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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震端坐在代表团团长办公室那张皮垫转椅上。与其说是满腔愤慨，不如说是被无情的痛苦折磨着。由于国家的不强盛，从鸦片战争以来长达一个世纪的岁月中，祖国累遭帝国主义者侵略和欺凌，日本投降了，抗日战争胜利了，他与四亿五千万同胞一样欢欣鼓舞，扬眉吐气。然而，现在，中国仍然被人瞧不起！屈辱的民族心理，低落的民族情绪，又像沉重的阴云笼罩着他，使他喘不过气来。
他将那纸连看过三遍的委任状沉沉地放在办公桌上，缓缓站起开始发福的身躯，拖着像灌满了铅似的两条腿，在房间里踱了几步，然后肃然站立在悬挂在墙壁上的那幅秋海棠叶子似的中国地图面前。他感到它是那样神圣，心中涌起一股远离故乡而强烈思念母亲的激情。
这股激情，如同地底下的熔岩，随时会喷出炽热的岩浆来！他决不允许祖国的尊严受到挫伤。谁歧视和鄙视他的祖国，他就与谁斗到底！
他拿起委任状走到门口，对在外面房间办公的秘书史兴楚说：“小史！你把这纸委任状送给喻参谋长看看，然后在全体工作人员中传阅，一个小时之后在会议室开会研究对策。看来，这是一场力量的拼搏！”
小史并不小了。他二十二岁毕业于清华大学哲学系之后，在商震手下工作十四年了。但他在五十四岁的商震面前还是小字辈。史兴楚感到他的后一句话很有分量，沉沉地点点头。是的，一场力量的拼搏不可避免了！
人类社会不外乎由三种力量支撑着，即暴力、财富和知识。这三种力量的层次，暴力属于低级，财富属于中级，知识属于高级。暴力的施展，财富的聚敛，都得依靠有着神奇力量的知识。日本疯狂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靠的是第一种力量；许多国家对日本进行经济封锁，靠的是第二种力量；全世界人民最后战胜日本法西斯，从根本意义上讲，靠的是第三种力量，麦克阿瑟之所以目空一切，只因为手中有四十六万军队，只因为美国比较富裕，拥有前两种力量。而商震他们，驻军只有一个师，中国又比较贫困，但他们有着由执著维护祖国尊严而产生的左右逢源的智慧；拥有知识，就能够创造一切和战胜一切。
喻哲行与商震是保定同乡，二十一岁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之后，先给商震当文学秘书，一年后改任副官。因与商震心心相印，五年后陡然让他当了师长。快四十岁的人了，仍保持着年轻人的脾性。他看了那纸委任状，禁不往“咚！”地一拳头击在办公桌上，随即吐出四个字：“欺人太甚！”他的感觉如同自己脸颊上被人狠狠打了几记耳光。他牙关咬得很紧，真想咬碎点什么！他仿佛是为了驱赶眼前的伤感似的，狠狠地在烟灰缸里捏灭了正燃烧着的半截香烟，他从眼前的这纸委任状，联想起两年前自己由商震手下的一名三十七岁的军长，接受集团军总司令委任状的情景；从那时起，他就感到自己有使不完的劲。他知道自己之所以想起这件事，是受一种冲动的支配，要在军事代表团这个特殊的岗位上，以特殊的手腕辅佐商震搏斗一番。
他这么想着，起身走出他的办公室，将那纸委任状退还给史兴楚，然后去见商震。
一个小时之后。代表团的近四十名工作人员，围着一张铺着大蓝色桌布的条形长桌，就坐在东西各两排座位上。
会议室北面墙壁上悬挂着孙中山的半身画像，画像下方挂着一幅中堂，上面是由书法家于右任书写的，孙中山临终时断断续续说出来的一句话：“和平奋斗救中国”！悬挂在南面墙壁上的是一幅中国地图。
商震说：“如果我们不对日本政府新任命的外务、海军、陆军三个大臣进行坚决的抵制，就有愧于长眠于九泉的国父孙中山先生，就有愧于伟大的祖国和祖国人民！我们要设法把这三个人从日本内阁大臣的宝座上拉下来，给日本政府以震慑，让他们的头脑清醒清醒，不能无视中国代表团的存在。出于同一个道理，也是让麦克阿瑟的头脑清醒清醒；谁都知道他是日本的太上皇，币原出任总理大臣是经过他首肯的，这三个大臣的任命还能不请示他！”
他的话像调节光束焦点的聚光灯，把同仁们头绪纷坛的思想集中到了一点。
商震接着说：“上月，在密苏里号舰上举行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前夕，我国的徐永昌将军和苏联的迪利比扬格将军，曾就吉田、米内和下村在日本内阁任职一事，向当时的东久迩宫首相提出口头抗议，他表示向天皇和麦克阿瑟反映。现在，居然还让这三个人在内阁继任原职，我们能做软骨虫吗！”他望了望坐在他左边的喻哲行，“我们该怎么办？请喻参谋长发表意见。”
喻哲行说：“下面，我负责传达商司令长官的意见。”
商震插言说：“我已说过，司令长官已是过时的官衔，如同过眼云烟，请大家都称我商先生。”
“我老是改不了口。我向商先生学习，以后也请诸位称我喻先生。”喻哲行笑笑，“好，我传达商先生的意见。第一，请诸位集中时间和精力，力争在今天晚上，把这三个人在中国的犯罪证据查阅清楚，并整理出书面材料来；第二，按照国父遗嘱中说的：‘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也就是联合其他驻日代表团，特别是苏联代表团，与麦克阿瑟斗。”
商震的助手之一王锡钧说：“报告商先生和喻先生！档案室的几个同志从抵达东京的当天晚上开始，夜以继日地将从国内带来的五大捆日本侵华罪证史料大致阅读了一遍，已将史料编了号，并以每个犯罪人为单位写了卡片。因此，只需两个小时就可以把这三个人的犯罪事实写出书面材料来。”
商震很高兴：“很好！感谢档案室同志的通力合作。你们辛苦了！”
喻哲行接着说：“由于诸位所知道的原因，我们与麦克阿瑟的斗争只能暗斗。这次斗争有所不同，可以说是半明半暗。这是中国代表团进驻日本之后的首场决战，只能获胜。否则，麦克阿瑟他们就不会把我们看在眼里，以后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就无真理可言，无正义可言！”
上午九点五十分，苏联代表团团长迪利比扬格、参谋长谢列诺维奇，菲律宾代表团团长阿基诺、参谋长托尼斯，领着各自的汉语翻译来到中国代表团驻地。
商震和喻哲行知道，菲律宾虽然规定泰加洛语为国语，但政府文告和主要报刊却使用英语，因此，他们领着俄语翻译苏文源和英语翻译施崇民，在会客室接待四位将军。
商震已知道对方的来意，故直截了当地说：“我和喻将军计划先去拜会迪利比扬格、谢列诺维奇两将军，然后上四楼拜会阿基诺、托尼斯两将军，正准备行动，四位将军却来了！面对日本政府委任的三个大臣，你们一定带来了好对策。”
托尼斯说：“我们不请自到，说明我们三个代表团之间的心心相印！”
阿基诺接过托尼斯的话头说：“也是同心同德。尽管日本政府和麦克阿瑟将军这样做，是有意与苏联和中国作对，但菲律宾被日本侵占达三年之久，也深受其害，所以，我们坚决站在苏联和中国一边。”
商震很激动：“谢谢菲律宾代表团的支持！”
迪利比扬格说：“至于说到好对策，中国代表团一定考虑得很成熟了，请中国朋友说说。”
于是，喻哲行将查阅和整理吉田茂、米内光政和下村定在中国的犯罪事实，以及联合代表团与麦克阿瑟斗争的设想说了一遍。
“好啊！我们三个代表团想到一起来了，这叫做‘英雄所见略同’。”谢列诺维奇说，“日本侵犯我国的张鼓峰事件和诺门坎事件，米内是决策者之一。有关这方面的罪证，我们负责提供。”
迪利比扬格建议将这三个人的罪证材料打印若干份，分送各代表团，相信会得到他们的支持的。他接着说：“罪证材料后面怎么落款？”
商震说：“我们想好了，署上‘中国原陕甘宁边区抗日根据地提供’。”
阿基诺不解地问：“为什么不写由‘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提供’？”
迪利比扬格说：“他们有为难之处。”
“哦，噢！”阿基诺似懂非懂地望着商震。
迪利比扬格考虑到米内的罪证材料上有张鼓峰、诺门坎事件，有关他的那份材料上落款可加上“苏联驻日军事代表团”字样。他接着问：“三份材料送不送给麦克阿瑟将军？”
“应该送，让他知道他支持的是些什么人。”商震说，“对日本政府的抗议书，也应该送给他一份。”
“中国代表团是否在抗议书上署名？”谢列诺维奇问。
“署名。”商震说，“因为斗争矛头不是直接对着麦克阿瑟将军的，我们可以署名。”
“好吧！我们来表演一场指桑骂槐戏。”托尼斯轻松地一笑。
这时，王锡钧送来了吉田、米内、下村的罪证材料。
“中国朋友的工作效率如此之高，令人钦佩！”谢列诺维奇回头对彼尼斯基说，“你回代表团督促一下，要档案室快点把张鼓峰、诺门坎事件的材料提供出来。”
商震将材料浏览一遍，然后要苏文源用俄语、施崇民用英语念一遍。
有关吉田茂的罪证有四条，前三条是他任安东、济南领事和任天津、沈阳总领事期间，他写给时任日本首相的田中义一的十二封信的摘录。他在这些信中说，中国东北、华北都是膏腴之地，盛产小麦、棉花、羊毛，并有丰富的煤、铁、盐等资源，这些都是日本急需的军用物资。掠夺这些物资的手段是：第一步，日本先以与中国合资开矿、办工厂、办学校、办洋行、办银行等方式，让日本人进入这两个地区；第二步，以保卫日侨为由，再派军队进入；第三步，在适当时候，进行武装侵占。田中义一和他以后的内阁，完全采纳了吉田的意见。第四条，揭露一九二八年五月三十日，吉田以军事顾问名义赴济南，与时任日军步兵联队长的冈村宁茨等人制造济南惨案，屠杀中国军民五千六百余人，国民党政府派蔡公时为特派交涉员，带领十六名外交官与驻济南日军司令部交涉停战事宜，吉田和冈村等人竟然将蔡公时的两只耳朵割掉，然后将他们全部处死。
“他们公然违反不杀使者的国际准则，如此野蛮和残酷，实在令人发指！”迪利比扬格说。
阿基诺说：“吉田茂是地地道道的刽子手！”
这时，彼尼斯基送来了两份材料，迪利比扬格看过后，由精通汉语和英语的彼尼斯基分别用汉语、英语念了一遍。
米内曾在一九三八年一月的一次日本内阁会议上说：“苏联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是人类的公敌，北进苏联是日本的主要国策之一。因此，我极力主张在张鼓峰、诺门坎两地对苏联发起攻击，也就是伸出两只触角，试探一下苏联布防在两处的军事虚实，为以后的全面进攻苏联作准备。”
米内在中国的犯罪事实是：他任日军第一舰队司令官的两年中，在中国沿海地区进行过三十八次骚扰，共夺走轮船一百二十多艘、渔船五百六十艘，屠杀中国军民一千八百九十多人，抓走青壮年渔民五万六千多人，被送往日本做劳工。米内三任海军相期间，不仅参与卢沟桥事变的策划，而且积极支持和扶植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一九四○年一月出任首相到七月倒台的半年内，先后纠集日军发动进攻南宁、包头、绥远、五原、宣城、信阳、冀东地区、确山、粤北地区、枣阳、襄阳、樊城、宜昌、晋西北地区、鲁中地区等大小八十五次战争，屠杀中国军民三万九千多人，烧毁房屋五千八百多栋，抢走粮食十九万五千多斤。
“米内罪行累累！”商震说：“我国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就是在抵抗日军进攻枣阳的战役中，于一九四○年五月十六日上午殉国的。”
谢列诺维奇说：“还让这样一个法西斯分子出任海军相，是对苏联和中国明目张胆的挑战，是对其他驻日代表团的蔑视，我们决不能等闲视之！”
下村定在中国华北地区的所作所为，更是罪大恶极。据不完全统计，他在华北三年多时间里，发动大小战争二千五百余次，除使中国军队造成一百五十八万余人的伤亡外，由他下令屠杀的军民有二万八千多人，其中有一百八十五人被定为“好战分子”而被活活剐死！经过这二千五百余次战争，使四百五十多个村庄成了废墟。与此同时，他们还抓走青壮年四十七万六千余人，其中二十一万二千多人送往中国东北地区，其余送往日本从事繁重的劳动。
阿基诺说：“让下村定出任日本陆军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