不同。
毕夫（即理查德）主要搞歌词和旋律。他人非常夸张，金发，总是微笑，总是很开心——是你曾经想见到的最和善的人。起先，他给人的印象是非常害羞，但是，当你了解他以后，你就发现他是个非常有趣的人。他十分可爱。马特负责音乐方面，他钢琴弹得极好。在长相上，他们俩的区别非常大：一个又矮又胖；一个又高又瘦。马特看着就像没戴眼镜的“邮差帕特”。（对不起，马特，我真的爱你。）那就是生孩子带来的烦恼，你开始通过孩子们的眼睛来看整个世界。
那么，我们的进展如何呢？与马特和毕夫一起工作有点像集体讨论。自从我们第一次见到他们，情况就一直是这样。我们走进工作室，他们打开马特正在加工的音乐，如果你喜欢，可以叫它伴奏乐，用来定调、定节奏、和弦结构——诸如此类。接着，我们就开始哼一些旋律。这个怎么样？行，其他某个人说。听起来不错？是的，那么用口述录音机录下来。我们都有便笺簿和笔来写下一些想法、词、印象——无论是什么。接着，一个人可能说，这个怎么样？——唱了一句。这也许只是一个短语，也许表达了一种情绪。7个人在一起，可能会闹哄哄的。
在开始的那些天里，我仍然感到有点受了冷落。我知道我想成为那个小组中的一员，但是其他人都比我自信得多：爱玛有数年的工作经验；梅尔·B是绝对的天不怕、地不怕；梅尔·C想到一个调子，就可以让它真的适合演唱；洁芮有一种“我才是女孩儿，看着我”的自信——她甚至在和马特调情。这真让人害怕——就像一丝不挂地站在房间里。尤其在排练的早期，我的贡献没有后来的多。事实上，就《想要》而言，大部分工作我都没参与。
我们整个星期都和马特、毕夫一起创作，但是，到星期五晚上，我们只完成了一半——因此大家同意周末继续。但是我有一个问题。马克的某个亲戚结婚，他对我施加了很大压力要我去参加这个讨厌的婚礼。我对姑娘们说我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