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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有个司机建议我们去试试迈阿密海滩南端的一个叫“渔夫岛”的小岛——那是个与众不同的度假地，你只能坐飞机或私人渡船去那儿。它非常与众不同，迈阿密海滩下雨时，“渔夫岛”可能阳光明媚。博利斯·贝克尔（德国网球明星）在那儿有幢房子。
我们驱车直达堤道的尽头，然后上了渡船——他们核实了我们的登记后才让我们上船。不到十分钟就到那儿了。
尽管价格贵得难以置信，旅馆本身却一点也不奢华——你付钱只是因为它与众不同而且僻静。事实上，它很适合我们——住所更像别墅，如果你带着孩子，有一个厨房就大不一样了。
我们要创作并录制三首歌，因此我们整个白天和大部分晚上都要工作。然后就和迈阿密说再见了。只有爱玛留下来继续做她自己的专辑。梅兰妮。B飞往温哥华和她的男友麦克斯汇合。我们回家：我妈妈、露易丝和利伯蒂去希思罗；我、布鲁克林和马克去曼彻斯特。
4月16日我们回到英国，第二天是我生日。问题是：人到了，但我们的行李没到。像往常一样，为了安全，所有我的东西都是以马克的名义托运的。我无法相信。旋转式传送带转了一圈又一圈，就是见不到我的行李，没有带有马克名字的任何东西，连布鲁克林的童车也没了影儿。我想问，在横越大西洋的飞行之后谁会要这个？
马克说他来处理这事。
几个小时后他打电话来说：有几个包出现了。哪几个？
所有他自己的包，有两个是我的：一个“路易·威顿”牌小手提箱和一个黑色耐克运动包。那是我在迈阿密买的，里面都是布鲁克林的换洗衣衫。“路易·威顿”手提箱里装的是我在洛杉矶给大卫买的棒球帽，我怕它们被压扁了。
几个小时过去了，什么也没有。最后我决定亲自给机场打电话。从迈阿密到伦敦，我们坐的是英国航空公司，但从伦敦到曼彻斯特我们坐的是英国米德兰航空公司。英国米德兰航空公司说，那是英航的错。不，是米德兰航空公司的错，英国航空公司如是说。
“行李肯定没丢，”一个热心人对我说，“你也许会发现它们压根儿就没离开迈阿密。”是的，我的名字叫帕米拉·安德森。
4月17日是我的生日，而我没有衣服穿。听起来似乎很滑稽。但我是那种出门时把什么都带上的人。坐头等舱旅行，很少付行李超重费，而且，即使得付费，这也总比你拉下什么重要的东西强。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都带上。
后来我接到伦敦英国航空公司的一个电话。
又一件行李出现了。马克去取了。是那个该死的童车。
马克做得够多了。既然我现在自己和英航打交道，我就说他该多休息几天——其时他父亲在曼彻斯特住院了。
我生日那天的开心事是去切斯特动物园，离奥尔德里—埃吉大约有四十分钟车程。我谈不上想去——没有衣服穿，什么衣服都没有，除了我在飞机上穿的，还有一件在公寓里挂着的旧田径服；天又下起了雨。但布鲁克林对动物特别感兴趣，他绝对爱动物，即使我心绪不佳，看到布鲁克林玩得开心，也不妄此行了。
但当我们到那儿时，我简直无法相信：门口站着摄影记者，他们告诉我，里面还有五六个。动物园的工作人员烦了不少神，他们甚至为我准备了一只生日蛋糕。他们一直在道歉，并赌咒发誓说没有告诉其他任何人，他们甚至说蛋糕是为另一个人准备的。这种故事听起来耳熟。这不可能只是巧合。一定有人泄露了这个消息。
第二天一切全上了报纸。“再见‘骨感辣妹’”，“你好，‘痛苦辣妹’”。好吧，我确实没有微笑。我没有衣服，没有化妆，我在想，今天就连那些该死的动物都不会出来，因为天一直在下雨。可怜的大卫，他多么希望把我的生日搞得特别些，甚至在公寓里挂满了彩灯来欢迎我回家。
媒体说动物园一半的景观都因我而关闭了，我如何同时使得其他人无法进入——因为“高贵辣妹”想去猴屋，以及我如何得到了优惠待遇。全是废话。十足的谎言。我们像其他人一样到处走走——他们认为我们会做什么？坐着豪华轿车从一个笼子开到另一个笼子前？有些区域是围着的——像猴屋——但是我们是和其他人一起走进去的。
让我发火的是报界居然先到了那里。他们是怎么知道的？我想不通。我给马克打电话。
“马克，你没有对别人提到我们要去切斯特动物园吧？”
“绝对没有，维多利亚。”
“但是，你想想，马克，除了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外，只有你和我妈妈知道。而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发誓不是他们。”
“维多利亚，我以我孩子的性命起誓，我绝没有告诉任何人。”
我真的不想问他，但是，那情形，我能怎么办呢？
无论如何，我还有别的事要担心，比如我的行李。我列了张清单，写下我还能记得的箱子里的东西：我的衣服、布鲁克林的干净衣物、大卫的经纪人整理出来的几份关于赞助合约的传真还有我的歌词本——所到之处我都随身带着这个笔记本，想到什么歌词我都会草草记下来，里面甚至还有一缕布鲁克林的头发。我通常都把它放在随身的行李包里。但因为我要带许多玩具在飞机上逗布鲁克林开心——更不用说还有尿布了——我就把那个笔记本塞进了一个衣箱里。
几天后，大卫在南安普敦有一场客场比赛，因此我就去了伦敦。等我的衣箱出现已经超出开玩笑的限度了。我的体型如此滑稽以至于任何地方都很难找到适合我穿的衣服；至少我知道我妈妈家还有几件能凑合穿的衣服，而且我总可以跟露易丝借衣服。
就这样到了星期六，我一直都在购物以补齐我丢掉的那些，鞋子、袜子、化妆品等等。这件事花了我很多时间。有一些人——像维维恩·威士特伍德——特别热心。她给我补齐了丢失的所有东西，一分钱也没收。
我的手机响了，是乔打来的，在曼彻斯特为我护理指甲的那个姑娘。她告诉我的事可能是我这辈子听到过的最离奇的了。
几天前，她打电话告诉我她收到一个人的电话，那人说，他在希思罗的一辆翻斗车里找到一本笔记本和一张属于我的CD，由于乔的电话号码被草草写在笔记本的扉页上，所以他就给她打了电话。她本以为这就是事情的结果，就告诉他说，如果他真的有这些东西的话，他可以把这些东西寄给她。他叫马克，她把他的手机号码给了我。
因此我试着打过去，什么回音也没有。显然是个恶作剧。
现在乔又打电话告诉我，她收到那人寄来的一个包裹，里面是一本笔记本和一张CD，因为她认出了我的笔迹，她确定是我的东西。给他打电话的时候，我肯定拨错了号码。
那本笔记本就是我的歌词本。从她的描述看，我知道那张CD是那三首样本歌曲，是我在洛杉矶见过的几个歌曲作者写的，由一名试唱歌手演唱。我记不得它们是否在同一个衣箱里。我给还在曼彻斯特的马克·尼波里特打电话，告诉他发生的事。他说乔不该让那个人寄过去，不过，他会让他的一个好朋友去把它们拿回来。
直到此时，事情才终于弄清楚，我的行李其实是被偷了。英国航空公司除了说“丢失”或“发送错误”之外从没说过其他话。这种感觉很糟糕。我的东西被翻了个遍。
我给英国航空公司的那位我一直和她联系的女士打电话，我暴跳如雷，特别粗暴。那天晚些时候，一个家伙，其实是该航空公司的执行董事，回了个电话给我，我对他大发雷霆。可怜的人，也许这一辈子从来没人对他那样讲过话。
说到我的歌词本和CD，那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有点像“马普尔小姐”（推理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中篇侦探小说集中的女侦探）之谜。你不可能就那么在翻斗车里找到一本笔记本和一张CD。我的意思是，它们又不是用橡皮筋绑在一起的。我决定自己给这个叫马克的“翻斗车”家伙打电话。
有时候做个名人会对你有些帮助——这个马克在跟一个“辣妹”讲话时也许会惴惴不安，可能会说漏嘴。
“你好，”我说，“我是维多利亚·贝克汉姆。我只想说非常感谢你把我的东西寄给了我。”似乎现在是奥斯卡颁奖晚会。
然后我就问他是怎么找到这些东西的。他告诉我说他在希思罗有一家废品回收公司，他在一辆翻斗车里碰巧看到笔记本和CD。他家里人让他别牵涉进来，把这些都扔了。
还有一个朋友建议他把它们放到英特网上。但他妈妈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她让他把东西还回去。当然，因为他是个“很不错的人”，他感到非常歉疚，所以决定物归原主。
当他说着这些话时，我嘴上说着“噢，真的吗”、“你想得真周到”这些废话，而心里想的却是：这家伙是个混蛋。
但是我越和善，他说的话就越多，我就越有机会从他口中得到更多的信息。
“那么，不管怎样，”我说，“如果你找到其他什么东西……”
“没有了，”他说。
“好吧，如果有的话。”
“你相信我，没有了。”
“瞧，衣服是一回事，但有一个特殊的东西，是我无法替换的。”
大卫在情人节那天送给我一个镶在银框里的他和布鲁克林的合影，大卫用小刀什么的在边框上刻下了一行字：非常爱你，大卫和布鲁克林。
“它只具有感情方面的价值，”我解释道，“但我和大卫有好多时间都无法在一起度过，因此，如果有人找到它，我真的会非常感激。我把我保镖的号码留给你，万一你找到可以打电话。我真的想找回它。”
“怎么说呢，”他说，“既然它这么重要，我干吗不现在就回去看一下呢。五分钟以后再给我打电话。”
第二十二章 背叛
我等了五分钟，又打电话过去。
“好了，”他说，“我正站在垃圾堆上。”
“真太谢谢你了，让你这么麻烦，它对我真的意义重大。”我对他这么说。而我想的是：这跟垃圾堆有什么关系？
刚才说的还是翻斗车。他编的故事已经有变化了。
严现在我正翻过那堵墙，“他说。又说，”噢，是的，我能看到一个东西在闪光。接着就是是你的照片框。
但没有照片，他说。我说那不要紧。我可以重放一张照片，但那个照片框是无法替代的。但是，他还能看到其他什么东西可能是我的吗？
“没了。”
“你肯定吗？”
但他坚持说没有了。我所知道的是，他只不过是在他家的后花园里乒乒乓乓地翻找着。
他同意将照片框交给马克·尼波里特，他确实做到了。
但后来警方插手此事，他们把它带走作检验。我再次见到照片框是在法庭上。
2000年4月底，足球赛季快结束了。当大卫得知那个赛季的倒数第二场比赛他将不上场时，他没有告诉我，却决定要给我一个惊喜。我和大卫总是为对方准备一些小小的惊喜。
我们经常谈起要再买一只狗。“扑费”和“史努比”都已长成了大狗，非常凶猛的警卫犬——我都不敢把手指伸进新房子那里的狗舍的网眼里。我当然也不会让布鲁克林靠近它们。我真正想要的是一只长满绒毛的白色狮子犬，我们；常说要从动物收容所领回一只来。
因此当大卫告诉我他给我准备了一个惊喜，我肯定那是一只狗。我当然问他了，但他只是笑，那种模棱两可的笑。
但是我确信是一只小狗。因此，那一夜我几乎没睡：半是兴奋——我可以带着它到处逛了——半是害怕：我连一个婴儿几乎都对付不了，我如何能分身去照顾一只小狗呢？第二天早晨，大卫说在他告诉我秘密之前，我们得把他妈妈送到机场——她一直在这儿帮我们照顾布鲁克林。
我们确实去了机场，但我们没去动物收容所，却飞到了托斯卡纳（意大利地名），到了肯纳和南希·贝里（肯纳·贝里为“百代”唱片公司的执行官，南希·贝里为美国维京唱片公司副主席）的家。我们在婚礼前一个星期去过那儿。这就是那个惊喜。大卫悄悄地把我们需要的一些东西预先收拾好，让马克提前送到机场，把它们装上了一架他已经安排好了的私人飞机。几天来他一直在盘算安排一个活动——到某个靠得住的地方，他首先要考虑的是天气状况。他先想到的是迪拜，但接着他就决定那儿对布鲁克林来说太热了。只到昨天夜里，他才最后决定去托斯卡纳。
当我们在比萨降落时，猜猜怎么了？一群摄影记者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