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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堂的电灯一灭，银幕上映出趾高气扬的谷寿夫，由一批军官簇拥着来到雨花台。这时，一批日军士兵正强迫一百八十多个中国难民跪在地上。紧接着，士兵们挥动马刀将一百八十多颗头颅砍了下来。谷寿夫摸着仁丹胡，很欣赏地点点头，又向随来的军官伸出一个大拇指表示称赞，然后扬长而去。
电灯亮了，石美瑜间：“谷寿夫先生！你看了电影，还有什么话要说？”
“无话可说，有罪，有罪。”谷寿夫如重雷轰顶，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竟然在法庭看到了十年前的自己。
“再放映一段纪录影片。”石美瑜说，“是日本随军记者、谷寿夫先生的好朋友伊藤敏松先生拍摄的。”
出现在银幕上的是一个个日军士兵强奸中国妇女的镜头，以及一支日军部队押着五十多个年轻漂亮的中国女人送往第六师团部，谷寿夫马上挑选其中一个，拉着她走进自己的卧室，然后砰地把门闩上的镜头。
放完影片，石美瑜说：“谷寿夫先生！你没有想到这段影片会落在我们手里吗！”
谷寿夫茫然地摇摇头。
这段影片为什么会落在中国人手里？原来，九年前，伊藤敏松在武汉认识了中央通迅社记者李健君。半个月后，伊藤从前线采访回来，因中暑倒在汉口码头，被路过这里的李健君送往医院抢救。谷寿夫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逮捕后，曾托人捎信给伊藤，恳求他将这段影片销毁。
正在这个时候，李健君登门访问他来了。伊藤灵机一动，就将影片交给李健君，以表示他对中国朋友的感激之情。
在一桩桩一件件、铁证如山的事实面前，谷寿夫瞠目结舌，哑口无言，颓然低下头去，俯首认罪。
接着，根据国际《海牙陆战条例》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决战犯的有关条款，由石美瑜宣读了由叶在增执笔写的《对战犯谷寿夫之判决书》。
当他宣读到：“谷寿夫在南京作战期间，纵兵大肆杀害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并强奸妇女和抢劫破坏财产，众证确凿，罪行恶劣！凡此种种，不仅为人类文明之重大污点，即揍其心术之险恶，手段之毒辣，贻害之惨烈，亦属无可矜全，应予科处极刑，以昭炯戒”时，台下的中外记者和听众全体起立，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感谢为中国人民与人类和平伸张正义的法官们！
把别人的生命视为草芥的人，把自己的生命看得最重。尽管谷寿夫早已预料到会有这一天，但真正成为现实，他已经吓得魂不守舍，面无人色，浑身战战兢兢，两脚发软，由两个法警半搀半推押出法庭。
几天后，谷寿夫从一场恶梦中清醒过来，要求见看守所所长文瑞华，在一号囚室他向文瑞华一鞠躬，哀求说：
“恳望所长先生给我解除手铐，一个小时之后再给我戴上。同时恳望给我剪刀和针线。”
文瑞华不解地问：“你想干什么？”
“我想写首诗，留给我的妻子清子女士；想缝制一只小布袋，装上我的头发和指甲，也留给我的妻子。”谷寿夫说，“用头发和指甲作永别物，是我们日本人的传统习俗。”
文瑞华望了望两眼浮肿的谷寿夫，满足了他的要求。
谷寿夫坐在床沿上，用一块硬纸板垫在膝盖上，写了以《赠清子》为题的四句诗：
樱花开时我丧命，痛留妻室哭夫君。
愿献此身化淤积，中国不再恨日本。
这个南京大屠杀的刽子手，最终还是在铁的事实面前认罪伏法，希望以他的死来消除中国人民对日本的仇恨。可是，事隔十多年之后，日本文部省却想翻案抹掉这段历史，这就连谷寿夫也不如了！
接着，谷寿夫将一条白色手帕撕成两半，将一半缝制成一只小袋子，然后剪下十个指头的指甲和三束头发，连同那首诗装入小布袋，再用针线封住袋口。他双手捧着小布袋，面向日本方向跪下去。喃喃念了几句什么，从地上爬起来，将布袋塞进左胸口袋里，伸出两手让身旁的一名法警再给他戴上手铐。
四月二十六日，雨过大晴，大地一片明媚春光。在这一天，一个杀人魔王将带着磐竹难书的罪行从人间消失。上午十一点，两个法警将谷寿夫从看守所提出来，押到监刑室。监刑法官葛召荣对谷寿夫验明正身之后，宣读了执行处决的命令，然后说：
“战犯谷寿夫！你若有话还可以作最后的陈述。”
谷寿夫惨白着脸，低声说：“我左胸口袋里有个小布袋，里面装着我的指甲、头发和一首诗，烦请法官先生用挂号寄往东京都中野区富士町五十三号近藤清子女士收：让我的指甲和头发回归故土。”
他戴着手铐的手摇动了一下：“不方便，有劳先生把小布袋拿出来。”
葛召荣向旁边一个法警使了个眼色，示意他给谷寿夫解除手铐。谷寿夫两手相互搓了几下，从口袋里掏出小布袋，双手捧着递给葛召荣。
“我们一定负责将它寄给你的妻子。”葛召荣将布袋交给一个法警，手指桌上的执行死刑命令：“请在上面签名。”
这种签名实在艰难，加之两手被铐得酸痛，谷寿夫的签名如同鬼画符。
葛召荣说：“你想喝什么酒，吃什么菜，要大米饭还是要馒头，我们尽量满足你最后的要求。”
“什么都不想吃了。”谷寿夫说罢，又面对日本方向跪下去，连磕三个响头。
两个法警给谷寿夫来个五花大绑，在他背上插块“处决南京大屠杀主要战犯谷寿夫”的木质斩标，将他押上一辆红色刑车。
当刑车由前后各五十辆武装摩托车开道和压阵，经中山路、中华门驶向雨花台刑场时，沿途人山人海，欢声雷动。十年前，谷寿夫在南京砍倒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今天，站起来了的中国人要怒斩谷寿夫！
“血债要用血来还！”“伟大祖国万岁！”的口号声，好像一阵阵滚动的雷声，又像是雷雨和暴风雨期间大海的怒吼声，此起彼伏，惊天动地！
中国人民怒斩了谷寿夫，刺伤了三个监审官的脑神经。当天晚上，赫伯特气急败坏地打开从东京带来的小型无线电收发报机，与麦克阿瑟通话：
“报告最高总司令！在中国，我们三个监审官无法开展工作，一致要求返回东京！”
麦克阿瑟一惊：“什么，什么，无法开展工作？你们都要求返回东京？都回东京不行！不过，赫伯特先生可以回东京一趟，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出了问题，我正在处理一件棘手难办的事。详细情况你不用在电话里说了，你来东京之后再向我报告。”
14。一批要人出庭作证
国际法庭出了什么问题？说来话长。
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日，美国参议员伯纳德在国会发表题为《战后美国之劲敌》的演说中说：“战后美国及自由世界之最大敌人是以苏联为首的共产党执政国家。对付这样的敌人在不排除武装进攻的前提下，应多从特殊的政治手段、外交手段、经济手段、文化手段进行渗透。行使上述特殊手段，当务之急是培养一批高水平的间谍人员。我为这种渗透取个新名词，叫做冷战。”同年五月，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发表的富尔敦演说，对伯纳德提出的冷战大加赞赏：“妙极了，冷战！冷战，能够帮助自由世界冷静地思考问题，进而想到了冷箭，冷却，冷面，冷眼，冷处理，冷加工，实在是妙！”一九四七年三月十日，杜鲁门发表国情咨文，提出新殖民主义纲领。咨文宣称：“美国有领导自由世界，援助某些国家复兴的使命”，“以防止共产主义的渗入”。“面临战后特殊的国际环境，伯纳德参议员先生提出的冷战政策，应为美国之基本国策。”紧接着，美国资产阶级政治理论家李普曼在美国报刊上连续发表六篇鼓吹冷战的文章。杜鲁门的国情咨文发表七天后的三月二十日，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发表《警惕冷战》的讲话，号召社会主义阵营保持高度警惕。从此，冷战一词开始广泛流行。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八日，美国政府出于冷战的需要，由国务卿贝尔纳斯写信给麦克阿瑟。他在信中说：“一场冷战已经开始，我们认为，从宽处理日本战犯，同样是进行冷战的特殊手段之一，也就是在战犯的处理上要与苏联针锋相对。”
麦克阿瑟马上就如何从宽处理日本战犯问题，与基南进行研究。基南的意见是，对已定为甲级战犯嫌疑犯起诉的四十多名被告，至少有一半人不能定罪；在押其他战犯嫌疑犯也要无罪释放一批。麦克阿瑟问释放多少人？基南说至少要释放一半，也就是四千多人。
这时，麦克阿瑟最宠爱的女秘书良秀子，正在隔壁房间里为麦克阿瑟处理来信。麦克阿瑟和基南交谈释放战犯的事，她听得十分清楚。五天前，麦克阿瑟的妻子已回美国看望重病的母亲，为他与良秀子厮混提供了更多的方便。这天午饭后，麦克阿瑟来到良秀子的卧室，把良秀子抱在怀里时，良秀子踮着脚，吻着麦克阿瑟的脸颊，悄声问：
“你们准备无罪释放一批尚未经过预审的在押战犯？”
“对你不保密，但你必须保密。”麦克阿瑟的一只手己伸向良秀子高高隆起的胸脯。
“我要求将我的在押亲戚都释放。”
“等会儿你把他们的名字写给我。”
两人厮混过去，良秀子穿上衣服，拿出纸笔，写了八个人的姓名。他们是关东军朝鲜军管区第一百十一师团长饭沼守和第一百十九师团长盐泽清宣，驻新加坡第十方面舰队司令官福留繁，驻缅甸第十八师团长中永右二郎，驻泰国独立混成第二十九旅团长佐藤原八，驻新几内亚第十八军司令官安达二十三，驻棉兰老岛第三十五军司令官铃木宗作，驻印度尼西亚独立混成第二十六旅团长岩部仲雄。
“他们是你的什么人？良秀子小姐？”麦克阿瑟边看名单边问。
良秀子说：“饭沼守、盐泽清宣、福留繁三人是我的表哥的亲戚，中永右二和佐藤原八是我的表叔，安达二十三是我兄嫂的舅父，铃木宗作是我姐夫的父亲，岩部仲雄是我的姑父的弟弟。”
麦克阿瑟沉思片刻，说道：“安达二十三不能释放，因为他指挥日军进攻新几内亚时，杀害了美军、澳大利亚军和新西兰军俘虏三万二千多人。还有铃木宗作也不能释放，他与已枪毙的原日军第十四方面军总司令山下奉文犯有同样的罪行。巴丹死亡行军，山下奉文是罪魁祸首，铃木宗作是主犯之一！”
“我把一切都交给了您，这一点情面也不能给！”良秀子紧紧抱住麦克阿瑟，“您不同意释放安达二十三和铃木宗作，我现在就离开您！”
“你真的要离开我？”
“真的。”
“那我就枪毙你。”
“能够死在心爱者的枪口下是幸福。”良秀子从他的手在她臀部上的两拍中知道他的口是心非。
他又拍了拍她浑圆的臀部：“就凭你这句话，我同意释放安达和铃木。”
这八个罪犯释放之后，许多人悄悄携带金条和金器来找良秀子。恳求她在麦克阿瑟面前说情释放自己的亲人。送上门来的金条和金器不能拒绝，但又感到不好再在麦克阿瑟面前进言。经过一番矛盾的对立统一，她干脆以麦克阿瑟的名义给基南打电话，先后释放了一百三十八名罪犯。到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日为止，加上麦克阿瑟亲自批准释放的罪犯近二千人。
然而，尽管这些罪犯是不声不响释放的，但纸终究包不住火。
四月二十六日上午，中国法律代表团派向哲浚携带战犯提审单，前往巢鸭监狱提审日本驻台湾军第六十六师团长中岛吉三郎、独立混成旅团长村田定雄进行预审时，典狱长阿尼斯看了提审单，淡淡地说：
“在我的记忆里，一百五十六号囚室、二百八十五号囚室没有关押这么两个人。你们是不是把姓名写错了，向先生！”
“没有。”向哲浚说，“中岛吉三郎是一九四六年三月被逮捕入狱的，村田定雄是同年五月被逮捕入狱的。我们查了，他们分别被关押在这两间囚室里。”
“噢！记起来了，这两个罪犯因病被保释监外治病去了。”阿尼斯搪塞一句。
向哲浚说：“我们也查了，保释监外治病的战犯名单中没有这两个人。”
这时，阿尼斯的助手特伦茨走过来，煞有介事地拿起提审单看了看：“典狱长记错了，保释监外治病的没有中岛吉三郎和村田定雄，这两个人于上月的一个深夜越狱逃跑了。”
阿尼斯顺水推舟：“监狱里关押着几千人，的确记不清楚了。”
“中岛吉三郎和村田定雄越狱逃跑，你们怎么没有向国际法庭报告？”向哲浚多思虑的两撇眉毛往上一挑，“一定是你们把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