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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于是请他去书房坐。
我因为上午有课，只跟他寒暄几句，就去自己房间准备上课的东西。不一会儿，我从房间出来，本想同他辞个别的，却见父亲书房的门很少见地关着，就想算了，就直接走了。等我上完课回来，母亲伤心地跟我说珍弟要走了，我问去哪里，母亲一下抽泣起来，说：
就是跟那个人走，你父亲同意了——
没有人知道，瘸子在书房里——关着门的书房里——到底跟小黎黎说了些什么，容先生说她父亲至死都不准人问这事，问了就生气，说有些东西是注定要烂在肚子里的，吐出来是要惹麻烦的。但有一点很明确，不容置疑，就是：瘸子正是通过这次秘密的谈话，把不可改变的小黎黎改变得一塌糊涂。据说，这次谈话仅仅持续半个多小时，而小黎黎出来时已经在跟老夫人说给金珍准备走的话了。
不用说，通过这件事情，瘸子的神秘性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而且这种神秘性以后将不断地散发到金珍头上。
金珍的神秘性其实在那个下午，就是瘸子和小黎黎在书房密谈后的当天下午，便开始闪闪烁烁地显山露水了。这天下午，他被瘸子用吉普车接走，到晚上才回家，还是小车送回来的。回家后，他的目光里已藏着秘密，面对家里几个人殷切询问的目光，他久久没有开腔，可以说行为上也露出了秘密，给人的感觉好像是跟瘸子走了一趟，跟家里人已产生了隔阂。过了很久，他在言必称校长的小黎黎的催问下，才重重地叹一口气，犹犹豫豫地说：
“校长，您可能把我送去了我不该去的地方。”
话说得很轻，却是掷地有声，把在场的人，小黎黎，老夫人，容先生，都惊异得无言以对。
小黎黎问：“怎么回事？”
他说：“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现在我想对你们说的都是不能说的。”
把几对已经吃紧的目光又收紧了一层。
老夫人上来劝他：“如果你觉得不该去就不去嘛，又不是非去不可的。”
金珍说：“就是非去不可了。”
老夫人：“哪有这样的事？他（指小黎黎）是他，你是你，他同意不是说你就一定得同意。我看你就听我的，这事你自己决定，想去就去，不想去就不去，我给你去说。”
金珍说：“不可能的。”
老夫人：“怎么不可能？”
金珍说：“他们只要认准你，谁都无权拒绝的。”
老夫人：“什么单位嘛，有这么大权力？”
金珍说：“不能说的。”
老夫人：“跟我都不能说？”
金珍说：“跟任何人都不能说，我已经宣过誓……”
适时，小黎黎猛然拍一记巴掌，站起来，大义凛然地说：“行，那就什么都别说了，说，什么时候走？决定了没有？我们好给你准备。”
金珍说：“天亮之前必须走。”
这一夜，几个人都没有睡觉，大家都在忙着给金珍准备这准备那的，至凌晨四点钟，大东西都准备好了，主要是书和冬天的衣服，捆在两只纸箱里。再准备就是些日常的零零星星的东西，虽然金珍和小黎黎都说有些东西将来可以临时买，无需带的，但两位女性似乎有些控制不住的，楼上楼下地跑，挖空心思地想，一会是收音机、香烟的，一会又是茶叶、药品的，很快又细心而耐心地收满一只皮箱。快五点钟时，几个人都下楼来，老夫人的情绪已很不稳定，所以难能亲自下厨给金珍做早饭，只好叫女儿代劳。但她一直坐在厨房里，寸步不离地指挥着女儿，这个那个地提醒着，要求着。不是说容先生不会下厨，而是因为这顿饭非同寻常，是顿送行饭。在老夫人心里，送行饭起码要达到如下四项特殊要求：
1。主食必须是一碗面食，取的是长寿平安的意思。
2。面又必须是荞麦面；荞麦面比一般面要柔韧，意思是一个人在外要能屈能伸。
3。调味时必须要加酸醋、辣椒和桃仁；桃仁是苦的，意思是酸甜苦辣味，其中酸、苦、辣三味都留在了家里，出去就只有甜了。
4。数量上宁少勿多，因为到时必须金珍吃得滴水不剩的，以象征圆圆满满。
与其说这是一碗面，倒不如说是老夫人的一捧心，装满了美好的祝愿和期待。
寓意深重的面热腾腾地上了桌，老夫人喊金珍快吃，一边从身上摸出一块雕成卧虎状的玉，塞在金珍手上，要他吃完系在裤腰带上，说是可以给他带来好运的。就这时，门外响起来车和停车的声音。不一会儿，瘸子带着司机进来，和大家招呼后，吩咐司机装东西上车。
金珍依然在默默地吃着面，他从开始吃面起就一直缄默不语，是那种千言万语不知怎么说的无语。面已经吃得滴水不剩，但他还是默默地坐着，没有起身的意思。
瘸子过来，拍一下他的肩膀——像已经是他的人一样的，说：“告个别吧，我在车上等你。”回头跟两位老人和容先生作别而去。
屋里静悄悄的，目光都是静的，收紧的，凝固的。金珍手上还捏着那块玉，这会儿正在使劲搓揉着，是屋子里惟一的动。
老夫人说：“系在皮带上吧，会给你带来好运的。”
金珍将玉凑到嘴前，亲吻一下，准备往皮带上系。
适时，小黎黎却把玉从金珍手上拿过来，说：“凡夫俗子才需要别人给他带来好运，你是个天才，相信自己就是你的运气。”说着从身上拔下那支已跟随他快半个世纪的沃特牌钢笔，插在金珍手里，说，“你更需要这个，随时把你的思想记下来，别叫它们跑掉，你就会不断发现自己是无人能比的。”
金珍像刚才一样，默默地亲吻一下钢笔，插在胸前。这时，外面响起汽车喇叭声，只点了一下，很短促的。金珍像没听见，一动不动地坐着。
小黎黎说：“在催你了，走吧。”
金珍还是一动不动地坐着。
小黎黎说：“你是去替国家做事的，高高兴兴地走吧。”
金珍依然一动不动地坐着。
小黎黎说：“屋里是你的家，屋外是你的国，无国乃无家，走吧，别耽误了。”
金珍还是一动不动地坐着，像是离别的愁怅将他牢牢地粘在了凳子上，动不了了！
外面又响起汽车喇叭声，比刚才拖长了声音。小黎黎看金珍还是没动，跟老夫人使个眼色，意思是喊她说句话。
老夫人上来，双手轻轻地放在金珍的肩膀上，说：“走吧，珍弟，总是要走的，师娘等着你来信。”
金珍像是被老夫人的手碰醒似的，朦朦胧胧地立起身，恍恍惚惚地迈开步子，往门口走去，却没有话语，脚步也是轻轻的，像梦游似的走，把家里人都弄得糊里糊涂的，都如梦游似的跟他走。走到门前，金珍猛然转过身来，咚地一声跪在地上，对着两位老人没有犹豫地磕了一个响头，带泪地喊一声：
“娘——我走了，我走到天涯海角，都是你们的儿……”
这是1956年6月11日凌晨五点多钟，就是从这一刻起，几乎像一棵树又像一个传说一样在N大学校园里既沉静又喧嚣地度过十余年的数学天才金珍，即将踏上神秘的不归路。临行前，他向两位老人要求把自己改名叫容金珍，他以一个新的名字甚至是新的身份与亲人们作别，从而使原本已带泪的离别变得更加泪流满面，好像离别的双方都预先知道这次离别的不同寻常。可以不夸张地说，从那之后，没有人知道金珍去了哪里，他随着吉普车消失在黎明的黑暗中，有如是被一只大鸟带走，带到另一个世界去了，消失了。感觉是这个新生的名字（或身份）是一道黑色的屏障，一经拥有便把他的过去和以后彻底隔开了，也把他和现实世界彻底隔开了。以后，人们只知道他呆在某一个地方，这地方的通信地址是——
本市36号信箱。
仿佛很近，就在身边。
可实际上无人知晓这究竟是个什么地方——
【容先生访谈实录】
我曾问过几个在邮局工作的学生，本市36号信箱是个什么单位、在哪里，得到的答复都是不知道，好像这是地球以外的一个地址。开始我们都以为这地方就在本市，但当我们收到珍弟第一封来信时，信在路上走的时间告诉我们，这不过是个掩人耳目的东西。他去的地方可能很远，甚至可能在很远的地方的地底下。
他第一封信是走后第三天写的，我们是在第12天收到的，信封上没有寄信人地址，寄信人地址一栏里是毛主席的一句诗：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是毛主席的亲笔手迹，印成红色。最特别的是，信封上没有始发邮局的邮戳，只有接收局的邮戳。以后，每次来信都这样，同样的信封，同样的没有始发邮戳，邮路时间也差不多，都在八九天左右。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毛主席的诗句被换成当时最流行的一首歌名：大海航行靠舵手，但其他都还一样。什么叫国家机密？从珍弟神秘怪诞的来信中，我多少知道了一点点。
是珍弟走的当年冬天，12月份，有天晚上，外面刮着大风，天气骤然降温，吃饭的时候，父亲突然觉得有点头痛，都以为是着凉引起的，所以他吃了几片阿司匹林后，便早早上楼去休息了。没几个小时，等母亲上床去休息时，发现父亲身上还是热乎的，但人已没了气息。父亲就这样去世了，好像睡前吃的几片药是毒药，好像父亲知道没有珍弟他的课题研究注定要流产，所以就干净利索地结束了自己。
当然，事实不是这样的，是脑溢血夺走了父亲的生命。
喊不喊珍弟回来，开始我们有些犹豫，主要是想他才走不久，单位又那么神秘重要，又那么远——我当时已笃定珍弟没在本市。但母亲最后还是决定喊，母亲说：既然他姓容，喊我是娘，他就是我们的儿子，父亲去世当然要喊他回来。就这样，我们给珍弟拍去电报，通知他回来参加葬礼。
但来的却是一个陌生人，他代表容金珍给父亲敬献了花圈。花圈很大，是葬礼上所有花圈中的最大一个，但我们还是感觉不到安慰，甚至还有些忧伤。说真的，以我们对珍弟的了解，只要他能回来是一定会回来的，他是个非常认死理的人，认定的事他会采取任何方法去做，不会前怕狼后怕虎的。他不回来，我们当然想法很多，不知为什么，也许是来人说的有些话太隐晦，什么以后家里有啥事金珍回来的可能性都很小；什么他们都是容金珍亲密无间的兄弟，他们来就代表容金珍来；什么这个他无法回答我们，那个他不能说的，等等。这些话我听着想着，有时候我会突然怀疑珍弟已经出事了，死了。尤其是看他以后的来信越来越少又短，而且一年年都是这样，老是见信见不到人，我真的越来越怀疑珍弟已不在人世。在一个事关国家安危的神秘又秘密的机构里，生命也许是最容易伟大的，但也是最容易光荣的，而给死者亲属制造人死犹在的假象，可以说就是我们体现光荣常用的一种方式，是光荣的一部分。总之，随着珍弟一年年的不回来，看不到他人，听不到他声，光凭几封信，我对他能不能安然回来已经越来越没信心了。
然后是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跟着是埋在我个人命运里几十年的一枚炸弹也爆发了。一张大字报揭发我，说我一直在苦恋那个人（容先生前男友），因此各种大胆离奇的设想、妖怪的推理相继粉墨登场，什么我至今不嫁就是惟他不嫁，什么爱他就是爱国民党，什么我是国民党的情妇，什么我是国民党的特务等等，反正说什么的都有，说什么都是想当然的，但又是不容置疑的。大字报贴出的当天下午，几十个学生就稀里哗啦地包围了我家，也许是父亲的余威吧，他们只是乌七八糟地高呼大叫，没有冲进屋把我揪出去，后来校长又及时赶来把他们劝走了。这是第一次对我发难，有点点到为止的意思，没太过激的行为。第二次是一个多月后，一下卷来几百人，前面压着校长等好几个当时学校的权威人物，来了就冲进屋，把我揪出去，扣了一顶国民党情妇的高帽子，汇入被批斗的一群人中，像犯人一样的游行示众。完了，又把我和化学系的一个生活作风有些腐化传言的女教师关在一间女厕所里，白天拉出来斗，晚上押回来写材料。后来我俩还被当众剃成阴阳头，完全变成人不人鬼不鬼的，有一天母亲在批斗现场见到我，吓得当场昏厥过去。
母亲躺倒在医院里生死不知，自己又是人鬼不分，这日子简直比在油锅上煎还难受！这天晚上，我偷偷给珍弟写了封电报，只有一句话：如果你还活着就回来救我！是以母亲的名义写的。第二天，一个同情我的学生帮我将电报拿去发了。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