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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军官大队的帐篷正对着“71”，当他们被押到铁丝网边的厕所解手时，被“71”的同志认出。我们当即向新上任总管杜德将军写了抗议信，要求立即将他们送来“71”。同时我们每天早午晚三次集中在操场上唱歌，以鼓舞他们坚持下去。
有一次，我一眼认出了被两个狗腿子押着上厕所的姜瑞溥。他的脑袋肿得很大，我几乎认不出他来了。我心痛极了，高声地喊：“瑞溥，坚持下去，我们已向美军指名要你们过来！”
瑞溥听了一下子向铁丝网边冲过来，狗腿子们追上去，只两脚就踹得他在地上打滚。我们大家一起猛喊：“不许打人！你们还是不是中国人？你们这些疯狗，你们不得好死！”
一些狗腿子围上来用不堪入耳的下流话和我们对骂；另一些继续踢打姜瑞溥。我的心被撕裂了，气得我跑回屋里蹲在地上抱着头痛哭了一场。
1981年4月27日，在北京，我和瑞溥在他那只有十平米的家里聚会，纪念我们“蒙难三十周年”。我回忆起这段往事，他双手扶着头说：“你知道那时候我想什么吗？你越是喊我，我越难受。我真希望那铁丝网上通得有电流，我好撞上去杀身成仁！”我们好久都说不出话来，后来我拿起杯子和他碰了杯，把杯中的苦酒一饮而尽……
反对血腥“甄别”
4月6日下午，格林中尉忽然亲自来找孙振冠。我问他有什么急事？他说：“快叫你们孙少校到？72‘去见联军司令部派来的贝尔上校，他将在那里召集你们各中国战俘营的代表，宣布有关你们遣返的重要公告。我负责保证孙少校安全返回’71‘。”
我立即到军官大队向赵政委他们汇报。赵政委马上召集了党委紧急会议，研究这是真有其事，还是敌人玩弄阴谋。不少领导担心老孙的安全。
老孙说：“敌人要扣留我用不着搞这个鬼，而且扣我还不如扣赵政委有用。估计是确有其事，大家不用担心我，我去了会见机行事！”
我随他到了联队部，我要求格林允许我和老孙一起去。他摇头说根据命令各战俘营只去一个代表。老孙劝我放心留下，便随同格林沉着地往“72”走去。
我见大门外果然排满了吉普车，还有一个排的卫兵，一个顶上装有喇叭的广播车。看来确实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
“难道和谈真成功了？要宣布战俘遣返了？我们能回国了？”想到这里我的心狂跳起来，“老孙你快开完会回来吧！”我返过身来，看见我们所有的战友都拥挤在小铁丝网里面，眼巴巴地踮起脚向“72”大门望着。
时间随着心跳一秒一秒地过去，终于（其实只有约半小时），“72”的大门开了，几个狗腿子把老孙从“72”大门里推出来。老孙涨红着脸回到“71”，我没敢问究竟，陪他急忙往回走。突然空中响起了高音喇叭的汉语广播声音：“战俘们，中国战俘们！”我们惊得停住脚步，全世界似乎都停止了呼吸而陷入死一般的沉寂。
接着喇叭又响了起来：“现在广播联合国军的重要公告。联合国将在两三天内对你们全体进行志愿甄别，愿意回大陆的将予以遣返；不愿回大陆的将送去台湾。这关系到你们终生前途，你们要认真考虑，在甄别前千万不要跟任何人讲。对不接受甄别的少数中共战俘，所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你们自己负责。”
听完广播大家都懵了，想等着再听一次。
广播又再次重复，忽然对面“72”喊声大作，我看见许多提着棍子的败类，正疯狂地吆喝着：“回去！都给我滚回去！”挥棒驱赶着已经拥出帐篷来听广播的无数难友。接着在他们的帐篷里、广场上到处响起敲打碗盆的噪声，广播声被淹没了。但在我们这边还能继续听出大意来。
我们都回到房子里，军官队也都过来了。老孙站着眼大家讲了贝尔上校召集开会的情况：
“72”、“86”、“70”的代表都在场，贝尔故意说：“板门店中共代表态度非常强硬，一定要求无条件交换全体战俘。联合国军为了和平，正考虑是否答应中共要求！”这引起了叛徒们好一阵叫嚣，喊口号誓死不回大陆！然后贝尔才说：“不要吵了，联合国军正是考虑到战俘的志愿，决定在二三天内进行一次审查甄别，以保证按照大家的个人志愿，自由遣返。”尽管我立即站起来严正声明：根据日内瓦公约战俘应全部交换回国。美国作为签字国应当严格遵守日内瓦公约，应无条件遣返所有朝中战俘！我们坚决反对搞什么审查甄别。但贝尔根本不认真听完我的发言就宣布散会。刚才的广播大家都听到了。下一步怎么办，请大家等我们研究个初步方案再征求意见！
接着，党委委员们退出去召开紧急会议。大家都不愿离开，静静地挤在一起等候党委做出决定。
半个小时后，老孙回来传达党委的三项决定：
一、立即赶制一面五星红旗，准备好在开始甄别时升起来，号召“72”的难友们在甄别时敢于表达回国志愿。
二、立即联名向杜德送去紧急声明，提出我们的具体要求。
三、我们将拒绝接受“审查甄别”，同时，到时候将声明我们全体一致要求回归祖国。
老孙讲完之后，问大家有无补充修正意见，会场先是沉静了几秒种，然后爆发了十分热烈的掌声！
我们紧急行动起来：我和黎子颖、何平谷、吴孝忠、张济良一起起草和翻译出给杜德的紧急声明，曹明、南阳珍则带几个战士队的同志负责赶制国旗。
黎子颖先根据党委指示，用中文起草了信件，提出了下列具体要求：
（1）在各集中营重新向全体战俘宣读公告内容。
（2）立即将“72”、“86”、“70”各集中营的俘虏官加以隔离审查；由我方最高军官王芳上校前往各战俘营在无干扰情况下向战俘们进行解释说明。
（3）从现在起美军应在集中营内外日夜巡查警戒，防止流血事件。
（4）立即将下列有生命危险的四百八十人（名单附后）送来“71”，以保证其安全。
草稿经党委审定后，立即由书法工整的何平谷、吴孝忠加以誊清。我和张济良同时动手翻译。当天晚上八点钟，我们将给杜德的紧急信件，中英文各一份送给格林中尉，请他尽快转送杜德将军。我对他说：“在此关键时刻，为了减少中国战俘的死亡，务请您立即送去。”
格林接过信，用手掂了掂，便去打电话给司令部，请杜德的副官来“71”取信。
巨济岛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
我们回来时，吴孝忠已向值勤的伪军交涉好，用几条军毯换几大瓶红药水和奎宁丸来“治病”，伪军答应于明天凌晨送来。曹明也已经和钟俊华等几位难友，把军用防雨布变成了一幅白绸子。他们先把雨布放在炉子上烤热，再用帆布使劲一点点擦去橡胶，变戏法似的将雨布变成了白色的尼龙绸。
4月7日，太阳躲进了厚厚的云层，浓雾从海上爬出来笼罩着巨济岛。“71”和“72”表面上都极为安静，上午10点钟美军的广播车又开来广播了公告，“72”又是一片喊叫声和敲打饭盆的嘈杂声，接着广播车又开走了。
我们估计当天下午可能开始甄别审查，便加紧制作国旗。雨开始下起来，公路上出现了装甲车的隆隆声。为了防止美军闯进来，我们增派了室外监视哨。在屋里，白绸子被曹明用红药水染红，还有一块则用奎宁水溶液染成鲜黄色。几位难友趴在地上根据回忆画着五个星星的大小与位置，然后用小锯片磨成的小刀裁剪出五个五角星来，又用浆糊粘在了红旗上。
有人说：“应该用针缝上才不怕风吹掉呢！”于是，曹明又拿出他自制的针线。这时，军官队的战友们几乎都过来了，都想看看这面亲爱的五星红旗，都想去缝上一针。
赵政委建议大家排好队轮流上去缝一针。旗子被摆在房子中间，大家肃静地等着开始。凄风苦雨在室外呼啸着，仅有的一盏灯摇曳着，照着这群面容憔悴苍白但意志弥坚的中华儿女。
赵政委第一个走上去，跪在国旗旁为五角星缝边，有人带头唱起了国歌。政委艰难地站起来又跪下去，捧起一只旗角亲吻起来。在低档的国歌声中我听见了哽咽声，我自己忍不住流出了热泪。
难友们一个个怀着对祖国的热爱，对祖国的敬仰，对祖国的思念，对祖国的忠诚前去跪着缝旗、吻旗，呜咽声更大了，歌声、哭声和着风雨一起飘向远方。
啊，祖国，你听得见我们在地狱里的呼唤吗……
那天下午没有美军来巡查，我们松了一口气。当天夜里，曾德全等几位比较有力气的战友在风雨掩盖下悄悄地在操场上挖着埋旗杆用的深坑。地面极硬，又无工具，实在难挖，随即改成将三个空汽油桶紧靠一起，在桶里装进石块、土块，三个桶的空隙中将立起旗杆。岗楼上的探照灯几次穿过雨帘照过来，他们急速趴在泥水里不动，回屋时已成了泥人，大家赶忙为他们擦身换衣。军官队的战友则将卸下的帐篷支柱用铁丝绑成一根长达十余米的旗杆，这一夜大家几乎没有合眼。
从对面“72”集中营传来的一阵阵狗腿子们的狂喊，难友们的惨叫彻夜不停。我们“71”的战友们愤怒之极，轮流冒着雨到外面对“72”高唱革命歌曲、喊口号，激励难友们坚持住。
1942年4月8日凌晨，雨逐渐停了，“71”地下党委决定，天一亮就升起巨济岛的第一面五星红旗。
钟俊华、何平谷被指定去升旗。天刚亮，先是军官队10名战友抬起系好绳子的旗杆冲出去，把旗杆在三个汽油桶之间立起来又迅速填进砂石固定好。钟俊华、何平谷又冲出去站在汽油桶上把旗在绳上系好，等着升旗。
岗楼上的美军好像睡着了没有动静，值岗的南韩军人在外面还傻瞪着眼。全体战友迅速集合到旗杆下，军官队副大队长骆星一站上士坡指挥大家齐唱国歌。鲜红的旗帜在海风中，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慢慢地升上了杆顶，骄傲地飘扬起来。
这时，岗楼上的美军像是刚弄清了怎么回事，大喊起来：“降下旗子，你们这些混蛋！快降下，否则我要开枪了。”
在公路值岗的南韩军人也跟着喊叫起来，同时拉响了枪栓。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吴孝忠走上去用日语向那些南韩军说：“根据日内瓦公约，战俘有权利保留自己的信仰和升自己的国旗。”
南韩军看了看岗楼上正在用机枪瞄准国旗的美军，蛮横地嚷着：“不行，你们再不降旗，我就开枪。”
吴孝忠拍着胸膛说：“你敢！你要开枪就朝这里开吧！”
岗楼上的机枪响了，南韩军人也扣动了扳机，吴孝忠同志捂着肚子倒下去！任贵全、孙长青战友也倒在了血泊中！国旗上洞穿了一串机枪眼。
难友们愤怒了，一些同志跑去护理伤员，许多人在地上寻找石头准备反击。马兴旺营长振臂高呼：“大家不要动，共产党员站到前面去掩护群众！”于是，党团员迅速出列拉起手围起一道人墙，《解放军进行曲》的歌声更加响亮，敌人似乎被自己的枪声吓住了，暂时沉寂下来。
老孙在我旁边大声对着我耳旁喊：“泽石，你赶快去找格林要救护车！”
我转身朝“71”联队部跑去，我看对面“72”的帐篷外面站着好多好多难友在仰望着那面不屈的五星红旗，狗腿子们提着棒子不知所措。
格林正在联队部里来回转圈。见我去了，急问：“你们怎么搞的，死了人让我怎么交代！”
我也焦急地说：“请您先打电话要救护车吧！有三个人倒下了，晚了就不行了！”
他急忙拿起电话往医院里打，我又跑出联队部去看国旗。机枪又响了起来，机枪子弹将旗杆打得木屑横飞，终于系旗绳被打断，旗子慢慢地飘落在保卫它的人丛中。
三个重伤员被战友们用雨布做的临时担架抬到了联队部。我跑向吴孝忠，见他脸色煞白，就伏身问他：“孝忠，孝忠，你伤着哪里了？”
他努力笑了笑，喘着气说：“大概是肚子打穿了，不要紧。”我赶忙扭过脸去不让他看见我的眼泪。我又跑过去看了孙长青，他的左腿被打断了。
这时，大门外响起了汽车声，我忙回身去和格林一起打开大门。两位美军护士给伤员做了包扎，大家七手八脚急忙把伤员抬上了救护车。鲜血一滩滩留在大门口，它那殷红的颜色多么像国旗上的红色啊！
上午10点，几辆卡车和一队美军开进了第71集中营，带兵的上尉对我说：“奉杜德将军之命，前来审查甄别。”他指着几个穿军装的黄种人说：“他们会讲中国话，将由他们来审查，请把你们的人排�