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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国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是自然经济，以家庭为单位，男耕女织，吃的和穿的都自己生产，主要不依靠市场供应。英国向中国输出的呢绒、棉布等很难在中国推销。中国向英国输出的茶叶、生丝、瓷器等，销路旺盛。在正当贸易中，中国总是出超，许多银洋流入中国。
后来，英国商人发现鸦片可以牟取暴利。英国东印度公司就大量向中国走私鸦片。至道光初年，中国对外贸易变成入超，白银开始大量外流。
鸦片，俗称“大烟”，不是正当商品，是毒品。英国政府禁止鸦片在国内销售，却鼓励商贩向中国走私鸦片。鸦片走私不仅赚走了中国大量白银，还助长了官吏的腐败，削弱了清军的战斗力，严重地摧残了吸食者的体质，给中华民族带来严重的灾难。
那时候，清朝最有见识的大臣林则徐上书道光皇帝，请求严禁鸦片。他沉痛地指出：“如果不赶快禁止鸦片。几十年后，恐怕没有能作战的士兵，也没有可以充作军饷的白银了。”兵和银，是清朝维护统治的命根子。这使道光皇帝感到问题严重，就派林则徐到广东禁烟。
1839年3月，钦差大臣林则徐到达广州。他召见十三洋行商人，连续发布渝帖，严厉斥责洋商历年的不法行为，从天理、国法、人情、事势四个方面论证了应速缴鸦片的理由，敦促鸦片贩子缴烟。他同时申明：“此后照常贸易，既不失为良夷，且正经买卖尽可获利致富，岂不体面。”随后，林则徐向朝廷请示获准，宣布：“凡夷人名下缴出鸦片一箱者，酌赏茶叶五斤。”
但是，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指使英国商贩拒绝交出鸦片，并企图掩护鸦片走私头目逃走。林则徐斥责义律的不法行为，下令暂停中英贸易，派兵封锁英国人居住的商馆。义律被迫答应呈缴鸦片。英美商贩陆续交出鸦片一百十一多万公斤。
1839年6月3日，林则徐下令将缴获的全部鸦片，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外国人和鸦片贩子，他们原以为中国人不会焚毁一两鸦片烟，大部分鸦片烟一定会被偷走。可是，他们到虎门海滩之后，只见海滩高处，挖了长宽各十五丈的两个池子，前设涵洞，后通水沟，池周围树立栅栏。林则徐亲临现场，督率官吏工役，先由道沟车水入池，撒盐成卤，将箱内鸦片烟，逐个切成四瓣，投入卤水，浸泡半日；再将整块烧透的石灰抛入池中，顿时池水沸腾，不炊自燃。池边多名役工，各执铁锨，踏上板桥，用力翻戳，促使鸦片烟全部销毁。等到退潮时候，开启涵洞闸门，鸦片残渣全部由浪潮送进大海。最后，工役们又用清水洗涤池底，不留一点残余。那些观看销烟的外国人，不得不对林钦差的认真和彻底，表示敬佩。
虎门销烟是中国人民禁烟运动的伟大胜利，显示了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的坚强意志。领导禁烟运动的林则徐，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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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就在天安门广场竖起一座纪念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英雄的丰碑。碑座四周镶嵌着巨幅浮雕，第一幅浮雕就是虎门销烟。
毛泽东、陈毅“退礼”
1928年4月，朱德与毛泽东会师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蓬勃发展，引起蒋介石的恐慌。这年12月底，蒋介石指令湖南军阀何键为总指挥，鲁涤平、金汉鼎为副总指挥，调集湘赣两省二十一个团约三万人，“会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面对严峻的形势，毛泽东在宁冈柏露村主持召开了军事会议。会议决定：彭德怀军长率领红五军守卫井冈山；乘敌人围攻井冈山，后方空虚之机，由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挺进敌后，采取“围魏救赵”的方式，打破敌人的“会剿”。
1929年2月9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进抵江西瑞金城北六十里的大柏圩，住在王家祠。当天晚上，毛泽东、朱德、陈毅正在油灯下研究作战方案，一位战士进屋报告说，有几个商人送来一包东西，还留下一张字条就走了。毛泽东让战士打开包袱一看，原来是几百块白花花的银洋，一张信笺，上面工整地写着几行字──“红军长官尊启：贵军大驾光临，有失远迎，不胜惶恐，为表薄意，敝商号特奉上银洋四百五，敬恳收下勿辞……”，落款是大柏圩小商号郑某、陈某和曾某。
毛泽东看过信笺，说：“这些商人把我们看成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认为我们红军也会抢他们的商店，侵犯他们的利益。这都是敌人放谣言破坏的结果。我们红军刚到赣南，一定要执行保护商人利益的政策，维持地方正常秩序，把革命根据地建立起来。”
研究完作战方案后，毛泽东和陈毅一行，提着马灯，顶着风雪，赶到大柏圩市镇，经过挨家挨户的寻访，终于找到几家小商铺的老板。陈毅将那包银洋放在桌上，说：“老板，我们是特地给你们退礼来的，这钱请你们收回吧！”“长官，千万别嫌少，我们可以再加点！”看到几个老板慌恐的样子，毛泽东和蔼地说：“老板，这钱我们一个也不能要，请收回吧！”接着，他又耐心地向几位商人宣讲了红军的各项纪律和政策，并用事实说明了红军和白军的根本区别。商人们听完放心了，高高兴兴地收回了银洋。
第二天，毛泽东、朱德、陈毅指挥红四军主力，在当地人民群众的支持下，设伏围歼了尾追之敌刘士毅的部队，活捉敌军团长二人，俘获敌兵八百余人，缴枪八百余支，取得了红四军主力向赣南出击的首次大捷，为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打开了新局面。
战斗结束后，毛泽东派红军战士帮助当地老百姓修理房屋，并亲自到“丰盛”号杂货店赔偿战斗中借用而被打坏的洋油桶和用掉的爆竹，付给老板七十块银元。红军指战员借用村民的门板、禾草也全部退还到各家各户。部队离开大柏圩，踏上征程的时候，村民们包括小商人纷纷前来欢送红军。望着远去的红军，大家异口同声地感叹：“红军好，纪律严明，自古未有。”
毛泽东“还债”
1915年，蔡元培、吴玉章等组织勤工俭学会，以“勤于作工，俭以求学”为目的，号召青年去法国半工半读，并成立华法教育会主持此事。全国各地都有青年前往参加。毛泽东、蔡和森领导的新民学会也动员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人数多时达一千七百多人。但是，赴法勤工俭学要筹备旅费，这对于“身无半文，心忧天下”的毛泽东、蔡和森来说，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1920年春，毛泽东在上海为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学子筹集旅费，曾向章士钊求助。章士钊是湖南善化（今长沙）人，跟毛泽东是同乡。他早年去英国苏格兰大学攻读逻辑学，回国后先后在北京大学、东北大学任教授，讲授逻辑学。辛亥革命后，章士钊曾任《民立报》主笔，南北议和时为南方代表，可以说是一位颇有影响的社会名流。章士钊对赴法勤工俭学很支持，他向上海工商业家募捐，得到一笔巨款，全部交给毛泽东。
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曾与章士钊晤面。毛泽东对章士钊资助湖南学子赴法勤工俭学，表示感谢，章士钊非常感谢。重庆谈判后期的一天，毛泽东会见章士钊，问他：你看形势怎么样？章士钊没言声，在手上写了一个“走”字，并低声说道：“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他的意思是说，重庆是虎穴。不可久留。这充分表达了章士钊对毛泽东安危的关心。
1961年，正是我国经济困难时期。有一次，毛泽东对章士钊说：“共产党不会忘记为她做过好事的爱国人士。当初你援助赴法勤工俭学的那笔款子两万元，是我经手借的，一部分给了去欧洲的同志，一部分带回湖南开展革命活动。”然后，毛泽东又诙谐地说：“现在有稿费可以‘还债’了。”从那以后，每年农历正月初二，总有一位秘书送两千元人民币到章士钊家，一直到1971年，整整十年。后来停了一年，毛泽东发现了，就对身边的勤务人员说：“这个钱不能停，还要还‘利息’呢！”于是1973年春节，一位秘书又送去两千元。这时章士钊已经因病住进北京医院。收到这笔款的时候，他激动得双手发颤，对家人说：“主席想得到真周到，他是要在经济上帮助我，怕我钱不够用。主席怕我好面子，不肯收，故意说是还钱，还利。其实，这笔钱在当时是向社会名流募捐的，我不过是尽一份力罢了。”
毛泽东向章士钊“还债”这件事情，充分说明毛泽东关心爱国人士，非常注重诚信。
名字写在中国电影史册第一页的任景丰
任景丰是奉天法库（今辽宁省法库县）人。他年轻的时候，曾在日本学习摄影技术。后来，他在北京琉璃厂丰泰照相馆当经理。
1895年12月28日，法国鲁米尔兄弟在巴黎一家咖啡馆公开售票放映世界上第一部无声电影──《墙》。从此以后，电影事业迅速发展，不久，电影就传入中国。但是，外国电影的内容不太适合中国人的观赏兴趣，而且片源很缺乏。任景丰想：“靠外国不可能拍摄出中国观众喜闻乐见的电影。要让中国观众享受看电影的乐趣，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拍摄”。于是，他产生了自己拍摄电影的念头。他购置了法国制造的木壳手摇摄影机一架，胶片14卷。他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是京剧《定军山》。
京剧是我们的国剧，深受广大群众喜爱。《定军山》是传统剧目，取材于长篇小说《三国演义》，但情节不尽相同。内容描写东汉末年，曹操手下大将张郃攻打葭萌关。刘备的军师诸葛亮运用激将法，使老将黄忠讨令拒敌。黄忠杀退张郃，又乘胜前进，攻占曹军屯粮的天荡山，斩杀曹军将领夏侯德。接着，黄忠又率一部人马进攻曹军重镇定军山。定军山守将夏侯渊，骁勇善战，擒去黄忠的牙将陈式。黄忠也擒住夏侯渊的侄儿夏侯尚。双方相持不下，商议在阵前走马换将。黄忠故意在走马换将之时，用他百步穿杨的功夫，箭射夏侯尚，激怒夏侯渊，引诱夏侯渊穷追不舍。黄忠将夏侯渊引至荒郊，施展拖刀计，将夏侯渊斩首。《定军山》是我国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谭派”创始人谭鑫培的代表作。在这出剧中，谭鑫培饰演老将黄忠，武打设计精彩纷呈，舞蹈姿势优美动人，充分地表现了古代名将黄忠的英雄气概。
1905年金秋时节，《定军山》在北京大栅栏的大观楼影戏院、西单商场的文明茶园和东安市场的吉祥戏院公开放映，轰动了整个北京城。观众争先恐后欣赏中国电影，当时报纸报道：大有“万人空巷来观之势”，“掌声叫好声不绝于耳”。京剧影片《定军山》的拍摄成功，不仅开创了我国电影事业，而且为京剧艺术搬上银幕进行了成功的尝试。
后来，任景丰又拍摄了《青石山》《白水滩》《金钱豹》和《艳阳楼》等戏曲影片。在中国许多地方放映，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在中国电影史册上，任景丰的名字写在第一页。
任景丰用拍摄电影赚来的钱，在家乡奉天法库创办了第一所初中、高小两级制的学校，为家乡培育有知识有文化的新人。为了缅怀任景丰的高风厚德，他家乡的人们树起一块大理石丰碑，把他的业绩镌刻在上面。
沈葆桢“开山抚番”
1874年春天，日本派西乡从道为都督，率兵侵犯台湾。台湾居民在石门与日本侵略军激战，牡丹社领导人阿禄父子等16人壮烈牺牲。日本侵略军占领牡丹社，大肆屠杀当地居民，并且建造营房，准备长久逗留。
清廷发觉事态严重，急忙任命沈葆桢为钦差大臣，全权处理台湾防务。沈葆桢调动一万大军和大批武器装备，赶赴台湾；日军进退两难。由于英、美、法等国出面“调停”，日军勒索中国白银50万两，作为退兵的条件。
日军撤退后，沈葆桢开始筹划经营台湾。那时候，台湾的土著民族大都聚居在山区；山区人烟稀少，交通闭塞，经济落后。从大陆迁移到台湾的汉族人民，大都居住在沿海平原地区。为防止汉族人民与土著民族发生冲突，清廷有令，不许汉族人民进山。要开发台湾，必须开山修路，安抚土著民族。沈葆桢上奏朝廷，请求废除汉族人民不许进山的禁令，并得到许可。沈葆桢立刻实施“开山抚蕃”的计划。
沈葆桢调动十九个营的官兵，分三路开山。北路以苏澳为起点，沿东海岸南下，经新城至花莲，全长三百多里，所开的这条山路，就是今天苏花公路的前身。南路以凤山的赤山为起点，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