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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格林中尉就领着那几个押送的美军进来要人，我们便将他藏到军官队去。那些美国兵让我们排好队一个一个辨认，没找到，又跑到军官队去找。军官队有四个帐篷，大家挤来挤去，中国人在他们眼中长得又很相似，最后只得作罢。但从此美军押送中国战俘路过“71”时就特别警惕了。
1952年的新年来到了。
我们这些被关押在远离祖国万里之外的孤岛上的儿女们带着对祖国的无限思念，迎来了这个充满苦难的新年。预见到未来的艰险岁月，地下党支部决定组织两个大队的新年“团拜”，以鼓舞斗志。
一清早我们这200多名“死硬共党分子”冒着凛烈的寒风，站在广场上唱起了国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啊，我们的国歌多么像是专为我们而谱写的啊！我想起了小时候唱这支《义勇军进行曲》时的抗战激情，过了这么多年竟仍要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当年抗日，现在抗美，我们的民族竟如此多灾多难！我的眼睛模糊了。
当魏林同志代表党支部致新年祝词，鼓励大家团结一致准备好作更艰苦的斗争时，我觉得他的声音越来越远，好像是来自北京，来自天安门…
我多么想知道就在这一时刻，北京是怎样欢庆新年的？那些正在放鞭炮的孩子们是否知道为了他们的和平生活，人们付出了何等巨大的代价…
1952年的新年过了不几天，就在我们“71”大门口演出了一幕惨剧。
14名从釜山伤病医院押送来巨济岛的尚未痊愈的伤病难友，停在大营门前。双手拉住铁丝网坚决要进“71”。高大强壮的美军硬要拽他们进“72”。这些伤病难友用拐杖拼，用牙咬，誓死反抗，都被美军拳打脚踢，一个个倒在公路上。
我们在里面大声喊叫，咒骂，却无济于事。眼看着难友们被硬拽进“72”去，不少人失声痛哭，大家纷纷要求支部想一切办法救他们。一想到他们将在“72”受到折磨，大家心都碎了。
党支部决定举行绝食斗争，坚决要求美方把他们送过来。我把给菲茨泽拉尔特的抗议书写好，和孙振冠一起到联队部送给格林中尉，井请他转告菲茨泽拉尔特，我们宁肯饿死也要救出这14位难友。
第一天，伙房停伙了，美军没有理睬我们。第二天，送来的粮食蔬菜堆在小营门口没人去取，我们动员大家躺着休息准备长期绝食。难友们开始还想走动、说话，到第三天都躺下了，但没有一个人喊饿。
格林中尉开始几次来叫我劝大家吃饭，他说他将努力去争取把那14名战俘调过来。我回答他：大家决不会进餐，除非见到我们那些被拖进“72”，现在已生命垂危的难友。
第四天下午，“71”、“72”大门同时打开了，14位难友互相搀扶着被送了过来。我们从“床”上爬起来，激动地争着去拥抱他们，完全忘记了饿得肚皮贴后心的痛苦。
晚上唐乃耀同志叙述了他被拉进“72”后的遭遇。当他把衣服脱下来，大家都被他背上那几块被烙伤的血红色烙痕和翻起来的被烧焦的肉皮惊住了。多么残忍的叛徒，多么坚强的战友啊！
而唐乃耀包扎了伤口，第二天就要求和我们一起开夜车写那份血的控拆书—《致国际红十字会的愤怒揭发信》。
丁先文拼死来到“71”
1月中旬的一天，丁先文难友被美军主动地送到了“71”，这使我们很感到奇怪。他脖子上缠着厚厚的渗血的纱布，脸色蜡黄，一走进来就要往下倒，我们赶紧扶住了他。从他断断续续的嘶哑的叙述中，才知道他是在医院坚决要求来“71”遭到拒绝后，被迫用刀片割了脖子，经输血抢救才送来的。
大家深深被感动了，当晚专门为他召开了欢迎大会。在会上他吃力地叙述了他怎样和张达、张光甫、王云生等难友在团参谋长杜岗领导下秘密组织起了“回国小组”开展斗争，又怎样被叛徒告密，他和张达被整得死去活来，后美军检查卫生时发现他们已奄奄一息，才被送到医院。
他特别痛心地汇报了杜岗同志的情况：杜参谋长被抓后痛斥了叛徒的罪恶行径，坏蛋们便恼羞成怒，将他吊在帐篷顶上毒打，门牙都打落了，至今仍在“72”受非人折磨。
他说到这里已发不出声。停了一会儿，他鼓起力气喊了声：“党啊！我回来了！”就昏了过去！
丁先文难友后来担任了回国支队的纠察分队长，负责一个分号的内部保卫工作。尽管他在起义的95军里当过国民党兵，却对集中营里那些国民党特务、叛徒极为厌恶，他在旧军队挨打受骂，太了解这些人了。他用以死相抗的实际行刻赢得难友们的信任，后来又被吸收为地下党员。
菲利浦
在“71”，除了格林中尉外，我还不止一次见到另外一个特殊的美国人—菲利浦。他约有一米八的个子，身材匀称，碧眼金发，年约40开外，穿的不是军装而是一身笔挺的米黄色或浅蓝色西装，风度十分潇洒，说一口相当流利的中国话，能够自由出入战俘营。菲利浦每次来“71”都是先找魏林、孙振寇、马兴旺，对他们象老熟人一样握手拍肩。
我们到“71”不久的一天，他来了。当地从军官队来到战士队见我正趴在床上校对一份英文稿，便弯下身来用中国话对我说：“我可以看一下吗？”
我是第一次见到他，不禁吓了一跳，从被俘后还没见过着平民装又会说汉语的美国人呢！我转过身来把信稿递给他看。
他迅速地读了一遍，指着一个地方自言自语地用英语说：“这儿好像写错了！”我站起来也用英语说：“那就请你帮我改正吧！”他仔细地看了我一眼，便掏出笔来，改写了一个更恰当的单词，然后又用汉语说：“总的来看写得不错，你的英语水平不错嘛！你叫什么名字？”
我告诉了他。他便伸出手来用英语说：“原来你就是张翻译，我早听说过你的情况了。咱们交个朋友吧！”
我很勉强地握了一下他的手，他觉察到我的疑虑，便自我介绍道：“我叫菲利浦，是美联社记者，常驻巨济岛专门采访战俘营新闻的！我和你们的魏林、孙振冠已经是老朋友了！”
我说：“您一定够忙的，战俘营的新闻太多了，每天都有打伤打死人的事，不知您采访到没有？”
“我今天来，就是想通过你们了解更多的情况嘛。”他笑笑说。
“主要情况我们都写在这封致菲茨泽拉尔特上校的公开信中了。”
“我看过了，里面的大部分事实我都知道。我愿帮助你们直接送给上校。以后有其他类似信件我也可以效劳。”
“非常感谢！我是否可以表明我的如下想法：您既然是位记者，能否请您对战俘营的各种非人道现象给予公正的报道？”
他马上说：“我是很憎恶那些变节者的丑恶行为的，我已不止一次对总管上校建议要严厉管束他们。我还愿尽我的可能去减轻这种不道德行为的后果，你们军官队140多人就是在我的努力下，从‘72’分家出来的，这一点魏林他们可以证明嘛！”他脸上一副受了委屈的样子。
我笑着说：“这一点他们已向我说过，您做了件好事！那就委托您把这封信交给司令官吧！您最好是能够发表这封公开信！”
他接过信说：“我一定亲自交给菲茨泽拉尔特上校，至于公开发表，你知道决定权并不在我这个普通记者手里。”
临走，他忽然说：“怎么管理当局连桌子、椅子都不给你们，这怎么写字办公呢？我去替你们提要求。”
我用难以相信的眼光看了看他说：“那就太感谢了！”
事后，我把和菲利浦的谈话向孙振冠做了汇报。老孙分析说：“他决不是什么普通记者，据我们估计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高级特务，他对我们表示的友好，很像黄鼠狼给鸡拜年。我们要对他提高警惕，但又不妨利用他的伪装替我们干点事，你给他将了一军，这很好！看他还有什么表演吧！估计桌子会送来，以证明他的‘关心’。”
有意思的是第二天格林中尉果然派人送来了一张方桌四个凳子，还有纸笔墨水。我们再不用趴在地上写字了。
我再一次感到老孙确实不愧为我军的教导员（在部队叫他“小老兵”），他的政治洞察力和政策水平是我所不及的，尽管当时他不过24岁。
两天后，我们从操场上拾到一块包有信纸的石头，信上用英文写着：“你们的团政委被敌人从釜山押来，关在‘72’军官队受折磨，尽快设法把他要到‘71’去。”
我们立即向司令官写信，要求将“王芳（即赵佐端）上校”和“杜岗中校”送“71”。我们在信中明确指出：“如果他们被叛徒整死，您将负全部责任。”我们估计那个情报是人民军战友得到消息后，托伪军中的自己人扔进来的。
几天后，当菲利浦再来到“71”时，我们把赵政委和杜参谋长的处境告诉了他，并把我们写给司令官的信给他看了。
老孙对他说：“这是两位我们被俘人员中级别最高的军官，如果出了什么问题，美军恐怕不好交待，而叛徒们为了讨好主子却很可能整死他们。”他赞同地点了点头。
老孙又说：“我们不希望为了挽救他们而被迫再次绝食。这对贵国不会有好的影响。”
他终于说：“你们放心，我想总管上校会明智地处理这件事，我也愿再次替你们转达你们的要求。”我们表示了感谢。
次日，我们在“71”迎接了赵政委和杜参谋长，他们都是我们团的团首长，我最熟悉的领导人，见到他们那被折磨得异常憔悴的面容，尽管他们笑着，我心里却在流泪。
当晚我们开会庆祝这一重大的胜利，我们的团一级领导干部都挣脱了叛徒控制来到“71”，我们的领导力量大大增强了。
我们的“宣传队”表演了《钢铁战士》和歌剧《刘胡兰》片断以及活报剧《蒋家班垮台》。马友钧竟然拉起“胡琴”伴奏。那把“胡琴”是用耗子皮晒干后蒙在铝筒上制成的，而铝筒是从帐篷支柱的接头上锯下来的。在我们这块“红色根据地”里，能人多着哩！
那天我们演出的水平虽然不高，但演员的那种激情，观众的那种心情却是人间少有的。
当我们的“独唱演员”——军文工队队员余国藩唱着：“数九那个寒天下大雪，天气那个虽冷心里热，我从那前线转回来，胜利的消息要传开…”没唱完大家就使劲鼓起掌来，难得的笑声震动着铁皮屋顶飞出了铁丝网。
第十章 反对血腥“甄别”
审查中国战俘“自杀”案
1942年的春天来到了巨济岛，从南边海上吹来了暖风。三月初，草就被吹绿了，它们在铁丝网边上的乱石缝里倔强地向上伸出头来，贪婪地吸收着阳光，甚至开出小花来。我的那些年轻战友常低头徘徊在它们身旁，有感于它们那顽强的生命力。然而，春天并未给战俘集中营带来希望。原86联队部翻译安宝元同志通过住院坚持要求来“71”被允许了，他汇报了在“86”敌人的恐怖统治日益加剧的情况，大家听了更加不安。他还说高化龙翻译已经去了医院，不打算回“86”了，联队部只有书记长郭乃坚仍在坚持。看来，形势更加严峻了，由于板门店的和谈僵持着，美方更加紧在战俘营内推行它的强迫战俘背叛祖国的政策。
叛徒们根据其主子的指示加强了战俘营内的法西斯恐怖统治和对战俘的政治陷害、人身折磨。我们通过医院不断听到在“72”、“86”集中营内难友们奋起反抗和狗腿子们残酷镇压的消息。愈来愈多的人被强迫在身上刺上了反动标语，从在手臂上刺上“反共抗俄”、“杀朱拔毛”直到在前胸后背上刺上“青天白日”。愈来愈多的人被强迫在“要求去台湾的血书”上签名盖手印，甚至被强迫写“绝命书”：“再不送我去台湾，我宁愿自尽…”
3月初的一天上午，“C。I。D。”的布莱克中尉忽然坐吉普车来到“71”，他要我为他担任翻译，一起去审查一件在中国战俘中发生的“自杀案”。
我被他带到他的办公室，要我先译出一封“绝命书”。
那是写在两张被揉皱了的烟盒上的一封“给蒋总统的信”，大意如下：
“我是一个受共匪奴役、为共匪卖命的受苦人，是联合国军救我出了苦海。我日夜盼望着蒋总统派人来接我去台湾，等到现在不来接我，共匪的板门店代表还要强迫我回大陆，我只有一死报效党国！蒋总统万岁！”
铅笔字迹很潦草，我坐在中尉的办公桌前辨认了半天，正要拿起笔来翻译，布莱克问我想喝红茶还是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